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曾经是当代文学的主力军，也是能够受到特殊待遇的宠儿。革命历史题材因此也就在充分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革命叙事。而革命叙事的模式成为了革命历史题材成功与否的关键。当然，所谓成功与否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比方到了今天，我们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于是过去被认为成功的作品今天则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我们今天就非常忌讳谈革命历史题材了，即使要谈的话，仿佛也必须要以一种反讽、颠覆的姿态，必须要以一种彻底否定的立场。虽然在这样一种大的写作趋势的带动下，小说完全突破了过去的革命叙事所形成的一些模式和思维定势，使我们对历史的表现变得丰富多样，也挖掘出过去被我们所忽略的许多东西。但是，这种写作趋势带有明显的偏激观念和情绪化倾向，从而使我们从一开始对待革命历史就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公正的反思，进而将历史的革命内涵几乎是全盘加以否定。它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就在于对于革命叙事以及与革命叙事相关联的启蒙叙事这两大叙事传统的轻视和贬值。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的经验，更没有真正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认真对待。我们所保留下来的只是，顺应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转化成的主流文学。我以为如果认真对革命叙事传统进行整理，加以承继和发展，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主流文学一种单一的样式。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由革命叙事进入到后革命叙事。在一种新的叙事潮流面前，旧有的叙事很可能就凝固在书本里，成为一种知识考古的对象。
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文学叙事的力量，因为一种文学叙事就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那种曾在文学主潮中成为强势的文学叙事，它会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在无形中影响着今后作家的写作。革命叙事对于当代文学创作而言就具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说刘玉民的长篇小说《过龙兵》有所成功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成功正是得益于革命叙事对于作者思维无形中所发挥的力量。《过龙兵》基本上属于反映家族史的传奇式写作。通过家族的命运来重述历史，是当代作家用以消解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模式的方式之一。《过龙兵》通过年、卓、展三个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五十多年的命运遭际、爱恨情仇，反映了历史的宏大叙事对于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虽然只是以胶东半岛的一片乡村为舞台，但作者试图将五十年的革命历史浓缩在这个舞台上。过龙兵是胶东沿海的一种海洋现象，大群的鲸鱼会从海面上列队游过，形成壮丽宏伟的景观。以海洋为生的渔民们自然会很看重这种自然现象，并由此生发出特定的民俗或传说。当刘玉民将这种海洋现象作为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象征性和寓意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当年擅长写海写渔民的作家邓刚也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说，但他的小说是叫“龙兵过”，邓刚借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观着意挥洒他的诗意般的想象，将小说写得充满浪漫气息。但在刘玉民这里，过龙兵只不过是他对当代革命历史的一种感叹而已。过龙兵的壮观正是革命叙事所追求的效果。刘玉民应该属于基本服膺于革命叙事逻辑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骚动之秋》就是以革命叙事的方式处理当代农村改革的生活素材的。但从《过龙兵》中明显看到刘玉民并不满足于《骚动之秋》带给他的荣誉，而是要突破《骚动之秋》的写作，寻求新的路子。《过龙兵》就是刘玉民尝试创新的结果。《过龙兵》所要反映的是建国几十年的历史命运，这完全可以纳入到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范畴之中，但在主观上作者有意放弃了革命叙事的逻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后革命叙事的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学思潮的认同和借鉴，比方说，以家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来表现历史，这是后革命叙事中被广泛运用的模式，而陈忠实的《白鹿原》被认为这一模式的代表作。刘玉民也许很赞赏这样一种认知历史的思路，所以他在《过龙兵》中不仅突出家族斗争的作用，而且试图通过对家族斗争的强化来清算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伤害。刘玉民甚至认为，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过龙兵》中，这种历史认识的主题通过一次在美国举行的“中国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节很鲜明地表达出来。在几位同学的争论中，作者明显是推崇智新的观点。智新说，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论激烈程度还是残酷程度，都并不亚于非洲的部族大屠杀，把阶级和家族（种族）观念，作为阻碍改革开放深入的最大阻力不无道理。我以为如果以这种观念去反映中国的革命历史，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小说的情节发展并不是完全在印证这样的观点。这就在于作者还保留着对革命叙事的认同，他的写作逻辑会跟随着革命叙事的逻辑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从而修正了后革命叙事中的某些偏激的历史判断，肯定了革命者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的历史功绩。这就构成了《过龙兵》对待革命历史的内在矛盾，在有些情节的设置上，明确体现出作者的批判意图，但当情节继续发展下去时，你又感觉到它逐渐背离了作者的批判意图。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恩格斯深刻指出了巴尔扎克在创作中的内在矛盾，即他的政治立场与他的现实主义方法所构成的矛盾。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也部分地体现在刘玉民的《过龙兵》上，这就是说，革命叙事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刘玉民避免了以某种极端的观念去改变历史和人物的正常轨迹的恶果。
