从贫困到辉煌：雅尼印象
雅尼（Yanni Chrysomallis），1954年11月14日生于希腊的卡拉马塔，他是全球闻名的偶像派作曲家和演奏家。
我是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城他的音乐会结束之后见到他并与他合影的。在那个音乐会上6000多名观众几乎全都站了起来随着他的音乐舞蹈，美国观众激动时常常如此。许多百老汇歌舞剧演出过程中也是全场舞蹈，但Yanni这位大众梦幻情人给了大家更愉快的享受。在《Yanni在无线电音乐城》的这场晚会中，除了他着了魔似的电子钢琴混合音乐迷住了大家外，他还不时停下指挥与弹奏，与观众交谈，回答问题。当时，有观众说：“请谈谈您的爱情生活！”“请谈谈您的童年时代！”……他都微笑地一一作答。演出后他和一些朋友一起交谈今后的打算。当他看到我时，招着手向我喊：“你是中国人吗？”我点点头。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的梦想是像雅典卫城演出那样，到北京紫禁城去做一场演出，这个梦想就要成真，欢迎你那时候去！”他原来是这么平易近人，虽然我没有去紫禁城看他的演出，但他的笑容一直留在这张照片上，留在我记忆中。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重新回到他那崎岖不平的音乐之旅。你相信吗？为了音乐，他曾经穷得每天要为饿肚子担忧？他身无分文，靠借债度日？
1995年，2000年，2004年，我三次去希腊群岛及雅典卫城，我抚摸着卫城的古老砖石，上面仿佛跳跃着雅尼的音符。我驱车来到爱琴海边，我如此熟悉每一个希腊岛屿，那里的熏风仿佛也在吹奏着雅尼的《今夜不眠》，我听到一位音乐情人在耳边呢喃：梦想吧，路是靠梦走出来的……我对雅尼如此衷情与我的儿子也有关。
1993年儿子刚3岁时，有一天PBS正播放雅尼在Acropolis（卫城）的演出，小安德鲁瞪着大眼睛一边看一边手舞足蹈。只要我一转到其他电视节目，他就“哇”地又哭又闹，一回到雅尼演出的节目他就又笑又跳。后来我买了录像，我们家从此后就经常充满了雅尼潇洒的长发，性感喉结，白色衬衫，在弹奏指挥着他那像希腊星空一般迷人浪漫，像雅典卫城那样深邃神奇的音乐。雅尼成了全世界女人的梦中情人和小安德鲁心中的音乐神话。
雅尼8岁时就喜欢弹钢琴并创作出各种旋律，18岁时他怀着梦想到美国上大学，21岁时取得心理学士学位，但他抛弃了向“心理医师”往上攀登的阶梯，两手空空重新回到他的音乐世界，直到加入了一个摇滚乐队在夜总会演出。从那里出发——即他21岁大学毕业到39岁在雅典卫城举办首次音乐会，整整18年的漫长道路，他常常为动荡的生活、不稳定的微薄收入和“明天怎么办”而发愁！身无分文和向人借零花钱是常有的事，但他坚持着，在他的简陋小屋中做“梦想工厂”的努力——他在大学里就开始运用电子合成器和钢琴来做出新的音乐效果，一直到他在音乐王国里四处漂泊游荡，饱尝饥寒和碰壁的痛苦，他的头脑仍在构思、创作，直到苦难岁月喷发出的灵感使他创作了《直到最后一刻》、《想象之钥匙》和《激情倒影》等今天的世界名曲，他的天分才被世人瞩目。
那天，一个头披长发，不修边幅的希腊小伙子与伦敦交响乐团合奏的《雅尼——雅典卫城》实况震撼全球，他并且成了一位比他大10岁，富有的好莱坞女明星的男友和情人。欧美报刊这样评价他：“开先河的新世纪现代音乐王子。光芒万丈的太阳，骑士的优雅，诗人的浪漫，哲人的深邃，古希腊的典雅，美国的奔放，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淋漓酣畅，全球巡演之处，欢呼如山，犹如拿破仑骑着电子钢琴征战全球……”
而雅尼对这一切怎么想的呢？他那天在无线电音乐城的演奏会上说：“我把这一切，献给养育了我的希腊小村庄——卡拉玛塔，也许是海水和浪潮的声音，给了我一个梦想——我愿意重新在那里躺下，倾听宇宙可能有的一切美好的声音……”
现在，我在雅典卫城——在空空荡荡几乎不见人的断壁残垣中完成这篇文章——这里见证了一个海边乡村希腊男孩的足迹。
“还等什么啊？”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圣西门。每当仆人清晨把圣西门唤醒，总是按照主人的要求说：“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快起床吧！”
侠骨柔肠——“欧元之父”蒙代尔
罗伯特·蒙代尔生于193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现代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也是举世公认的“欧元之父”。1999年，他在斯德哥尔摩金色大厅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证书。
