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又出版了一本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的新版本，这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新闻，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我们文艺的指导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著作出版了很多的版本，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情。如今又出一个新版本，在译文上更加精准，在选文上也有新的考虑，这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我在参加为这个新版本而举行的研讨会时仍然收获了不少感慨。
我听到非常年轻的批评家说，他们是第一次阅读其中的一些文章，他们才发现，马克思的文章写得是这么的有文采。也许他们的发言有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应该承认他们的发现是由衷的。我们总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于是人们就不再注意马克思的文采了。我想，马克思的著作在我们的身边应该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书籍，然而人们也许太容易获得，反而熟视无睹了吧。今天有年轻人注意到马克思的文采，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不过还有比文采更重要的问题，年轻人能否发现呢？就说这本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吧，收入书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马列文论的经典文章，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必读文章。但即使是这些文章，如果是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批评家来读的话，是不可能真正读懂的。这并不是说马列文论是多么晦涩难懂的读物，恰恰相反，马列文论在文风上都是清新明快的，但是，有的人也许只能读懂字面上的含义，而不能真正把握到这些文章的思想价值，因为马列文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文学理论，不了解作为基础的哲学思想，遑论对马列文论的了解。马列文论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独立存在，一个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思维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列文论的精髓。
我的感慨之一：马克思离我们是远还是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下的处境是相当特别的，因为它的特别就使得关于远与近的答案变得非常迷离。首先，它无疑是近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写进了党章，而且也写进了宪法。在政治场合，在公共领域，马克思主义是说得最响亮的词语。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非政治性的场合里，它似乎又是离我们很远的。特别是在学术界，除非你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一般都似乎尽量回避自己的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有的人曾做过统计，称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申请项目才占了百分之几。不能不承认，在公共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将信奉马克思主义与思想独立品格相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一个学者要想显示出思想独立品格来，就不得不与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因此也就有人愤愤然地斥责我们这个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淡漠。然而以我的观察，马克思离我们既远又近，远的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被套话化的马克思，近的则是真正的、作为理论思想武器和观察世界方式的马克思。即使是思想学术界，中年以上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接触到教条式的、被篡改了的、挂羊头卖狗肉式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假马克思主义，但正是在对真与假的反复识辨过程中，人们逐渐理解了、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从而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塑型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同样，我们也丝毫不应该低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人们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文学的视角和方式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影响。比如对当代现实主义的辨析，比如对底层文学的倡导和讨论，比如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比如关于文学中的道德精神重建的呼吁，等等。事实上，马克思不仅离我们很近，而且就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中。
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看不到当下仍然活着的马克思，也不认同在我们思想中还活跃着的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有了我的第二个感慨。
我的感慨之二：马克思是孤单的吗？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个幽灵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在进行着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析，并且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非要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宗的，才是正统的，进而言之，也只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思维定势其实就是将丰富多彩的现代思想理论全部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马克思主义自然是孤单的。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回望一百多年来的世界思想史，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遗产，在20世纪思想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相反，西方现代思想家们并不讳言他们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了营养，他们乐于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德里达甚至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孤单过。
同样地，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显然不仅仅是指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这本书中的经典文章，而且也应该包括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去处理当下社会新的现象而产生的思想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大家族，一代又一代不断繁衍，生生不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是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河，我们既要追溯到它的源头，也要重视它的运行。为了更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我们应该认真地整理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大家族的谱系图。在这张谱系图中，不仅有普列汉诺夫、卢卡契，而且还有葛兰西、阿多诺，还有哈贝马斯、马尔库塞、詹姆逊、德里达、罗蒂……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那么在整理这张谱系图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大家族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家族。不仅如此，我们同时还会发现，进入这张谱系图中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们，特别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们经常将他们的名字和经典句子挂在嘴边。我们应该把这看成是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种途径，正是在与当代一系列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接近过程中，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们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当代世界的方式。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是和当代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收藏在图书馆书库里的典籍，它是活在当代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决定了它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变异。发展、变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始终与我们同行。如果我们恪守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接受发展、变化，甚至变异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与马克思同行。回望一百多年历史，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孤单过，真正孤单的，应该是那些把马克思当成一成不变的偶像来崇拜的人。
我的感慨之三：我们该怎样与马克思同行？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由它的实践哲学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段经典性的言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段话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最好的诠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只有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才会呈现它的思想力量。这也决定了我们与马克思同行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革命性，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笼罩着一片“告别革命”的和平年代，我们也不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和革命功能，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德里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给我们重要启示。德里达反对将马克思已有的结论当成“指令”，相反，他明确质疑马克思有关劳动、阶级等方面的理论，但是他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完全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德里达以幽灵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其深意就在于此，事实上，马克思当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淋漓尽致的批判，对于那些向往更加理想化社会的思想家们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就像幽灵一样钻进了他们的思维之中。因此，德里达强调，马克思的幽灵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现在，在我们的前面集合着的是阵营强大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作为复数的马克思，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显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去把幽灵们的理论当成“指令”。事实上，我们可以挑剔出幽灵们在理论上的各种各样的缺陷。然而他们的现实批判精神却是共同的，他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都导向现实问题的政治关怀，导向实践性。在这种共同性中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幽灵”是如何在新的现实面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当然，它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无论这种场景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还是那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社会运动而作出的回应构成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终结，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张立波：《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
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仍然处在这样的“问题域”中，他们不乏自己的思考。我曾读到赵勇的一篇文章《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发表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作者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来自“马克思的幽灵”，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论述兴起于十八和十九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与衰落，公共领域是其核心概念。赵勇借用这个概念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公共性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体形成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公共领域则逐渐消失了。在赵勇的论述中隐含着他对当下文学的彻底失望。他认为80年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知识界有一种“求真”的欲望，他们争论、思考，并让这种争论和思考进入到公共空间之中，但90年代以后文学已经没有能力提出与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了。赵勇的文章发表后曾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所阐述的文学公共领域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要表达的意思。尽管这种质疑本身也不见得真正符合哈贝马斯的原意，但即使赵勇所论述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的有区别，这并不妨碍他借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重要的是他受到了哈贝马斯对于政治活动空间理想化的启示，从而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近二十年间逐渐退出公共性空间的蜕变过程。他在论述中所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实践精神和政治情怀，是与哈贝马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与马克思同行在现实的道路上。赵勇似乎过于悲观，他认定了文学再也无法返回到公共领域，重建公共性的伟大工作也与文学无缘，这大概也是由于我们眼下的文学现实和社会现实没有给我们提供希望的信息，但无论文学的现状如何，至少文学批评界应该有一种重返公共性、重建公共领域的社会担当，哪怕这只是乌托邦的想象。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又何尝不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他所界定的公共领域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这样一个空间在现实中就从未存在过，但这并不影响哈贝马斯以此去批评现实。我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与我们同行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