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到小刘的单位去，第一次站岗的根本没让进。她回到家里再三想好了措辞，第二次就早早地在秘书的屋里等，终于该轮着自己了，秘书说：“走走走！你事儿急？谁的事儿不急，领导开会的事儿不急？走走走，快点儿走！”小刘走出去的时候说：“有事儿到家里，这儿是真忙。”说话时连个回头的工夫儿也没有。
肖淑梅到商店里挑了几样东西，在小刘家门口转了好几圈儿，一会儿认为要说的话不妥，一会儿又感觉拿的东西寒碜。红艳找工作时小刘就帮了忙——或许也是因为东西寒碜，就分到了农村去。
肖淑梅正想往回走，刚好碰见了小刘的儿子东东，东东和她的女儿红艳曾在一个学校读书，大红艳一岁。东东放假时去过她家两次，看样子和红艳有点儿要相好的意思，但她不愿勾起消逝的过往，一切就都在不经意之中滑过。
东东很热情，一边喊着屋里的爸爸妈妈，一边就把来不及溃退的肖淑梅领进了家。
小刘围个围腰正在和面，见到她后搓着手，“嘿——嘿”地笑着。东东娘正在看报，瞥了她一眼后，两手架住报纸就遮住了脸。东东给倒了一杯水后，伸过头在报纸的那边跟他娘咕哝了几句，东东娘放下报纸，挤出来一个硬生生的笑就去了里屋。肖淑梅感觉有一股冰雪水，自头顶稀里哗啦地流过脊背。
后来，她又找了小刘好几次，小刘总说很难，容慢慢想办法。肖淑梅始终认为，是小刘不愿意说出他那句金贵的话。在她看来，坐在台上的那个人只要说话，坐在台下的人就只有拍巴掌的份儿，就像大刘挨斗，啥时斗，怎样斗，斗不斗，都是台上一人说了算。
看到大刘挨斗她揪心不已，大刘佝偻着腰，弯弯着腿，昔日的气宇轩昂早被狂风扫荡尽净，还常说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淑梅想：再这样下去，大刘不疯，自己就疯了。于是就来到了大坡地。
肖淑梅在大坡地只待了一天，文昌欢天喜地地大献殷勤，但每当他看到肖淑梅眼角滑出的一缕光时，总有一种跌落于断崖下的感觉。
她要走的时候来到了文昌家，文昌娘正在拐线子，肖淑梅嫂子嫂子地叫，小心翼翼地说了许多拐弯抹角的话，瘦三娘静静地听了一会儿，说：“嗯——呀，嗯！梨花儿该还没开呢，也保不定是——开了？又落了？”——老太太还在想算卦先生说的那句话：恁小子眼时婚还没开①呢，等到梨花儿落就该有信儿，再没信儿就到麦梢儿黄了。
红艳娘吓了一跳，她听不懂文昌娘的话，好像正唱着的丝弦忽然冒出一句京剧道白，就急急地问：“嫂子嫂子，怎么了，怎么了？”
文昌娘静静地说：“俺说这花儿该开的时候儿就开，该落的时候儿就落，不能开花儿就坐果儿，也不能光开花儿总不坐果儿。”正说着，线拐子就从手里掉到地上，她索性一捋，全都捋了下来：“缠坏了，从头儿缠吧。”
临走的时候，肖淑梅说：“嫂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只有半个家的苦命女人，给孩子说说，他俩走不到一块儿——我指望着红艳熬后半生呢！”
肖淑梅走了后，瘦三给文昌说：“哥哥半辈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半个布袋头儿，不懂个啥，也说不出来个啥，有个理儿得说给兄弟，这不论做啥，都得看两头儿，就跟俺的贯尝一样，香不香，好不好，一样的东西儿，饿跟不饿的人吃起来，味儿就不一样，你说是不是？——也老大不小了，该拿主意的时候儿就拿，别光叫娘操心！”
后来，肖红艳请了假，课由文昌替着。山杏又给买了一本书，叫《暴风骤雨》，扉页上又写了几行用尽功夫的字，还是安乡长的笔迹，第二天，文昌就去了一趟邢州。
肖红艳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刚到门口的时候，文昌看到一个人，好像是红艳，坐上一个小车走了。
大刘在一个木桌前坐着，小桌子很旧，桌面上被刀子新划下一片坑坑洼洼的图案，像中国地图的形状。大刘一手掂着一把旧茶壶，一手拿着一个青花瓷的大酒盅，晃晃荡荡的像是喝醉了酒：“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见文昌进来，他一扬手，就把酒盅里的茶水泼了过来，淑梅忙去拿手迎。大刘说：“他是反革命，比我坏多了，你说——不是？”
来到院里后，淑梅给文昌说：“你看，红艳还得误几天，她爹——病了，红艳——抓药去了。”
从家里出来，文昌分明看到那个女人在流泪。他觉得肖红艳确实有点儿冬妮娅的意思，回头看了看，那个疯男人，咋一点儿也不像林务官！
白文昌回到大坡地，正是麦梢儿黄的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