“我刚提出欧元理论时，许多同行认为我是个疯子。”蒙代尔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们坐在59街纽约川普大厦内的约翰乔治餐厅里。他看上去70出头，精神焕发，染了一头醒目的金发，和一个年轻中国女孩——他的助手，及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共进烛光晚餐。昨天，蒙代尔在电话中问我：“我可不可以带一个中国女孩，我的助手一起来共进晚餐？”我立即说：“当然可以！”
现在，73岁的蒙代尔，50出头的我和长得挺秀气的20出头的山东姑娘，我们三个人在《欲望都市》中常出现的法国餐厅中聊天畅谈。这家餐厅的法国老板约翰·乔治把这个饭店的中国分店开到了上海外滩3号4楼，面对着灿烂夺目的浦江夜景，我变成了他这家餐厅的“飞行客户”。他有时笑着讲：“我带着法式鹅肝酱在上海纽约之间飞来飞去。”我介绍蒙代尔认识了身穿雪白制服，英俊潇洒的约翰·乔治，这位来自法国的餐饮巨头迎面就问蒙代尔：“请您指教，哪一天欧元才能带给欧洲真正的繁盛呢？”
不过，自伊拉克战争后，蒙代尔的“欧元论”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欧元成了欧洲与美国抗衡，让欧洲经济更独立的有力武器。欧元理论也拉近了欧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距离，使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进昂贵的欧元市场。我是在不久前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春节招待酒会上初遇蒙代尔教授的，在这之前我已在各种美国媒体上看到蒙代尔在国际金融界为中国人民币价格稳定辩护的许多演讲和论文。他的演讲充满中国情结和煽动性，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的演讲比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讲话对西方世界更有影响。我本人是外贸进出口代理商，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噩梦”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如果人民币升值20%，我们手中20%的工厂可能垮台，升值50%，那么50%的工厂可能就要关门！我很想听听蒙代尔教授对此的“前瞻性见解和良方”；另外，我也想就中国上海2010世博会以及纽约商界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听听他的建议。我发了一份E-mail给他，问他是否有空在周六共进晚餐？他立即给我回了个电话，热情允诺。他人很诚恳，那天准时前来，我们边喝法国葡萄酒，边畅谈，他说：“我喜欢中国，我十年前曾去中国人民大学演讲，那时我就爱上北京啦！”他问我在美国的经历。我讲了从北大荒兵团到四十美元自费来美留学的经历，他年轻女助手突然叫起来：“你一定是周励吧，我看过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老天，我最不希望人们认出我来，我觉得身心的自由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我是许多纽约餐馆的常客，万一有人认出我，我再也不会去那家餐馆。不过这个晚上我很开心，因为这位女孩一直很害羞，现在她像遇到一个熟悉的老友，变得很轻松、活泼。她的英文很好，平时为蒙代尔当翻译和助手。蒙代尔在上甜点时面颜沉重地讲：“我去过中国许多贫穷的地方，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把土地长期地、比如讲100年租给农民，这样他们就不会向着城市流动了，农村就会出现美国这样的农场主——只有农民富起来，农业和农村兴旺起来，中国才真正有希望。”听口气很像**总理呢，很令我感动。
他还讲人民币如果从现在的1∶8变成1∶6，那么一大批中国工厂就要破产，因此在目前阶段汇率稍稍升个5%或4%是最佳选择，“我会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为人民币相对稳定、为中国持续繁荣而呼吁奔走。”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他像是替亲人治病一样急迫和焦急。我多么希望中国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像蒙代尔教授这样的真挚朋友啊！
