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通志》无本纪、列传，《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佳，惟嫌重复，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规叠矩也。又其所载官制，名实殊不相应。清制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内阁沿袭明代故事，有票拟批答之权（即中外章奏，阁臣拟批签进也）。既设军机处，则此权归军机处，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言内阁掌票拟进呈。又给事中自唐至明，职权甚大（宋无此官），制敕诏令，皆须经给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还。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减杀皇帝之专制。至清，嫌恶此职，以之归入都察院。从前台谏分列，至清而并之。密谕由军机处传发，给事中不得寓目。明代大赦归内阁，由给事中颁发，清亦不然。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载给事中掌封驳之说，此皆名实不相应者也（是否赋之以封驳之权而给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驳，或抑夺其权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观密谕给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续通典》、《续通考》所载，实自欺欺人语矣）。《皇朝通志》亦有《六书略》一门。夫六书之法，限于中国文字，而此则以满文、蒙文、回回文充之。见篆书有倒薤、悬针、垂露诸体，亦被满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悬针、垂露之名。又以大写者为大篆，小写者为小篆，称大篆为史■作，小篆为李斯作，岂非可笑之甚耶？当时若仅续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尝不可。无如高宗之好夸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适以招叠床架屋之讥也（清帝康熙最为聪明，天算诗文，确有长处；雍正专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学，其硃批上谕，宛然讼棍中吻；乾隆天资极钝，而好大喜功，颇思囊括中国全部学问。当时考据之风盛，故《乐善堂集》中亦有考据文。又好作诗，其在苏杭一带石刻者，皆可笑）。要之，清代政书，终以《大清会典》为少疵。《通典》、《通考》皆不足观。是故，九通之中独杜氏《通典》最当详究，不仅考史有关，以言经学，亦重要之书也。
章实斋因当时戴东原辈痛诋《通志》，故作斥马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所志，若果在标举纲领，则作论文可矣，何必抄袭史传，曾不惮烦如此。以此知郑氏之作，正欲以考证见长耳。章氏所言，适得其反。然章氏讥弹《通考》之言，固自不谬。谓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独断、考索欲其智，比次之书欲其愚。马贵与无独断之学，《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切，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此论也，切中《通考》之失。然不知官修之书，分门纂集，比次自不至疏陋；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尽比次之愚，又何其论考索之智耶？
《通典》、《通考》而外，会要亦掌故要籍。《唐会要》，元和时苏冕所作，后杨绍复等奉诏续之，宋王溥复续成今书。溥又撰《五代会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东、西汉会要》，取两汉之事，分为若干门，不专记典章制度。《四库》无可归类，入之政书，实非纯粹政也。《东、西汉会要》，用以搜检两《汉书》甚便。《五代会要》，学者不之重，然所记政典，颇足补《五代史》之阙。五代旧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详也。如经籍镂版昉之长兴（唐明宗长兴三年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学者从此不必手抄），《五代会要》详载其事。然明宗不甚识字，《通鉴》载李绍真、孔循请自建国号，明宗问左右何谓国号。愚陋如此，安能阐扬经术？于时冯道当国，可见九经镂版，冯道之力为多。宋初儒者，鄙夷冯道，新史削而不书（冯之雕印九经，与张宗昌之翻刻唐石经，后先辉映）。不有《五代会要》，后代何从知冯道之功耶？大抵会要一类，只唐、五代二书较为重要，余皆无用。其附于《通典》、《通考》之次者，以体例相近故尔。
