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是今年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词，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化的主题词，其政治意识形态内涵是非常鲜明也非常明确的。文学界普遍也在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文学界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词：“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将这两个主题词并置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观点纷呈，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做何种解释，都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更关注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呈现的。事实上，在实践层面，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往往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策略。也就是说，无论是强调文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批评作家淡薄政治意识的观点也好，还是各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也好，都可以看成是某种创作实践的政治表达方式。即使是那些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表面上看上去这些观点要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体现在创作中，其实是作家们试图在文学叙事中表达另一种政治情怀，他们不过是以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为这种创作实践争取到合法化的票据。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作家或理论家们关于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极端言论，与其空对空地在理论上证明文学与政治关系构成，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创作实践中文学是如何表达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怀的。
利奥塔把各类知识都称之为“叙事”，叙事的功能在于给所有的知识提供合法性。我以为，利奥塔所说的叙事合法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认定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利奥塔的叙事理论揭示了政治活动的本质。文学叙事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任何一种文学叙事无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它包含着作家特定的政治情怀。利奥塔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认为要对所有的元叙事去合法性。这其实是利奥塔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激烈的后现代政治的处理方式。顺着利奥塔的思路，其实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叙事应该都会经历一次从合法化到去合法化的过程。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似乎是按着利奥塔的理论描述走过来的。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的寄寓和演变。
改革开放可以看成是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转折，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运动铺平道路的，因此改革开放首先需要接续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于是就有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政治背景。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起到了接续思想启蒙的功能，它与新时期的政治思想主潮是谐调一致的，因此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首当其冲的目的就是为政治确立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恰好是新时期文学叙事者的政治情怀。最初的新时期文学叙事者包括“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这两支大军。“五七”干校是指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从现代文学阵地中胜利转移过来的。新时期之初出版了一本命名为“重放的鲜花”的小说集，作者是这一代中曾被打成右派或是曾受到政治迫害的，“重放的鲜花”这个命名非常恰当地显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地位。知识青年当然是知青文学的主体。在中国一直被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文学就是以积极参与拨乱反正思想斗争而开始其新时期的，因此，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由“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定调的宏大叙事。大凡在那个时期进入到文学写作中的人无不顺应着这一宏大叙事的思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当事人的缘故难免经历一再的政治甄别，这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将自己打扮成“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文学是他们最有利的倾诉方式。他们必须以非常现实主义的姿态来讲述他们的受害史，而在这讲述过程中，宏大叙事的调整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正是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终于可以让压抑多年的荷尔蒙尽情释放出来，他们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文学叙事引以为荣，成为这场文学叙事的加盟者。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联手建立起来新时期的文学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它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文学精英以其元叙事与政治精英携手完成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合法性确立。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层层展开，社会的不同政治诉求也在寻求合法性的认可。文学上的元叙事显然无法满足不同的政治诉求，于是就有了寻求溢出宏大叙事之外的、更恰当的小叙事的倾向，这些小叙事不仅带来文学的多样性，而且解决了不同的政治诉求。这些小叙事可以概括为“日常生活叙事”。日常生活叙事以其多样性、琐碎性、边缘性拆解了宏大叙事的整体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政治的重点由革命转为建设，并渗透到日常性的物质生活之中，文学精英便有了更多的政治选择，不再与政治精英保持一致的步调了。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事，她接续起现代文学史中以张爱玲、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日常生活叙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在其后的十多年间得到极大的发展，从新写实小说，到个人化写作，到底层文学，到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可以大致上勾勒出日常生活叙事粗壮的脉络。曾经一段时间，大概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日常生活叙事蔚为大观，几乎形成要淹没掉宏大叙事的阵势。