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篇小说处在空前的繁荣期。这不仅指它的数量，而且也指它的质量。长篇小说的质量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百年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我们的面前站立着一位文学的巨人，这就是现代汉语文学前辈们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与我们的写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像牛顿一样说，我们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以为，当代小说叙述要比过去更加成熟，小说内涵也要更加深邃。对此，我们丝毫不应该妄自菲薄。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叙述起点都比较高，但是让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们“高山仰止”的经典。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小说家仍然有努力的空间。我觉得，当前的长篇小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关注的力度，它或许能够提升长篇小说的品质。
一，让现实性与精神性相结合
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传统赋予了当代长篇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小说家从来就没有冷却过关注现实的热情，现实生活始终是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我写过周梅森的小说评论，他90年代以来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我几乎都读过他的这些作品，我发现，周梅森是以政治的眼光来观察现实的，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现实变革中的新动向新因素，所以我说他的小说是“政治白皮书”，他凭着他的持续的政治热情，以小说的方式记录着现实变革的进程。恩格斯曾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我觉得，当代长篇小说所记录的现实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也是非常全面非常丰富的，可以借用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从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恐怕也可以说要比从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特别是恩格斯所讲的“细节方面”，而且我以为还应该包括心灵和精神方面，这更是文学的长处。
但是，长篇小说仅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仅仅满足于“记录”也不是真正的文学。我以为，有不少长篇小说就仅仅止步于现实性上，现实性也许会带来故事性，有些小说故事编得很好看，也让人联想到现实，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小说不同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面就在于它要为读者提供精神性的东西。文学从根本上说也是慰藉人的精神的，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一座精神的寺庙。人们的很多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满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还会遭遇到很多挫折、受到伤害，带来心灵的痛苦。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来满足人们未曾实现的愿望，来抚慰人们受到伤害的心灵呢？有，这就是作家们通过想象而提供的一个文学世界。作为精神慰藉之所，精神性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因素。精神性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切不是直接裸露着的，它渗透在文学形象之中，在长篇小说中就会凝聚成一种诗性精神。红学家周汝昌在谈到《红楼梦》为什么会成为稀世的文学瑰宝时就认为，关键在于《红楼梦》有“诗的素质”。因此，尽管从内容、样式上看，《红楼梦》与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相似之处，可是诗的素质使它超越了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曹雪芹以诗性精神在作品中建构起一个宏大的精神宇宙，小说完全写的日常生活，也有世俗的欲望，但我们从这些内容里能得到一种诗性的感染，比方说，贾宝玉的“意淫”与西门庆的纵欲相比，带给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诗性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我以为，长篇小说应该在现实性与精神性的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并不容易，不是说作家把一些伟大的思想、崇高的观念贴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这种结合应该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结合。有时我也看到作家力图丰富作品的精神性，但他没有找到将现实性与精神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最好的结合方式其实就是最好的文学方式。最近我读到四川作家春绿子的小说《空城》，小说讲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成都的世象画廊，是一部市井风情特别浓郁的作品。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反映现实的日常生活，他想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进行精神的拓展，因此他写到了汶川大地震，他也不是一般性地写地震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想表现，“像水一样闲适”的成都人在这场大地震面前心灵受到怎样的震撼。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表达这样的忧虑，沉湎在世俗中的人类需要得到拯救，但宗教已无力拯救人的心灵，现在需要一种超时空、超自然的力量。而作者从震撼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中感受到了这种警示人类的超时空、超自然的力量。汶川大地震之后我读到了不少以这次大地震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但还没有一个作品像《空城》这样从一个哲学的高度来写的。尽管如此，我对这部作品仍然感到不满足，关键就在现实性与精神性这二者没有找到一种最佳的结合方式。作者在写日常生活时，洋溢着非常欣赏的闲适的情调，他自然就难以从世俗中超脱出来。比如说，情欲在春绿子的笔下不仅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且是一种富有日常生活情趣的审美材料，他描写成都的景色时，往往会加进去情欲的成分，凸显出成都的风情万种。如：“成都的春天格外长，像一个沉溺在温柔乡里的情种，几度缠绵，总不愿离开。”又如：“那些大大小小的街巷，从早到晚却充满一种病态的温暖，到处弥漫着经日不散的热气，那热气里是稠密而醉人的烟火味。”又如：“旁边有一家烧烤店，里面挤着很多人，一蓬蓬味道厚实的青烟，从那屋子里肆无忌惮地飘出来，从巷子里一路流过，像无所顾忌的娼妓一样，引诱那些不甘于夜晚的寂寥的男男女女。”又如：“春雨里的成都，像一个两鬓插满春花的女人，虽浑身烟雨，却格外风情，格外柔丽。”在春绿子的叙述里，情欲真像是一个精灵。春绿子在小说中也嘲笑了那些追求精神脱俗的主张，在他看来，单纯把精神与物质和欲望割裂开来的主张是虚假的。但作者并不是一味地为情欲辩护，而是把情欲这个精灵看成是一个中性的“酶”，“酶”总是在发酵，但有时候发酵是做出香甜可口的蛋糕，有时候发酵却是催长了可怕的病菌，他在表现情欲时也在不断地反省。他的自我欣赏和自我反省构成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带来小说叙述风格的不谐调，精神性的东西就没有灌注到整个叙述之中。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是差那么一点火候，很多小说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火候。
