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大校心事
在L的晚上，我们四个人没事打双扣。
我在西藏打双扣总是很开心。在西藏，所有的快乐都能放大，当然，所有的忧伤也会放大。如同我不止一次的在西藏留下开心的记忆一样，我也不止一次的在西藏伤心落泪。
我们四个人将就一张矮茶几摆开了战场。我和Y一家，C大校和Q将军一家。男人打女人，女人打男人。Q将军打牌很精，也霸道，C大校一出错牌他就大发脾气，好像打了败仗一样。C大校总是笑眯眯的，一句也不反驳。他对打牌没兴趣，完全是陪我们。我和Y看不惯的时候，就讽刺Q将军两句。
Y是个凭感觉打牌的家伙，不记牌也不算牌，但运气好，常拿一把好牌。所以我们单靠好装备也赢过几回。一旦赢牌，Y就兴高采烈的说，下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她故意把笛子独奏反说。开心得要命。那个时候你真觉得她就是个孩子。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在她看似孩子气的脸庞后面，有一颗充满激情和雄心壮志的心。昨天夜里，几乎已是凌晨了，我看见她还伏在床上，就着黯灯的灯光刷刷刷的写日记。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从她的笔端倾泻到纸上，让我很是羡慕。我知道她对西藏的那份儿爱，对边关军人的那份情儿，比我更浓烈。
我们很快输了，果然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Q将军心满意足地回去看球赛去了。据可靠人士介绍，Q将军房间里的电视，一天25小时都搁在体育频道。各种比赛转播，各种体育新闻，各种运动员访谈，轮番占有他的眼睛和耳朵。就是广告，也要看体育频道的。
C大校这时告诉我，关于我告状的三个兵两张床的事，他已经了解清楚了，生产班的确少一张床。“我已经说了他们，找块木板架张床那么难吗？你们这些人不替兵着想还有谁替他们想？他们表示立即解决。”
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好歹起了点儿作用。
我借C大校房间的电话跟家里联系。放下电话，发现他心事重重的坐在那儿抽闷烟。问他，他很简单的说，此次进藏前，父亲住院了，医生怀疑肺部有肿瘤，正在等待进一步检查。刚才接到他妹妹的电话，说父亲的情况还是不好。
我很意外。
我知道前不久他去成都开会时，特意将父母从昆明接到成都，在开会的空隙陪父母玩儿了两天。因父亲的牙齿不好，最后一天他就送父亲去总医院看牙齿。医生说，既然来了，就把老人的身体也作个检查吧。没想到一查，竟查出大毛病来。
C大校说，我不敢跟父母说实话，只说是还要作其他检查，把父亲留在了医院，第二天自己就进藏了。现在心里很不踏实。
我说，那为什么不跟领导说，晚些时候再进来？他说那怎么可能？整个工作组都在等我，我必须得进来。
我无话。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十年前他就想把父母从贵州迁到昆明，那时他在云南工作，家在昆明，他想让父母跟在自己身边，好照顾。每次组织上找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总是说这一件事：能不能把我父母迁到昆明来？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后来他调进西藏，领导又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又说这个。可仍拖到他进藏5年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C大校说，我对不起父母，刚把他们接到昆明，还没过上几天舒服日子，就生病了。
我安慰他说，这怎么能怪你，你已经尽心了。
他说我没有。我做的不好。
我再无话。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C大校终于出来了，到成都来陪他的父亲看病。此时距他父亲住院，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期间主治医生多次给他打电话，要他出来商量治疗方案，其实是要他签字做手术。手术太大了，没有他在不行。可他怎么也出不来。
本来那次我们边防之行结束时（5月初），C大校就想出来的，可总结报告还没写，就推了几天；报告完成刚要走，又一个工作组进去了，他再次陪同下边防，直到到5月中旬；5月中下旬机关开始集中学习保先教育，不能离开，又推到6月初；6月初仍无法离开，推到6月中旬。父亲住在医院，母亲住在招待所，C大校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发火，想不顾一切一走了之。可他一直忍着，忍着。终于忍了下来。
直到前几天，他才借开会的机会出来了。一出来，就直奔医院陪父亲再次作了检查。检查结果很不乐观，专家会诊后，决定立即手术。
他不能不和母亲谈了。母亲听了，手忍不住发抖。C大校的父亲80岁了，母亲也75了。对这样高龄的老人来说，做那么大的手术是需要冒生命冒险的。
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劝他，没事的，没事的，现在医疗条件好，会顺利的。可他就是忧心忡忡。还老是埋怨自己，出来晚了。
昨天C大校去医院签字，据陪他去的朋友说，他掉了眼泪。
