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摆脱了具体职务的约束，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常常被别人羡慕。因为被羡慕我更不敢虚度时光，在闲暇的时间里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写了更多的批评文章，每年几乎都有数十篇批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写得多了，就有了一种敬畏之心，惟恐自己的文字伤害了批评的本质。我以为，文学批评之所以被人们诟病，就在于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缺乏对批评本质的尊重和敬畏。尽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角度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批评家的姿态和立场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最终都应该在认同批评本质上取得一致。就我个人来说，我进行文学批评时力图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建设性，二是精神性。
我把批评看成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这座大厦盛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因此我在批评中更多的是立足于精神性去阐发文学作品。关于建设性，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这篇文章就收入这个集子里。至于精神性，我愿意稍微多说几句。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我常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精神的寺庙；因此，精神性可以说是文学的灵魂。但在消费时代，人们追逐感官刺激、浅层的快感，文学被通俗化、娱乐化和泛化，其精神内涵越来越枯竭，从而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追求精神性的作家就应该特别得到批评家的注目。消解精神性也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自由欲望将经典、英雄、理想、使命以及上帝等等，这些曾让人们敬畏和仰慕的内容，视为精神的威权，并摧毁了由威权建构起来的精神圣殿，这固然可以说是自由精神的胜利，但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中国的当代文化也许走到了这一步，在摧毁精神的威权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毫无疑问，文学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着哲学、政治、社会机制、知识体系等都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重建精神家园方面突出体现在民族精神的重建上。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民族精神不仅经受了巨大的挑战，也再次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新的磨炼、丰富和扩展。民族精神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小说是在各种理论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作用下开拓自己的精神领域的；反过来说，我们从当代小说精神内涵的变化可以把握到民族精神的脉搏，可以看到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进行改造和重建的，可以看到民族精神重建的艰巨性和可塑性。因此，研究新世纪小说中的民族精神重建，是一个适时的、具有一定的学术开拓空间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可以也应该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承载的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益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其二，当代小说的精神容量经历了波浪型的起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和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为了摆脱过去僵化观念的束缚，一度热衷于形而下，作家们痴迷于故事性、技术性，大大淡薄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逐渐重视故事背后的精神性的追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带来小说艺术的突破，充分说明小说的文学性是与精神性密不可分的，因此，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对于如何坚持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掘民族资源，将作出比较实际的理论概括。
研究小说中的民族精神，自然会以小说的思想内容为基本研究对象，但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主题的分析，而是紧扣着民族精神，因此首先要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传统承传、动态趋势等作出明确的界定，重点之一在民族精神对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思想主题开掘和深化等方面是如何发生影响的。重点之二在对“重建”的阐述。因此要在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现实状况作出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廓清民族精神在当代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所在。特别要研究文学在民族精神重建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建又是如何构成小说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原因。
重建民族精神，也就成为这些年来我进行文学批评时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和学术目标。我发现，民族精神与其民族的文学精神具有内在的关系，民族精神的生成、消长和发展状况，也是该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也许涉及到民族精神与文学性的关系的问题，但关于这一点，尚没有现成的理论依据。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历程提示我们，小说精神内涵的丰厚与否，是决定小说能否起到心灵慰藉和净化的首要因素，但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大家对此都重视不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坠入形而下的层面。新世纪小说出现了可喜的反拨，开始从形而下回归到形而上，同时也由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小说相应地也注重起精神内涵的追求了。这是我在这些年来阅读和批评小说的过程中感受特别强烈的一点。我在批评实践中也力图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体会，不知道读者能否从这本集子的文章里觉察到这一点，如果有所觉察，我就倍感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