清秦蕙田作《五礼通考》，依《周礼》吉、凶、宾、军、嘉立为五纲，凡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曾涤笙尝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为四通。然其分门之法实不合。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之礼，今尚有用）。《通考》综朝觐巡狩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题，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觐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籓，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高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然吉、凶、军、宾、嘉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时代之礼制，后世有不能袭者）。《周礼》大宗伯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朝觐会同），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冠、昏、宾、射、飨燕皆在嘉礼）。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故《五礼通考》之名与其分类皆未当也。《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项，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外此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实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说，欺人语也。
民国以还，在官多寡学之徒。叶德辉尝告余：康氏自以为是，不足与言学问；梁氏之徒，尚知谦抑，尝问欲明典章制度，宜读何书，则告以可读《通考》。余问何以不举《通典》？叶笑曰：尚不配读《通典》也。余谓应用于政治，读《通考》已足。《五礼通考》之类，政治中人，未有好读之者，读之亦无所用。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声价。实则此书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远。至于皇朝三通，通非所通。《五礼通考》以行政制度归入五礼，亦不通也。今人欲读政书，自以《通典》、《通考》为最要，《通志》已无所用。至读皇朝三通，则不如读《大清会典》。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须熟读者，只《通典》、《通考》二书已耳。
余于星期讲习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见有事也。《太史公》记六国事，两《汉书》记王莽事，史有阙文，语鲜确证。《唐书》记太宗阋墙之变及开国功业，虽据实录，不无自定之嫌。明初靖难之祸，建文帝无实录可据。举此四者，可见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
《史记·六国表序》言：“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讥剌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夫诸侯史记既灭，则太史公所恃以秉笔者，惟《秦记》耳。《六国表》，凡秦与六国战争之事悉载之，六国自相攻伐，如乐毅破齐等亦载之。此事之可信者也。至列传中琐屑之事，则不可尽信，如苏秦合纵，秦兵不敢窥函谷者十五年；鲁仲连义不帝秦，秦军为却五十里是也。又记载人物，往往奇传非常，信陵君蔺相如辈，其行谊皆后人所难能。六国既无史记，史公何从知之？曾涤笙谓《庄子》多寓言，《史记》所载，恐亦太史公之寓言。不知庄子自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其书固多寓言。至于国史，事须征实，焉得以《庄子》为比？案：苏秦、鲁连辈各有著述，《汉志》载《苏子》三十一篇、《鲁连子》十四篇、《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盖太史公据彼辈自著之书，采摭成文耳。余观常人立言，每好申已绌人，孟、荀大儒，有所不免，与人辩难，恆自夸饰，见绌于人，则略而弗书。《苏子》语本纵横，于事实或有增饰。鲁连围城辩难，何由入秦将之耳？却秦军五十里，是李同战死之功。归之鲁连者，必其自夸之辞。公子无忌敬礼侯生，事或有之；硃亥椎杀晋鄙，亦不足怪；独如姬窃符，颇为诡异；一战而胜，战法亦不详言，止于战前略为铺叙，恐亦袭魏公子书之夸辞也。又叙蔺相如奉璧秦廷，怒发冲冠，秦王即为折服，事亦难信。相如有无著述，今不可知，观其为人，盖任侠一流（史言司马相如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司马相如之所慕者，当是任侠使气也）。或当时剌客、游侠盛道其事。史公好奇，引以入列传耳。《左传》人物皆平实不奇，汉人亦然，独六国时人行谊往往出恆情之外。然扬子云评《左氏》曰品藻、《史记》曰实录。实录者，实录当时传记也。苏秦有《苏子》，鲁连有《鲁连子》，魏公子有《兵法》，史公皆取以作传，故曰实录，事之确否，史公固不负责，须读者自为分辨耳。