他的那个样子，和我在西藏见到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我甚至忍不住说他，你怎么那么脆弱啊。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坚强的人。
十几年前他当团长的时候（C大校29岁就当了团长，那是他的光荣史），回家探亲。父母亲高兴得不行，做了一桌好吃的给他。他刚吃了一块鸡下去，腹部就疼起来。他怕父母担心，没有吭声，只说天太热不想吃了。母亲就要他喝鸡汤，一喝下去疼得更厉害了，汗珠子直淌。他怕母亲看出来，就说想早点儿睡。进了屋子。那天夜里，他一个人疼得在床上翻滚，将一张枕巾撕成一缕一缕的。第二天一早，他强忍着疼，跟父母说部队有任务，需要提前返回。父亲是个老军人，二话没说让他走了。他忍痛赶回部队，马上去了医院。那时他的脸已经蜡黄。医生的检查结果竟是肝癌！这可把他的领导和同事吓坏了，部队立即成立了抢救小组。在抢救的同时，他的所有战友同事都跑到医院来看他了，实际上是来向他告别了。
当然，他命大，当医生打开他的腹部时，终于确定是胆结石发作，一颗石头堵死在胆管里。手术很成功，从此他成了无胆团长。
后来有个记者去采访他，写了篇通讯，就叫《无胆团长有胆量》。
他的胆量，是他们部队里上上下下人所共知的。打仗的时候，真的是在枪林弹雨中穿越，从来没有危惧过什么，胆怯过什么。他从14岁穿上军装来到部队，胆量与军龄是成正比的。所以看他为父亲的事愁成那个样子，我还真不习惯。
也只好让他自己抽闷烟了。
24、TGD和RTB
第二天，即4月29日，我们继续呆在L。
吃早饭时，我看C大校表情很平常，也没问他是否休息好了。反正休息的好与不好，他都得继续工作。按原计划，这一天我们要是和Q将军一起去TGD和RTB两个边防连。可早上得到报告，昨夜一场大雨，将去那里的路冲垮了。车过不去，只能步行。考虑到Q将军和我们的体能，只好放弃。Q将军去另一个方向工作，我们跟C大校上南山梁的某营。
晚上我从南山回来得知，我们这个工作组的王副参谋长，去了TGD。王是从重庆某野战师来西藏代职的，所以总想多跑几个边防点，既便路不通，他还是去了。当然，他是走过去的。早知道我就跟他去了。从营部到那个连，28公里路，这边还可以坐一段车，剩下十几里，我想我应该能走下来，毕竟海拔不算高。
错过了机会很是遗憾。
我很想去那两个连队的。听C大校说，那两个连队都在边境线上，其中的RTB，就是打响1962年自卫反击战第一枪的地方。当然这第一枪，是印军打响的。
1962年的6月，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郎河地区设立了新的军事哨所。我国政府即提出严重抗议，印军不但不理睬，又在9月下旬，连续向我驻守在那里的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打死我边防部队干部1人战士2人，打伤3人。到10月10日，印军一个连的兵力越过克节郎河，进入我防区修筑工事，并且向我部队开枪开炮，造成33人伤亡。我边防部队即进行反击，毙伤印军70余人。随即，印军向该地区增兵，使该地区兵力增加到3000人。形势到十分严峻的地步，西藏部队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准备实施反击。10月20日，反击战打响了。我从资料上得知，我军集中了约一万人的兵力，用了三天时间，打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攻歼战，干净利落的全歼了印军王牌第七旅。俘虏了包括敌旅长达尔维准将在内的1065人，击毙了包括敌副团长辛格少校在内的832人。打出了国威军威。参战部队因此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伤亡388人。
今天（2005年9月4日）我看到一条消息，“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在孟买的一个国防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1962年“侵略”过印度，与会的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宋德亨当场严正驳斥了慕克吉的言论，坚决表示中国没有侵略过印度。”
如果我没有了解到这段历史，我对这个消息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觉，恰恰因为刚写过，很清楚，也就很生气。老实说，以我军当时的气势，完全可以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但为了大局，为了永久的和平，最后还是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可至今他们仍在觊觎我们的领土。
由此想到边防部队肩上的责任，的确重大。他们不仅仅要在战争来临时迅速投入战斗，更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防范战争，遏制战争。这防范和遏制，靠的就是夜以继日的坚守，靠的是强大的国防力量和。一个国家的国界，是一个国家尊严的底线，亦是遏制人类贪欲的底线。我希望的边境线，是双方士兵都庄严的站立在自己的国界线上，彼此尊重，彼此致敬。
现在，某边防连驻守在TGD，条件依然非常艰苦。山里没有一块平地，官兵们住的是吊脚楼，即有点儿像傣家人住的竹楼。用长长短短的木头撑起房基。傣家的房子是撑在平地上的，而边防连的房子是撑在高低不平的山凹里的，在高低不平的山凹里，利用山势，所以走在那个房子里，人是摇晃的。
