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这样偷甘蔗的:在绿森森无边无际的甘蔗林里，寻找一条通往腹地的小路。绝大多数甘蔗林里都有这样的小路。这是蜿蜒曲折的一条幽径，它把我们引向最茂密、最甜嫩多汁的甘蔗丛中。
我们进去以后，就坐下来吃。把密不透风的蔗林吃出一个光秃秃的斑点。这斑点以极快的速度扩大、增长着；数百名知青涌进来，像蝗虫一样蚕食着蔗林。吃不下我们就拿，一捆捆地拖回宿舍。
傣族老乡火了，把我们的人抓去捆起来痛打。我们还要偷，还要吃；吃得舌头碎了，牙床出血，还在嚼。我们嚼着，吐出一口口带血的唾沫；我们不肯停止，咀嚼变成了我们的生命。
傍晚，同宿舍的知青又邀请我去偷甘蔗，我拒绝了。拒绝这类邀请是十分为难的，因为这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甚至愤怒。她们嘲笑我，骂我“假正经”、“假积极”。我忍气吞声，不能与她们同流合污确实是我的过错。
我取出一支珍藏的蜡烛，确切地说，只是一小截。这还是离家前妈妈塞进我背包里的。所有的家长都以为他们的子女将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为伍，在这场可怕的迁移中为孩子们带去象征文明的火柴、肥皂、卫生纸，甚至还有马桶。
天还不算很黑，在那些日子里，落日的余晖总是久久地聚集在野外的树上。树很多，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甚至分不清哪一根枝丫是从哪一棵树干上生出来的，哪一片绿叶又是哪一根枝丫上的，一切都错综复杂。
惟有那浮在湖面上的玉莲，在黄昏的阴影里悄悄绽开，莲瓣一片片弹出，洁白单纯如少女初放的情怀。
这时点蜡烛似乎有点浪费，但我没有犹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烛光摇曳的时候，有一只黑花蝴蝶从窗外飞进来，上下翻飞着，舞得很好看。
我怀着一种近乎祈祷的心情展开那张星形的纸条，一行刚劲的钢笔字显现在我面前:“人类之爱小组宣言”。我愣愣地想，归根结底，他是为了父辈创建的江山而奋斗；可是我，我为了什么？我又能为些什么呢？
为了母亲不再挨饿，为了弃绝写在额上的黑色胎记，为了寡淡的南瓜汤里能有几滴油花，为了脱去像盔甲一样整日紧锁我身躯的劳役的重负……也许，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未来能比现在好一点，仅此而已。
但是未来在哪里？它是怎样的？这一切我无从得知，连想也想象不出。
清晨我来到湖边，莲瓣已收拢，形同花蕾但不复洁白，深沉的红正孕育其中。我真傻，我早该注意到，龚献并不是一个人。他的周围有一群哥们儿，他们像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我承认我爱看他一呼百应时的样子。在那种时候他的眼神、他的手势、他的宽额前的一绺黑发，都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我欣赏他，尤其是当夜幕降临，他悄然进入我的睡梦的时候。当然，他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梦里的一个幻象，至少他给我的那张传单，就整日地躺在我的裤袋里。坦率地说，我对传单上所写的一切不感兴趣，对于那些名词也似懂非懂。比如，什么“新贵族”，什么“异化”之类；还有诸如“真正的共产主义”什么的。大概是我自幼以来见到的所谓真理太多了，所以，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时，我只能向它投去疑惑的一瞥，同时傻乎乎地张着嘴巴，对它的呼唤，不置可否。
听说在泼水节之夜以后，龚献的铁哥们为此有过一场争论。当时我并不清楚，是后来孙耀庭告诉我的——孙耀庭这人心直口快，与龚献形影不离。当然，从这个名字来看，他的出身不会很高贵，但也不像我这样污渍重重。他的父亲是工人。在后来回城风泛滥的时候他离开农场，在北京的一家化工厂里当了一名学徒工，算是顶替父亲。据说他工作勤奋，又肯吃苦，不久就转正了，不久又娶妻生子了。他没有别的嗜好，除了爱喝几杯。问题是常常喝醉，醉了并不吵闹，只是翻来覆去地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大杂院的邻居笑话他。他的妻子为他感到丢脸。
我在全国健美比赛一举夺魁后去京表演时见到了他。他备了一桌酒菜请我。喝到酒酣时他就唱起来。这歌声使我想起了密密的丛林，闷热的雨季，甘蔗林，澜沧江……“我们的头儿，唉，我的头儿……”他叹息着，不知要表达什么意思。我因此而知道了一些我过去不曾知道的事。
那一天龚献出现在连队里时，他的哥们儿即刻一拥而上。那个留小胡子的李凯元哇哇直叫：“头儿，真有你的！头儿，味道怎样？”
不过这个李凯元的脑袋上立刻挨了几下——是对头儿无比忠诚的孙耀庭打的。李凯元不服气：“这有什么，人家傣族小伙子都是这样的。嘻嘻，哥们儿，要我说，人家傣族小伙子才有骑士风度呢，和姑娘睡过觉，还亲自把她送回家……”
“噢，我们的头儿并不缺少这种风度。我们的头儿也把姑娘送回家来啦！”人们一阵喧闹，惟有那个外号叫“隐士”的何士隐没有笑。他一本正经地扶了扶眼镜，警告他的“头儿”说：“你要注意，那丫头几乎还是个孩子。她那么小，无论是思想或性格都还没有定型。她今天会和你冲动，明天也会和别人冲动。你可千万不要泄露了我们的机密，否则会坏事的……”