《汉书·王莽传赞》言：“莽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耶？”又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肆其奸（匿心），以成篡盗之祸。”今观莽传，莽未篡位前，钓名沽誉，谲诈甚著；既移汉祚，则如顽钝无知之辈，如天下盗贼蜂起，莽仍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以六岁一改元，布告天下。夫秦皇一世万世之说，至今人笑其愚。莽之此言，不尤可笑乎？又因叛者日众，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此与村妪之诅咒何异？又刘歆、王涉自杀后，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既云莽佞邪，则其容止何其愚呆也。假六艺以文奸言，事固有之；假神仙以欺天下，其愚恐不至此。《史通·曲笔篇》言：“《后汉书·更始传》称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鲜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在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余谓草莽之人，初登帝位，羞愧流汗，事所恆有。《史记·高祖本纪》言诸侯将相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观此一语，当时局促不安之状，居然如画。又袁项城洪宪元年元旦，命妇人贺，项城起立，曰：“不敢当，不敢当。”夫以汉高、项城之雄鸷，骤当尊位，犹有此惶愧之状，则无怪乎更始之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矣。《后汉书》又称：“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此又一事也。夫羞愧刮席，事或有之；问虏掠几何，恐不可信。此盖与王莽之愚呆，同为东汉人所缘饰耳。《通鉴考异》凡事有异同，则于本事之下，明注得失，若无异说，无从考校，则仍而录之，王莽、更始之事是也。
唐太宗之事，新、旧《唐书》之外，有温大雅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在。温书称建成为大郎，大宗为二郎。据所载二人功业相等，不若新、旧《唐书》归功于太宗一人也。案，唐高祖在太原，裴寂、刘文静劝高祖起事，太宗赞成之，时建成在河东。击西河时，建成、太宗同时苦谏，乃止。在长安攻伐，二人之功亦相等。后太宗出关，平王世充、擒窦建德，建成不安于位，王珪、魏征劝立功以自封，时刘黑闼尽有窦建德之地，建成率众破灭之。创业之功，彼此既堪为伯仲；自非夷、齐，其谁克让？若玄宗讨平韦氏，宋王宪固辞储副，此因玄宗有定国之功，宋王毫无建树，故涕泣固让，与建成、太宗功业相等者绝异。温公乃谓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则乱何自而生？不司建成自视功业不让太宗，岂肯遽为吴泰伯乎？且唐初本染胡俗，未必信守立嫡以长之说。但监于隋文之废太子勇而立炀帝（炀帝亦有平陈之功），卒召祸乱；而建成、太宗之功，又无高下，所以迟迟不肯废太子耳。《唐书》言建成私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二千人为宫甲，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又募幽洲突厥兵三百，纳宫中。将攻西宫，或告于帝，帝如建成责之。杨文干素凶诐，建成昵之，使为庆州总管，遣募兵送京师，欲为变尔。失焕等白反状，文干遽发兵反，建成入谒，叩头请死，投手于地，不能起。高祖遣太宗自行讨文干，曰：“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刘餗《小说》言人妄告东宫，妄告之事，或即太宗为之。盖高祖以隋废太子。语多诬罔，职成乱阶，殷鉴不远，故于废立事极为犹豫。《唐书》又言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今案，建成之臣有魏征、王珪，设计当不至下劣如此，心痛又何尝不可伪作？太宗密奏建成、元吉**后宫，此暖昧之事，难于征信。高祖许太宗明当鞫问，而太宗先命长孙无忌伏兵门侧。建成入参，并未持兵，则建成杀弟之意可知。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反走，太宗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太宗，再三不彀，太宗射建成杀之，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既系彼此争讼，则静待鞫治可耳，何必伏兵侧门、推刃同气？可见密告之事，全非事实也。夫新旧《唐书》悉本实录。史载太宗命房玄龄监修国史，帝索观实录，房玄龄以与许敬宗等同作之高祖，今上实录呈览，太宗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隐讳，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观此，则唐初二朝实录，经太宗索观之后，不啻太宗自定之史实矣。开国之事，尚有温大雅《起居注》可以考信，其后则无异可考，温公亦何能再为考校哉！
