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说过，人最好是在他的脑筋还没有糊涂之前死去。而我认为，更好的是在他认识人生，看透世事之前就死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露露应该是幸福的。那天她被熊熊烈火吓呆了，在疯狂中掉进了澜沧江。这条江以博大的情怀与仁慈接纳了她和她的孩子。在旋转的激流中，她生命的花朵湿润而鲜艳。在此瞬间即已坠入永恒,不会如我这般跋涉在干旱无边的沙漠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上没有雨云，地上没有绿草。烧房的事发生之后，指导员突然出现在我们连队。
说不上高兴，只是惊讶和意外，竟也有些歉疚与不安。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差不多已活过了一辈子。他，仿佛已变成了往事的一个沉积，落到封存的记忆里许久不曾浮现了。
他刮了脸，穿着合体的军装，头发理得整整齐齐，跟我们这群野人截然不同，怎么看也有一种陌生感。因此我僵立着没动，是他先叫了我。
应声之后我才习惯，习惯了他的声音，他的整洁，他的微笑和神采。于是许多话急欲吐出：“你好吗？你什么时候出来的？给你平反了吗？作了什么结论？现在他们的态度怎样……”
想不到他一脸严肃:“个人的事不要谈了，反正，相信群众相信党，上级组织也过问了……”
突然他又刹住。我因此而想起了龚献的那封信，看来还真起了作用，要不，上级组织怎么会过问？
我正想把这一切告诉他，却见他的脸色已由严肃转为严峻，真不明白他是中了什么邪，还是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我一下子也就索然无味，全没了说话的兴趣。
“告诉你，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他绷着脸说。
我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倒是有一丝轻松感。这年月，反革命多如牛毛，况且是在北京，况且是在天安门，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还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这是最新消息。”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今天晚上，将要向全国广播。这是刚才团里内部传达的。这次事件，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总理为名，在天安门广场聚众闹事，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是蚍蜉撼树，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必将把他们砸得粉身碎骨。问题是，我们这里也有跳梁小丑，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遥相呼应……”
我**地问：“谁?”
“龚献!”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接着便是混混沌沌的一片空白。
“忘了那次你给我的传单吗？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我已经把它交上去了。”
“你……”我说不下去了。哪怕山崩地裂沧海枯，哪怕冬雷阵阵夏雨雪——也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这样啊！
我的眼睛发黑，但是并没有倒下。我突然明白过来一件事: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转身向外冲去。
这个该死的犹大似乎早有准备，他一把拖住我：“哪里去?”我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看他的眼睛、鼻子和嘴，看他在做了这样的事之后可曾留下什么罪恶的标记，看他还敢不敢正视我。
可我似乎又错了，因为事实上，他不但瞪着我，而且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你不能去通风报信!”
说罢，他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从容不迫地吸着，吐出一圈圈烟雾：“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千万不能去讲，连一个字都不能漏。否则，大家都完了。”
说到此，他仿佛微微叹息了一声：“实话告诉你吧，本来，连你也牵连在内，可我跟他们周旋了很久，说是你主动揭发的，所以才免予追究。今天我先告诉你，是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及早跟他划清界限。若你去讲了，变成同谋，叫我再也无法为你辩护了。”
“这么说，还得谢谢你的关心啦。”我冷笑一声道，“那么，他们准备把龚献怎么样？隔离审查？跟你一样?”
我渐渐镇静下来，心想龚献并不是两眼一抹黑、平头百姓出身的人，能救得了别人，难道没法救自己？当然，必须先把情况摸摸清楚，这是要紧的。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结果来得更坏。“逮捕!”他这样跟我说，并再一次按下了我出色的弹跳动作。我的身子在他强有力的按捺下几乎挣脱不出。我突然悲哀地记起他曾经是我的教练。那时候，在令人炫目的旋转翻滚中他总是张开双臂，静静地在等待、保护着我。
“龚献的问题很复杂。”他说，“他的材料已上报到了中央文革，逮捕他也是中央文革直接批的。这一回，无论他的亲爸爸还是什么省军区的老战友，都救不了他了。”
我不吭声——反正我是要去讲，要去讲的。同谋就同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去告诉龚献，叫他逃，逃得远远的。
“莲莲，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他又说，“我想，你总要顾及一下自己的前途吧！眼下正是非常时期,全国都在通缉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凡跟这有牵连的，坚决镇压！谁也跑不掉。他龚献就是逃，能逃得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吗？好了，回去吧，八点钟广播，注意收听，听过你就明白了。”
从指导员那里出来，连想也没想我就朝龚献的宿舍跑去。
这一回，他的估计全错了。他以为我在挣扎一番之后还会乖乖就范，一切按他安排好的去做。可是,他不知道，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动荡的岁月，一如凛冽的寒风刮去树上的枯叶一样,把过去那个我，悄悄地抖掉了。我望着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旧骸发呆——指导员分析的那一切利弊，换了从前我一定会接受，可这是多么卑鄙、多么自私、多么可恶的事啊！我竟会接受？我怎么能接受？还有什么比龚献的安危更重要的事呢？
龚献的宿舍里空荡荡的,他不在，他的哥们儿也不在。等了一会，心焦如焚，便出去找，也不敢到处嚷嚷着问，猜想他不是去洗澡就是上街了，就悄悄过了桥，等在路边的“萨拉蒙”里。
“萨拉蒙”跟前的野芭蕉长得很茂盛，还有一棵凤凰树高高挺立，从这里可以望见过往的行人，可是行人看不清我。
大约等了有五分钟，他们过来了。一个个都头发湿漉漉的，手里拿着毛巾。龚献也在中间，还提着两瓶酒。
“傣族姑娘真美啊!”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感叹，“尤其是那腰肢、那腿、那胸脯……”
“其实，汉族姑娘也是很美的。”这是何士隐一本正经的声音，“不过，汉族姑娘的美被肥大灰暗的衣裤遮掩起来了，而傣族姑娘则被筒裙和窄袖短衫勾勒出来罢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看傣族小姑娘。”孙耀庭愣头愣脑地说，“走在大街上，谁还能扒了衣服研究里面的线条？不就是隔了衣服看吗！”
众人哄笑起来,一个个前俯后仰，还有人拍打着孙耀庭的背脊：“哈哈，高见，高见！不过你小子也甭眼馋，赶明儿也像我们头儿那样找个对象，就能扒开衣服看个清楚了。”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时候跑出去，实在有点尴尬。再说他们也还没走到跟前，略等一下吧！
从芭蕉叶的缝隙向外望去，只见龚献手一扬：“喂喂，你们不要笑，依我看，少数民族中确实保存了许多被我们所丢弃的、美好的东西，比如服装就是。再比如，自由、平等。男女谈恋爱，机会均等。男的丢包，女的捡，看得中的就捡，看不中的就不捡，谁也强迫不了谁。这里边没有门第观念，没有等级观念,看一个人的高矮就从他的脚底板量起，不像我们，还要把许许多多身外之物当作高跷架在脚上去算计。所以，他们的结合，是充满了激情的爱欲,是原始生命力的体现，是……”
这家伙仍滔滔不绝，看样子,讲完了自由平等还要讲博爱，再有两小时也讲不完。我急了，跑出“萨拉蒙”，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龚献!”