那其实是因为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性阶段，政治策略的转变，也带来了宏大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无疑给日常生活叙事留下一块时间的空白。宏大叙事有一个策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主旋律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结合，试图将解放政治延伸到市场化的语境中。这一策略性变化，使得宏大叙事在某些方面与日常生活叙事重叠在一起，比如都会热衷于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但显然二者的政治诉求有所不同。宏大叙事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表达的是一种英雄主题。张平、周梅森可以说是这种宏大叙事的优秀者，他们甚至是直接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小说叙事之中，他们的小说紧扣主流政治的走向，是典型的政治小说。而日常生活叙事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则是以揭露为主旨。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借用吉登斯的理论，我把这两种政治情怀分别称之为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吉登斯的两个基本概念。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吉登斯认为，从近代到现代的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解放政治。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则是指应对现代化发展中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的政治策略。生活政治“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种政治模式尽管存在矛盾甚至对立，但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现代化处境中，二者并不是谁取代谁的态势，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政治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举例来说，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现实性的文学和个人化的文学，这些看似相冲突的文学类型却能相安无事地并存在一起，它们其实在各自倾诉着各自的政治情怀。另一方面，也正是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治文化环境的平衡。
吉登斯也强调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认为，解放政治是生活政治的基础，生活政治又是对解放政治成果的肯定和保护。生活政治和解放政治相互渗透，生活政治中也包含着解放政治的问题。因此，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这无疑给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融合为一体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是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融合为一体的成功典范。小说是通过家族史和乡村史去反映整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化史的，关涉到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向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军，这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启蒙叙事的最常见的模式。以宏大叙事或启蒙叙事的方式来处理向喜，无疑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的传奇。传奇会让我们远离日常生活。但是对于向喜本人来说，他的一切经历都是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铁凝所写的向喜不再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然她也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为了彻底地反叛宏大叙事，故意消解他的英雄本质，专写他的毫无意义所指的剩余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向喜的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这种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渗透进革命时代的精神内涵的。这种渗透不是一种生硬的渗透，因为在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就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革命时代的精神之所以能渗透进来，是因为与这种基因是亲和的。铁凝的叙事带有革命性的意义，她通过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叙事中，历史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它既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进行颠覆，也不是变一种方式对过去进行重复。
在宏大叙事的转变中，有一种转变值得关注，这就是盛世景象的宏大叙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就日益彰显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社会普遍滋长起一种大国意识和盛世景象。反映在文学之中，就是一种盛世景象的宏大叙事的兴起。不久前，我读到黄树森主编的一套“九章”系列，已经出版的有《深圳九章》《广东九章》《东莞九章》等，我以为这套书的思路就是典型的盛世景象的宏大叙事。这套书模仿古代的“九章”文体来歌颂改革开放的成就。主编说：“中国文化中，九为至大，亦为至尊。古时，舜帝制九章韶乐以鸣王道之盛，屈原赋九章楚辞以盼楚国之强”。因此，恢宏博大、纵横开阔，就成为这套书的总体追求。编者选取最能体现这一总体追求的的各类文本，组合成“九章”。我以为，这套书体现出一种特定的文体意识，我将其称为“改革时代大赋体”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意识固化了、凸显了盛世景象的宏大叙事。改革时代大赋体在政治情怀上对“汉赋”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制。自古以来，文人的政治情怀就体现出两重性，既包含忧国忧民的批判性，也体现出一种建设性和参与性。特别是在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时，文化精英就会与政治精英协调起来，共同维护和建设良好的政治环境，谋划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汉赋产生的年代就是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的年代，特别是社会正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文人们信心百倍，昂扬进取，他们将庙堂和社稷视为自己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也在大赋中表现了这种乐观向上的政治情怀。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年代，正是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就为文学提供了一次复制“汉赋”的契机。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文学叙事中流行起一种“改革时代的大赋体”，这种大赋体追求史诗性和宏大结构，追求“以大为美”的审美时尚，而它背后所表达的政治情怀则是一种大国意识和盛世景象的政治情怀：我们应该以华丽的篇章来书写当代最伟大的历史。这种大赋体也许存在着与“汉赋”相似的致命弱点，它扼杀了颂歌背后应有的反思、追问和警示。因此，即使我们推崇大赋体，也应该将其置于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协调之中，赋予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情怀。
总之，考察文学叙事的政治情怀，我们会发现，文学仍然是社会各类政治诉求的有效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