二，让批判性与人文情怀相结合
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我们都知道列宁评价托尔斯泰时，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的这个比喻不仅是指出了托尔斯泰的现实性，而且也是通过这个比喻指出了托尔斯泰的批判性。因为列宁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说，革命是托尔斯泰不了解也要避开的事情，托尔斯泰分明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但为什么还要说是镜子呢，这就在于列宁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在我看来，用镜子来比喻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有真实反映的意思，而且还有暴露、呈现、监督的意思，也就是强调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法国学者在总结19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时认为，理性的批判，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活力、最有影响、冲击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的部分”。我以为，也可以这样来评价批判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我们的作家对社会有着一份责任心，对社会中的丑恶和弊端有着一种嫉恶如仇的情感。
但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充满批判性的小说时又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作家在小说中对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不惜用最渲染的方式将丑恶放大了揭露出来，弥漫着苦难，充斥着邪恶，传达着绝望和悲观。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就觉得是身陷暗无天日的荒漠之中，四周都是干燥的，这时候哪怕有一口清水润湿一下干渴的嘴唇都会感到满足。这就是这些作品所欠缺的东西，它是一种温润的人文情怀。温润的人文情怀是沙漠中的绿洲。
有一位80后的作家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给我看。从这个提纲中我看到了年轻人对现实的质疑和不信任。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这个孩子看到了世界上种种毁灭美好、丑恶盛行的事情。他的母亲与人偷情被发觉又输了官司，只好喝农药自杀。他的父亲被亲人欺骗，遭受种种打击，性情大变，竟强奸了继女。孩子在孤独之中只能与一个疯子交往。疯子在社会上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受到一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虐待，有人把他的眼珠子剜出来卖到南方城市的医院黑市上。孩子同情疯子，但长久相处，又发现疯子身上猥琐的一面。这一切都使得孩子产生绝望之感，最后，他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解脱疯子，就在美丽的河心岛上，用鹅卵石向疯子砸去。在这里我看到不一样的80后，他有强烈的现实感，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的不公和道德恶化充满了义愤。显然他是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表达这一切的。但我同时也感到，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绝望呢？于是我在邮件中对他说，我觉得你的故事过于绝望过于阴沉，如果加进去一点温暖的因素会不会好一些呢。他在回给我的邮件中认为我说得对，同时他说我的意见也使得他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那么绝望，这根源似乎很深，又很浅。但他最终说：“温暖才能照亮世界，我会郑重采纳您的意见的，至少这部小说不会那么消沉，依然会有温暖的力量存在。”
人文情怀还是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博大胸襟。文学应该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否则就没有独特性，但作家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否则你的创造就难以引起共鸣。我曾读到一部70后女作家的小说，写了三个女性的情感遭遇。小说的名字叫《在疼痛中奔跑》。这个标题中的疼痛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疼痛”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关节点，甚至我认为小说写的就是三位具有尖锐疼痛感的年轻女性。疼痛对于人类的进步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生理感觉，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当人类的精神成熟起来后，疼痛感便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疏导方式，因此它包含着人的精神价值评价。精神价值评价甚至使得人们的生理疼痛与心理疼痛产生分离。比如在英雄主义精神的左右下，一个人宁愿为了某种英雄举动而承受皮肉上的痛苦，这种生理的疼痛带给他的却是心理上的荣耀和自豪。在公共价值主宰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时，人们的心理疼痛阀域就会不断增大，在这种时代人们对疼痛的忍耐性甚于对疼痛的**。当今的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强调个人性的社会，特别在年轻一代的价值世界里，公共价值的分量越来越轻，因而他们的疼痛神经格外发达，这部小说可以说相当典型地表现出这一时代特征。疼痛感缘于对苦难的反应，我们今天有了很多的书写苦难的小说，相比那些读来令人心碎的苦难，也许我们就会觉得《在疼痛中奔跑》中的三位女主角所经历的苦难属于比较平常的现象。比如芊芊一直生活在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中，父亲的突然病倒就使得她“疯狂”、“绝望”、“仇恨地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她们有着敏锐的疼痛神经，这也许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精神解放。也就是说，过去人们的精神天空笼罩着过于沉重的乌云，今天这片乌云逐渐驱散，个人性的精神价值在年轻一代的内心萌动发芽。但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三位女性形象一样，个人性的精神价值过于强大时，有可能使她们陷入自恋的心态中，难以对世界和他人产生沟通和理解。小说叙说杨芊芊“不明白为何自己的世界已经崩溃，别人却都这样若无其事、兴高采烈”，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的反应。毫无疑问，《在疼痛中奔跑》中的年轻女孩子所经受的疼痛只是一种“小”疼痛。所谓“小”，既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衡量，也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衡量。在一个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痛，因此他们生理上的疼痛感和心理上的疼痛感都变得异常地**，稍有一点刺激，他们可能就承受不了。温室里的花朵——用过去这个老掉牙的比喻来形容他们也许再贴切不过了。当然单纯从历史的纵向来说年轻的一代有些不太公正，因为在空间的横向纬度上同样也是有着差异的。