他们都愣了一下。大概谁也没料到我会突然出现，可随即又都轻松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朝龚献挤眼。我知道他们笑什么，可这一刻，顾不了许多了。我只说：“龚献，我有话对你讲。”
“是悄悄话吗?”有人扮鬼脸，“要不要我们先走，你们在这亭子里，也像傣族人那样谈谈?”
本是玩笑话，我却当真：“好吧，你们先走。”
都没料到我会这样出语惊人，大家又挤眉弄眼地笑了一番，然后一哄而散。
我把龚献拉进“萨拉蒙”，他那短短的头发冒着一丝丝热气，满脸含笑，两手捏弄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
暮色挤进“萨拉蒙”，亭子外面的芭蕉丛模糊起来。我望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痩了，原先白净的皮肤变得又黑又干，不大的眼睛倒显大了，只有高高的鼻梁还是那么刚毅挺拔。这张脸，我要好好看一看，也许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我并不需要刻意去记住，因为它早已溶进我的血液;我看着他就等于看我自己，看我生命的一个新的部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莲莲……”
我退缩了。我害怕，害怕温存、害怕说话，任何一个微小的触动都会使我不能自禁，从而误了大事。
我勉强定了定神，用尽可能镇静的口气问：“现在几点了？”
“八点。”
“哦，那么快——快、把半导体打开。”
他照我说的做了，收音机里传出广播员高亢的声音：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真的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心里还始终抱着一丝侥幸。我希望指导员是在吓唬我。我以为形势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严重。我想龚献总有办法脱险。而事实上，在这种血腥的镇压面前，一个人的肉体就像稻草一样脆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指导员倒是一点也没夸张。
暮气像灰黑色的精灵，在不知不觉中膨胀加深，占领了整个亭子。我差不多已看不清龚献的脸了，但我觉出了他的烦躁不安。他一会把音量放得很大，一会又拧小，弄得那女播音员像害了抽风病似的声音直打战。终于，他把机子一推：“无耻！地道的法西斯暴行！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龚献龚献，现在要考虑的是你而不是别人的下场。”我喃喃地说，并尽量忍住了眼泪。
“你说什么?”他惊讶。
“他们要抓你。”我急忙说，“说你是反革命跳梁小丑，南北呼应。你快逃、快逃吧!”
我一心想着全盘托出，嘴里却语无伦次，牙齿还得得地打着战。他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了一下：“你太累、太紧张了。”
说着，他把我揽进怀里：“不要怕，天塌下来也不要怕，有我在呢。”
我想，你很快就要不在了。
为了这个念头我一下子咬住了嘴唇，不能说不能说，真是太不吉利太可怕了。
好一会我才稳住神。我说:“龚献，我没发烧，我说的都是真的。听说你的事已经上报到中央，逮捕令也下了。我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这件事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他还是半信半疑。
“刚才，指导员跟我讲的。”我说。
他信了，但还是有些不以为然：“那么证据呢？逮捕一个人，总该有点证据呀！我在这里被围困了半个多月，总不能说我的魂儿回去参加了天安门事件吧!”
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什么时候都冷静沉着，不像我，听着风就是雨，事情还没来就先慌作一团。我心里一面暗暗佩服，一面好像有了点信心，也许，他是能把一切应付过去的。
可是，当我想到应该回答他的问题时，突然张口结舌。唉，证据，证据！从我离开指导员直到现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想着的是龚献的安危，竟把那件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无比的事给忘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意忘的，不知道是不是存心要逃避。反正，当时我确实是忘了。
当然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一经提起我就没了退路。我好像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明知前面是深渊也得往下跳。我要是回避他就不会相信事态有多么严重，不会相信有那么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他会大大咧咧回到连队，然后被一副手铐送进监牢。
反正，摔死我也不能让他毁灭。
我咬咬牙，硬着头皮说：“他们有证据,就是你那份纲领小组的传单。”
“他们怎么会有呢?”他自语，“我并没有给过别人呀。”
“反正是有了。”怕他不信，我又补了一句：“是指导员交上去的。”
他终于警觉起来：“指导员？指导员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心一横，闭上了眼：“我，我给指导员的。”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