一语未了，就有人突然叫起来：“听说，指导员找那个丫头谈过话了。”
“什么？为我们头儿的事？”
“可不，听说，谈了大半夜。”
“唔，这可不是好兆头。”隐士更加忧心忡忡起来。
“哈哈，指导员吃醋了。”李凯元笑起来。
“真看不出，难道指导员也想插一手？”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龚献怎么想，我不知道。他对他们十分迁就。他爱他们。这一点我清楚。但是，他决不因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意志。这一点也是肯定的。
指导员确实找我谈过话。
在我遥远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昏暗的。在昏暗的暮色中，晚风送来一阵阵令人发闷的花香，前面的山上挂着一条淡淡的彩虹，棕榈树很高很倨傲。它的剑叶像黑色的手掌。我很担心地望着那朦胧的虹，仿佛担心它会被那些黑黑的手掌拽下来似的。
门是开着的——每当我单独去找指导员时，他总是把他屋子的门打开，或者，我们就干脆坐在门口。他有近乎怪癖似的小心谨慎，很长时间我都不能理解。
走进他屋子时，我昏昏欲睡——在推了一天车之后，我只剩下一种对睡眠的渴望了。可是，他一开口就使我从昏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说：“泼水节的那天晚上，你一夜没归，听说是和龚献在一起？”
我愣了一下。我点头称是。我不能撒谎。
他又问：“那么，你们是在哪里过的夜？是住在旅馆里吗？”
他的声音不好听，在喑哑中带着一丝尖细，还有一种急切的意味。这时我抬起头来，注意地看他的脸。他的脸色也不好看，黄中透着青，我感到奇怪，甚至有些好笑：“为了睡觉还要花钱，我可没这么阔气。”
“这么说，你们这是在、在……”他的眉毛动起来，动得很古怪，一条往上抬，另一条又朝下压。
他思索得这样苦真有点可怜，我近乎是有点怜悯他，赶紧说明：“在一座小树林旁边的空地上——确切的地名我说不出，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天黑，我们都迷了路。”
我以为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露宿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事。在修建大寨田的日日夜夜里，我们许多知青，无论男孩或女孩，都睡在山坡上，早上醒来时骨节隐隐地酸痛，许多人因此而患上了关节炎。我的双腿后来曾一度瘫痪，也许正是那时栽下的病根。
“难道这是真的了？”他低头沉吟。
“什么真的假的！”我实在不耐烦了，“指导员，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他给自己点起一支烟，劣质烟草的难闻气味立即飘散开来:“你要告诉我，这一夜是怎么过的？”
他的眼睛在弥漫的烟雾里闪闪发光，我下意识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他却像获得了某种灵感似的，立刻穷追不舍：“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吗？他对你有什么举动？他耍流氓了吗？”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叫起来，泪花在眼眶里转。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安抚我，口气变温和下来。
我气呼呼地别过脸去，看着彩虹一点点消失在灰色的天幕。我想起小时候曾有过一个洁白的本子。我想用它写日记，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在上面写一个字，就被我的同桌抢去画上了粗黑的叉叉。我向妈妈哭诉，妈妈说：“这很好，我的孩子。这年头记日记不是你的事情，你本不该有属于自己的本子。”
然而那一夜是属于我的，无论今后发生什么，无论未来的路上有多少艰辛多少突变的风云，那一夜对我来说永远是新雨后一片蔚蓝的雾霭。我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不让它受到一丝玷污。
大概是我这副凶巴巴的样子让指导员发慌了。他忙又接着解释道：“其实，我对你是信任的。只是外面流言太多，所以我不得不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心里有个底，上面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指导员，人家到底说什么了？”我的情绪平静下来，可仍感到委屈。