他听我介绍中国上海2010世博会后，立即提出一个方案，希望在世博会上举行一次全球国际货币改革研讨会，由他来发起组织。他向我要了一些白纸，立即写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日本等20个主要货币国家，看上去他的雄心是想在全球统一货币。如果你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上，当然想用一样的货币，全球统一货币，穷人拿统一的最低工资，富人则征收统一的财富税。
让非洲和美国用同一货币吗？是的，这就是他的另一个“发疯”的设想。
我觉得他是个劫富济贫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特殊智商的梦想者——谁能想到，也许50年之后，世界真的会出现同一货币？
我突然想：在使用同一货币时，能不能搞一个统一宗教呢？人们可以信仰一个上帝，那么宗教战争就消灭了，像“欧元”带来欧洲和平一样，也许“世界元”能让地球真的变成和平乌托邦？
这就是我们在曼哈顿晚餐上谈的话题，谈得很认真。
“我喜欢中国。”他讲，“中国是最能让我兴奋的国度。”不久后，他领取到了北京永久绿卡，成了第一位外国市民。戴相龙也特聘他为天津市经济顾问。他请我将他的关于在2010世博会期间召开世界货币改革会议的建议转达给当时的上海世博局局长周禹鹏副市长，我答应了。
两周之后，我们三人又一起前往林肯中心欣赏歌剧《奥兰朵》。
在歌剧休息期间，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情人节（2月14日）当天的《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孙家山煤矿矿灾的报道，这次矿灾死了189矿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讲：“这是一场噩梦，实在太悲惨了。”对比周围的灯红酒绿，极尽奢华的纽约夜生活，简直无法想象大洋彼岸中国矿工的命运竟然同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矿工》中的悲惨世界一样！可现在是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年代啊！我看到蒙代尔眼睛里满是泪花，和**总理下矿井慰问时流出的热泪一样。在元宵节那天，我含着泪水在灯下写作到凌晨3点，写成了一篇英文小说《矿工之梦》，我通过E-mail发给了他。他很快回信讲：
“朱莉亚，非常感谢你写了这篇真实感人的矿工故事与我分享……我深深被你的描写感动，心灵受到震撼。”
再三思考后，我决定不把稿子发给《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杂志。作为一个对祖国怀有深情的中国人，我不愿让美国人看到这些遥远的矿山煤窑的惨剧，以及大难临头时那些揪心撕肺的呼喊。我只是祈祷上帝：让惨剧再不发生，再不发生……
我很少在美国人面前提起中国煤矿，但是罗伯特·蒙代尔不同，他是北京市民。我有一次讲：“蒙代尔先生，在您发明统一货币之前，如果能发明一个和谐改革良方，使中国能根除此类频繁灾难，就好了。”
通过我的联系，2005年4月，时任世博局负责人的周禹鹏、周汉民在衡山饭店会见并宴请了蒙代尔。双方一起讨论了2010世博会期间召开全球货币峰会的可能性。他希望得到世界银行与中国央行的认可，把这次会议搞成一个有学术意义的“纪念碑”。周副市长向他赠送了2010世博徽章，我们在午宴上不时哈哈大笑，他惊讶周市长的英文，“为何这么棒？”原来世界这么小，周市长在纽约大学学习过，他的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生，可能还上过蒙代尔教授的经济学课呢！第二天我们又参加了在浦东香格里拉饭店召开的启明诺贝尔论坛，蒙代尔指着他特制的大挂图，滔滔不绝地谈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灾难性危害。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表示反对，他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必须坦然面对世界公平竞争，他的声音和美国参议院的一些声音很相像。
幸亏我们有蒙代尔！
这位在林肯中心歌剧院幕间休息为中国矿工的命运唏嘘流泪的老人，让我看到了一颗比诺贝尔奖更珍贵的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