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公，贫富悬殊，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孩子如果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他的疼痛阀域显然要比芊芊们大得多。但《在疼痛中奔跑》所描写的年轻女性却是最具典型性的，她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小疼痛”与她们缺乏较大的精神容量有关，在她们的精神空间里，给他人、给社会几乎很少的位置。在公共舆论中曾有一种为年轻一代人的生存能力而忧虑的观点，《在疼痛中奔跑》可以说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很形象的素材。但作者汪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不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而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甚至在她的叙述中明显感到一种自恋的倾向，也就是说她将自我投射到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主角芊芊的身上。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不仅小说中的人物缺乏大的精神容量，而且作者本人也缺乏大的精神容量。这就使得作品难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就只能跟着笔下的人物为一点点小事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看不到世界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即使在这里作者想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囿于个人狭隘情感的批判也不会是有力的。高尔基在回答为什么他在童年的苦难经历中没有堕落成一个坏人时是这样说的：“因为天使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觉得《在疼痛中奔跑》中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天使”。这个“天使”就是一种人文情怀。
三，让语言的口语化与典雅性相结合
文学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语言上来，文学的永恒魅力最终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叙述方式、审美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但由于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故事性往往遮盖了语言的问题。即使长篇小说讨论起了语言问题时，也只是局限在如何讲好故事的层面，比如要口语化，要吸收生活中鲜活的语言。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但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的断裂，使我们难以深入地、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语言在诗歌中会表现得更加纯粹，所以我觉得当代诗歌在解决语言的问题上比小说做得好。小说家完全可以借鉴诗歌成功的经验，但小说家与诗人的交流太少。有一些诗人转行来写小说，他们往往会在语言方面带来一些新东西，但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反思语言的自觉。
很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位移居海外的华人用英语写的一部小说在加拿大获得了最佳图书提名奖，这个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我当时对这条新闻特别感兴趣，因为海外华人很难进入到当地的主流文学，而这位华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中国人，她怎么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文学的认可呢？去年，这部小说由作者本人译写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了，我特意拿来认真读了。这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浮萍》，作者叫李彦。小说原来的英文名字叫“红土地的女人们”。小说讲述的是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着重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从故事情节上看，类似于内地近十来年流行的家族小说，小说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就是这种中国革命的故事，加拿大人不仅爱读，而且还要给它评奖。为什么？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原因。李彦的英语写作水平肯定很不错，但她不仅仅掌握了英语的语法，而且也学会了英语的思维方式，当她用英语思维来处理她的生活记忆和中国经验时，她就摆脱了国内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维定势，能够从容地对待中国经验中的芜杂的现实纠葛，触摸到精神层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对于一个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作者来说，当她处理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程这一段历史记忆时，无疑绕不开巨大的政治苦难，但李彦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怨恨，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胸襟去承揽苦涩的记忆，以文学的精神去消化这些记忆，也就没有了拘泥于今天的具体的历史评判所带来的局限性。这一次，她用中文再一次来译写这部小说时，英语思维带来的特点还保留了下来，因此我读这部《红浮萍》时，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对叙述中的语言的讲究，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从而使得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典雅性。如小说写到打成右派的雯下放到农场里进行劳改，与十几个同样背着政治恶名的女人合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个大房间无疑充满着严酷的政治气氛，但作者以一种典雅的语言写到了这个大房间里的了一个细节：“一个漂亮女人端着脸盆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将横穿大屋的铁丝上挂着的所有毛巾撸到一边，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把她那二十多条花色各异的手绢整整齐齐地晾在上面”。这样的细节显然就不是在简单地记录客观物象，它具有一种精神的穿透力。书卷气和典雅性还不能说就是口语化的对立面，好的口语同样也具有典雅性。书卷气和典雅性更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的立足点是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就在于与传统的断裂，其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也赋予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某种洋味的书卷气，但这种洋味的书卷气毕竟少了强大的气场。传统的断裂所造成的后遗症就是文学不再追求书卷气，因此语言的典雅性也荡然无存。
我们的长篇小说缺乏了典雅性，而典雅性藏在古代文学的文字里。
以上三点其实相互关联，无论是精神性，还是人文情怀，还是典雅性，都指涉到精神价值、指涉到信仰和理想，它让人们有了一种敬畏之心和自省之力，让人们充满了对无穷和无限的兴趣和向往。长篇小说既然是宏大工程，更应该追求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