在后革命叙事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化用革命叙事的精神资源，以我的阅读范围来看，铁凝的新作《笨花》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功的例子。《笨花》明显不同于铁凝以往的写作，铁凝以往是从身边的生活寻找素材，这部小说则是进入到历史。她写河北一个乡村的历史，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风云写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去写一个乡村，应该说是革命叙事最擅长做的事情。我曾认为，铁凝在文学史上具有一种开创性的意义，这就是她的写作始终是尝试着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统一到她的笔端。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两大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处于对峙的局面。宏大叙事又突出体现为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铁凝将这两种叙事融为一体的企图，一方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思想僵化的积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意义的消解。铁凝的这部作品关涉到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对于建立在伦理关系上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说，家族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乡村史，因此家族斗争模式在表现中国乡村史时显得比阶级斗争模式更能触及到中国乡村的本质。家族斗争模式是后革命叙事对于历史的一种主要叙事模式，它也是一种宏大叙事。《笨花》自然也没有放弃家族的视角，向家和西贝家的家族命运串起了笨花村的图景。但铁凝并没有强调家族斗争，而是把家族的日常生活理解为乡村的历史，而在通过家族的日常生活表现历史精神的过程中，有意化用了革命叙事的精神资源，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
但不可否认，后革命叙事在摆脱偏激和情绪化之后，逐渐走向成熟，它可能为文学拓展一片进入历史的崭新的视野。严歌苓的写作大致上可以归入这一类。如她最近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通过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来表现中国革命对乡村情感的冲击和影响。乡村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主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必须面对广袤的乡村。这也决定了作家们多半是以启蒙的姿态去对待乡村尤其是乡村的妇女，于是文学中的乡村往往是苦难的、愚昧的。拯救乡村的任务非常艰巨。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当然要写到苦难，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她七岁时就死了父母，跟着逃黄水的人群逃到了史屯，才被孙家收为童养媳。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她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也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当然，事实上严歌苓的小说并没有拒绝意义，在她的对生活充满了品赏和体悟的兴趣中，也就彰显出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她对寡妇王葡萄就是非常欣赏的，她以快意的、鲜亮的语言讲述着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王葡萄十四岁就成了寡妇，但这并不妨碍她理直气壮地生活，也不妨碍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她的生存哲学是以民间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她的公公是她的最重要的老师，启蒙课就是从洗衣服开始的。公公教她有人要考她的德行，所以衣服里有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还不懂事的王葡萄从这里不仅学到了德行，也学会了怎么应事、怎么做人。当然这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突出表现在她救出被枪毙的公公，并将公公藏在地窑里一藏就是一二十年。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坯子，严歌苓却消解了它的传奇性，把它纳入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中，这样一种处置方式，就使得主人公王葡萄的快乐自在的民间生存哲学更加强壮。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处置方式，但我以为严歌苓还是有些浪费了这个传奇式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窑洞里，只有公公与守寡的媳妇两人之间的交流，生与死，爱与恨，统统都在这个窄小的世界里压缩折叠，如果严歌苓多在这个世界里作一些停留，她会发现王葡萄内心更丰富的色彩和更细微的变化。严歌苓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也于近期出版。这部小说写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人，这是一个在花季少年时刻懵懵懂懂地闯入革命队伍的女人，就像写《第九个寡妇》一样，她写了这个女人的生活史。严歌苓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后来留学海外，此刻她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她是以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也许正是这种身份的改变，我们应该给严歌苓更多的关注。这些年来，相继有好几位海外华人作家在国内连连发表作品，他们的叙述中明显地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我以为，严歌苓的后革命叙事的特点就与她的接受异域文化大有关系。
从革命叙事到后革命叙事，这体现出一种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但对于作家来说，任何一种叙事方式都是一种历史存在，任何一种历史存在都是一种思想资源，它只在时间序列上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不应该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因此最高明作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各种叙事方式之间建立起积极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达到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