明人郑晓论建成事，谓中国开创之君，其长子多不得安。今案，夏启嗣禹、而太康失国；太甲、汤之长孙而被放；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秦杀太子扶苏；汉惠帝立而无后，主汉祀者为文帝子孙；东汉光武长子东海王中被废；刘禅，昭烈嫡子，而舆亲降魏；孙亮乃权之少子；晋司马师无后；惠帝庸劣，怀、愍皆惠帝之子；宋营阳王被弑；齐郁林王为明帝所杀；梁昭明太子早卒，武帝舍长孙而立简文，后为侯景所弑；陈武帝殂时，其子昌殁于长安，兄子文帝入嗣大统；隋文帝废太子勇而立炀帝；唐太子建成为太宗所杀；五代异姓为继，不足论；宋太祖不得传位于子；明懿文太子早卒，太祖嫡孙为燕王所篡。综观数千年来，自周而后，开国之君，长子每多不利，形家言震为长子，方位在东，中国西北高百东南下，故长子屯蹇者多。形法虽不足信，亦甚可怪也。
太宗尝称房谋杜断。今观唐人记载，当定天下之初，二人实未尝有所建树。历代开国勋臣，皆有定国大计。萧何入关，首收图籍；高祖封于汉中，心怀不平，何谓犹愈于死；进韩信为大将；居关中，转氵曹给军，补所不足。刘基佐明，其谋虽秘密，亦有可知者－－明祖初奉韩林兒正朔，岁首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明祖问征讨大计，时陈友谅据上流，张士诚据下流，基谓先灭陈则张氏势孤，天下可一举而定也。萧、刘二人，有定国大计，彼房、杜何有焉？其的谓谋断者，恐即为太宗谋夺宗嗣而已。今观房、杜之才，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然气度亦自恢廓，魏征、王珪入参帷幕，房、杜未尝排挤；马、周上书，数年间阶位特进，房、杜亦不嫌忌。玄龄自言最慕袁安，尝集古今家诚，书于屏风，以教诸子：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然玄龄子遗直袭爵，幼子遗爱欲夺之，卒以谋反伏诛，此即效乃父之佐人杀兄也。杜如晦子荷，参太子承乾逆谋，欲废太宗为太上皇，乃败坐诛，此亦效乃父子与人家事也。以逆为训，故子姓效尤。王绩（无功，王通之弟）尝上书玄龄，劝其功成身退，否则有灭族之祸。有识之士，见之审矣（绩称玄龄为梁公，则玄龄非文中子弟子可知）。
明成祖兴靖难之师，入都后，革除建文年号，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洪武讫三十一年）。建文无实录，故事迹可信者少。其初忌讳至深，至嘉靖、万历而稍弛，逊国时事渐见记录，稗官野史亦有记载，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史称建文即位，即兴削籓之议。周、代、湘、齐、岷诸王，相继以罪废黜，此一事也。燕王，建文所深忌，而《明史》纪事则称建文元年，燕王入觐，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风韵劾以大不敬。帝诏，至亲勿问。三月，燕王还国。修《明史》时，硃竹垞备论此事之非（见《史馆上总裁第四书》），此又一事也。建文之谋主为齐泰、黄子澄，而方孝孺亦建文所深信。理学之徒虽竭力为方氏辩护，实则反间燕王父子者，方氏也。时燕兵掠沛，方氏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时夺嫡之谋，因白帝遣人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送之燕军。由此观之，削籓之事，不令齐、黄诸人矣。明人小说载成祖待建文诸臣至为惨酷，云：铁铉守济南，突破燕兵，几擒成祖，后被执，成祖烹之，今南京铁汤池即铉就义地也。又云：戮杀建文臣子之妻，命上元县扛尸至远城与狗子吃。又云：程济从建文出为僧（案：程济事迹，《明史》亦略有记载，谓济本岳池教谕，建文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建文以为非所宜言，逮捕将杀之，济大呼请囚，云：如言不验，诛死未晚。乃下狱。及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将军。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注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济尝与人书曰：“君为忠臣，我为智士”）。凡此所载，其皆可信耶？否耶？吾读《致身录》、《从亡录》诸书，终觉其似黎邱眩人。《致身录》为吴江史仲彬所作，潘次耕坚持无此等事，至与史氏子孙互殴。故建文一代，无实录可据，采之野史，失实者多矣。
以上所述，皆非无故怀疑。一则太史公纪六国时事，无所取材，取诸其人自著之书，不免失之浮夸；二则王莽之事，同此一人，而前后愚智悬绝，当出光武诸臣之曲笔；三则建成、元吉之事，有温大雅《起居注》可供参证，房玄龄主修之国史，太宗不无自定之嫌；四则建文逊国之事，世无实录，采之野史，未必可信。孔子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故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若矜奇炫异，抹杀事实，则好学之士不当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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