“这个嘛，就不必再提它了。”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起来，在整个连队，只有我对你是最了解的。关于你、关于你的家庭，我都清楚。可以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临来时你舅舅把你托付给我了。尽管你舅舅的为人，我并不很赞成，可对你，我是要负责的。比如，最近团部某领导要调你去当广播员——是接替张露露的位置。据说小张就要被招工了。也许你还不明白到团部去当广播员是怎么回事。可事到如今，我想还是让你心中有个底好。团部之所以调你去，并不是因为你在语言方面的才华，而是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是有人看中你了。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说实话，我树你典型，把你的材料报上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将来能推荐你上大学！可哪里料到，上面竟有人动你的脑筋！不过你也不要怕，这事我已经顶回去了。这样吧，明天你就到材料组来报到，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有我在，总不至于让你吃亏。”
我愣住了。在愈见深沉的暮色中我望着指导员苍白的脸，竟不知说什么好。我相信，他讲的一切是实情。露露的命运，我太清楚了。那触目惊心的一夜，始终像梦魇似地压在我的心头。虽说她将远走高飞，虽说许多人羡慕她，可我不羡慕，一点也不！我同情她，我决不让自己变成她。自从我来到这个世上，我的思想，我的灵魂，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唱的歌和我写的文章，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的，惟有它——我少女的贞操，只有它是我的。我要保住它。许多人以此为代价寻求一顶保护伞。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付出却得到了保护，这是我的幸运。
我渐渐地感动起来。我想起了父亲。我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不止一次在梦幻中描摹过的父亲，也许只有父亲才能给我这样的保护，这样无私的、以不索取任何代价为前提的保护。
我就这样呆呆地望着他不说一句话。我想我是应该说点什么的，表示感谢，表示信任，可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还有点儿乱。
“莲莲，”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若有所思，“各种各样的眼睛在盯着你，你要小心谨慎才能成功啊！我实在为你担心，你太幼稚，毫无涉世经验，很容易上当，尤其是感情的事。上面有纪律规定不许谈恋爱。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违反这个而毁了前程，所以我要问你那些话。其实，真有什么我也不会责怪你，更不会替你声张出去的。但你必须对我实说，这样才能为你出主意，有什么情况也好替你应付。”
“指导员！”我突然叫出了声。我觉得我好像从飘忽的一团云雾中坠到了现实的大地。这天地是坚硬而残酷的——它使你清醒、使你驯服，不容一丝迷幻和反抗。一阵倦怠之感向我袭来。我靠在门框上，不能想象还要去推那沉重的车子。我累了，我愿意去材料组过清闲的、富有安全感的日子。我要争取上大学。这是我惟一可以看见的辉煌的前途。
“那天晚上，确实没有什么。”我平心静气地解释。“我们谈了一会话，后来就各归各睡觉了。”
指导员点点头：“谈了很久？”
我惊讶他的判断力，只好说：“是的。”
“都谈了些什么？”他又问，“他说过爱你吗？”
“他只是讲了些他自己的事，”我坦然回答，“别的什么也没讲，这是真的。”
“自己的事有那么多好谈？”他似乎有些不信，“我想，你大概是在后半夜才睡的吧？”
我的脸一点点红起来。那一天晚上在草地上辗转反侧的情景，那种种不安分的念头，一下子在我的面前蜂拥而至。我想驱赶，想否认，想掩饰，可是竟不能够，我觉得指导员一双锐利的眼睛已经看透了我的一切。我吃吃地发出含糊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他定定地注视着我，忽然话锋一转:“那么，他给你写过什么吗？比如说像诗啊信啊之类，你拿给我看看。”
“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我失声叫道。话刚出口，我就发现我的口气里带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不满意这种情绪，顿时又臊得满脸通红。我不知道指导员是不是听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我急急忙忙地想让他相信我，想使一切都掩饰过去。我赶紧说:“他只给我递过一张纸条，可那并不是信，更不是什么情书。是真的，指导员，不相信你看好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星形的纸条，交给指导员。他拆开看了一遍，然后重新折起，折成一个矩形，放进他自己的口袋。
“太危险了。”他对我说，“真不知天高地厚，你竟把这种传单放在身边！好了，今后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