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gcd在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不是削弱对文艺的领导，而是更加注重和加强对文艺的领导。中国gcd的领导人始终相信，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具有政治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夕，gcd正处在指挥军队“宜将剩勇追穷寇”全面摧毁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仍腾出精力着手认真筹备成立领导全国文学艺术的机构，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年６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７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入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同等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专制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入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著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著，他在这部专著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执政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文学制度来干预作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通过组织建设保证了对文学的统一领导，但随着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文学的领导者发现，光有组织上的严密建设，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作家以合目的性的思想进行创作。为了确保文学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执政者在文学领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学批判活动。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力图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的态度，对有着知识分子情调的“我”采取了自我反省式的批判。但即使如此，这样的作品与执政者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有距离，文学领导者感到不能任这样的思想发展，因此在几乎事隔一年之后，展开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作品如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被认为有相同思想倾向，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对萧也牧等人的批判，反映了执政者对作家思想的不信任，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当代文学的合目的性，就必须改变作家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文学制度，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建国之后，相继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发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参加，在全国各类大型报刊上展开，有的还是全民性的运动。这种运动方式无疑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震慑的作用。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显然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
当代文学在文学制度上的过于刚性的要求，则导致了文学体制的脆弱和功能退化，因此到了1960年代以后，文学体制陷入重重困境，无力解决文学的问题，而将文学问题政治化。加之中国大的政治环境的改变，到“文革”时期，新中国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学体制几乎彻底溃散，文学制度也蜕变成完全政治化的制度。“文革”结束之后，执政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调整文学制度，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也推动着文学制度的变革，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格局逐步形成，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并行不悖，一个显性的文学制度逐步让位于一个隐性的文学制度。在这样的趋势下，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再像当代文学发展初期那么尖锐和突出，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但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彻底改变，只不过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再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行政性的方式实现，而是渗透在文学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之中。如今，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目前有会员近万名，每年还以批准三四百名新会员的速度递增，至于各省市的作家协会所拥有的会员数就更多了。作家协会虽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作方式，但仍通过不同方式养了一批专业作家。如今，在中国内地办有近千种文学期刊，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每年都能有数以万计的新作公开问世；而数十个文学专业的出版社以及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可以出版文学图书，因此每年仅长篇小说就出版有上千部。但毫无疑问，这些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的新闻出版政策和图书管理政策，国家的干部任免制度和考核制度则影响了这些期刊和出版社对文学的理解。还包括文学评奖机制、文学所涉及的社会待遇等等，这一切有关文学制度的方面，都让我们从中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努力将当代文学拉向组织性和合目的性的轨道。但是，新的文学现象不断在挑战现有的文学制度，包括网络等新的文学载体的出现，因为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空间，从而使得在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冲突中，后者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轰轰烈烈60年的历史，它留下大量的文学文本，这将是我们进行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不断地翻出新意，不断地在重写文学史中修改我们的阐释。但不论怎样修改，应该修改不了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来的文学这一基本事实。现代汉语形成发展的历史语境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汉语思维的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又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相吻合、相谐调。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在一个有限的平台上“戴着镣铐跳舞”，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