不过，从今年开始，上级已决定下大力气改建连队的住房了，准备铲平洼地在上面盖水泥砖房。C大校说，他上次去的时候，营房已开始建设。他跟连队干部说，不要把吊脚楼全拆掉，留下几个对以后的新兵进行教育。
C大校要他们拿来教育新兵的，还有一样东西，即在打响第一枪的那座桥头，立一块大石头，刻上字，提高警惕，永志不忘。
（照片：RTB的房子）
再说说TGD。C大校是三年前去TGD的。那时完全不通车，全靠步行。28公里路他走了4个小时（相当不错了）。当时他的工作组里，有位比他年轻好几岁的处长，怕心脏出问题都没去。解放军也并非个个是英雄。
当然，跟他一起下去的，也有个比他年长的，那就是此行我们工作组的总工程师杨辉，一个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戴副眼镜儿，看着斯斯文文。但却很能吃苦。
杨辉总工程师是成都军区工程科研设计所所长，所以大家也叫他杨所长。他们所的驻地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但他们的工作地点，却经常在西藏高原。当有人知道我10次进藏并进行表扬时，我会下意识的看看杨所长是否在场，因为他若在场，我会羞愧不已。
关于进藏多少次这个问题，杨总工是这样回答的：可能有三五十次了吧？记不清了。
我已经看出，C大校很尊重他，有时安排计划，他会先问，老杨你看这样行吗？他说他们二人已经一起工作多次了。
杨所长手下的两个年轻工程师，虽然戴着看上去不那么神气的文职肩章，但作为军人，他们却是非常称职的。只要边防修建工事，他们就必须前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一个工程完了又一个工程。永远没有停息的时候。说是在昆明工作，却有大部分时间在高原边防。
再回过头来说TGD。
那年C大校和杨所长一起到达TGD连队后，发现连队有4位来队家属，其中两位带着孩子，一个小男孩儿，8岁，一个小女孩儿，9岁。他们是跟母亲来这里探亲的。两个孩子见到C大校，争着告诉他，他们是自己走到TGD连队的，没有让爸爸妈妈抱。
C大校一听差点儿就掉泪了。他刚刚走过这条路，知道它有多难走。这两个孩子，若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西藏守边关，不要说8、9岁，就是到了18、9岁，也不会走这样的山路。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坐公共汽车，可以打出租车。更让他心疼的是，这两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走到TGD后，并不等于把苦吃完了，可以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了。他们依然得过“苦日子”：那个边防连的住宿条件，没去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那里几乎全是烂泥地，沼泽地，一踩一陷。连队的房屋，道路，甚至篮球场，巡逻道，全都是用木板垫着的。房屋下没有地基，不要说水泥地基，就是硬一点儿的泥土都没有。整个房屋在泥浆上摆动。人走在那样的屋子里，或者走在那样的“路”上，是摇晃的，无法站稳的。连他这样的成年人，走起来都有些心里发怵，不踏实，何况那样小的孩子。
可两个孩子却欢天喜地的。这是他们此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照片：两个孩子）
C大校当时就蹲下身，一左一右地抱起了两个孩子，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要写写这两个孩子，一定要写。我回去后要在报上看到。然后他拿出相机，亲自给两个孩子拍了照片。后来，文章和照片，真的在军区的报纸上登出来了。
当年轻的官兵为戍边卫国付出青春时，他们的孩子就拥有了不寻常的童年。当年轻的官兵站在国家民族主权最前沿时，他们的孩子就紧紧靠在他们的身后。在那些孩子与众不同的童年里，最寻常的一种状态就是与父亲的陌生。不知有多少西藏军人，被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叫做叔叔，他们的母亲亦不知为此流了多少泪，于是她们拿着丈夫的照片，反反复复的跟孩子说，这是你爸爸，你爸爸是解放军。你看到他你要叫爸爸。于是那孩子走到街上，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就冲过去大声喊，爸爸，爸爸！
这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很多，惊人的相象，惊人的雷同。C大校自己的儿子，也是到上大学后，进藏与父亲生活了一个假期后，才对父亲说，爸爸，现在我理解你了，过去我一直在心里埋怨你。
因为此，许多西藏军人的妻子，总是不顾高原反应，不顾道路艰难，带着孩子进藏探亲，无论冬夏，你都能在路途上，军营里，看到那些羸弱而坚强的女人孩子。
在TGD工作结束后的那天晚上，C大校对连队干部说，我要和你们的家属聚一聚，他们太不简单了，太了不起了。你们谁有酒，就贡献出来。
连队干部就把自己私人的酒拿出来，凑在一起，凑了5瓶，再把全连饭堂的桌子拼起来，拼成一张巨无霸的大桌子，然后全连的官兵，加上4个夫人2个孩子，和C大校带领的工作组来了个大聚餐。
“酒席”上，C大校给每个家属和每个孩子分别敬了酒，他由衷的说，我谢谢你们了！我向你们致敬！
那天的主食是猪肉罐头白菜煮面条。热烈浓香而又鲜美，如同那晚上每个人的情绪。C大校说，太好吃了，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