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八年四月，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农历阳春三月，万物在冬眠中开始复苏，大地郁郁葱葱，柳树飘着子芽的苞絮，和煦的春风似一把精致的剪刀，修理着大自然的美景，各种奇珍异花正含苞欲放。黄浦江上，海鸥低空盘旋、凌空滑翔。高架天堑，车水马龙、奔流飞速；大街小巷，人潮服饰，如云飘逸，装扮着现代人文景色，使大都市沉浸在春色怡人的景观中。现代的社会、现代的思潮、现代的节奏、现代的服饰、现代的绿化，似乎是一种组合的浪漫神韵，仿佛奔放出城市“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现代都市是一种美学，是一种情调，是一种意境，是一种生命，人人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缕阳光中，享受着上帝赋予的生活。李敏也应该同样如此，但是，这些仅仅是李敏外在的感受，或者是社会层面上的一种浮光掠影，而内在的，却使李敏这一类群体在社会的底层品味着一种煎熬。人需要一种活法，也需要一种生存，而生存的方式是不同的，或者说是不平等的，也许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这句，可以放在评论里）一个人处在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他的心情是无法直接感受或感应时代的精神意识的。
李敏上班的第一天，办理着报到各类手续，填表、交照片和身份证及简历等复印件。接着，广告公司的正副老总都跟他们这批新招聘的八位业务员开了一个碰面互叙短会。李敏发现总经理是一位近六十岁的老者，接近退休年龄，两鬓有些斑白，背也有点驼，讲话东拉西扯缺乏逻辑，也没有中气，长得小头小脑小眼睛，好似撑着一副瘦骨嶙峋的架子，体质较弱，一副老态龙钟的病态相，他叫史冷山，名字很晦涩，据说是编辑出身，正处级，在出版社是第三把手，有一点实权，在广告公司挂一个兼职虚名，不管事，只听汇报，划圈圈，上传下达作指示，人们背后称他为“二传手”。史冷山，寒暄了一番客套话后，然后由王副总转入实质性的话题，他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后说：“首先欢迎在座的八位新同志加盟我们公司，我们这个部门主要是做广告，有广告经营许可证，大家只要齐心协力，拉足业务，赚足钱，大家都会得好处”。他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由于你们刚来，有些业务不太熟，故要经过一段熟悉业务的磨合期，这磨合期呢，叫试工，试工是两个月，试工合格，就开始签合同，办理聘调手续及档案转入和代办养老金。”他的话音刚落，李敏等八位新同志一阵骚动，并相互惊异地对视着，其中有一位二十七、八叫小姚的女同志（应聘者），伸了一下舌头，眨巴着眼睛急问：“这些事怎么在招聘前不讲清楚？”气氛有些紧张，王经理神态自若，眯了一下狡黠的眼睛答道：“现在不是正在说吗，大家不要急嘛 ，这试工期不是我们单位发明的，别的单位也是这样的。在试工期中，每月薪水只能拿三百七十元。”李敏听后心里一阵慌乱，心想，“这跟拿救济金有什么区别，我在家失业也能拿到二百八十元，而现在工作却只能多拿九十元”。李敏边想边发问道：“招聘前不是讲好不少于一千元薪水吗？”王经理忙解释道：“是不少于一千元，你们耐心听下去，在试工期间，你只要每月捉到两万元业务（王经理用了一个“捉”字，显然不太妥当），你还能提纯百分之十的回扣，这样一来，你们两个月的试工期就能拿到一千元以上，当然，在工作中所有外出开销旅差费都在这百分之十中自行报销，如捉不到钱，就不能报销。公司总要有考核制度的吧。两个月以四万元为一个考核基数，如合格就办理正式工手续，如两个月捉不到四万元这个数，就说明你考核不成功，就无法转正。如一旦转正，再另加工资。”他又重复了一遍，“一定要以两个月为基数，如拉到三万九千元，也算是不合格。”这话似乎是很有道理，什么磨合期、试工期、考核制，但在这种试工期内，有一堵高不可攀的墙，或是一种障碍在等你去攀越，攀不过去只能拿三百七十元月薪，如你攀过去，前面是什么你还是一个未知数。其实，这仅仅是开始，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陷阱。
李敏虽有些困惑，但因报到上班前，都跟父母和亲朋好友说过，自己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如明天就打退堂鼓、不做了，亲朋好友一定会笑话他的，何况，还没有去操作，怎么能知道自己完不成呢？再说，现在社会上工作很难找，不做就更没有机会了，李敏万般无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心里总不是滋味，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会后，李敏又发现这家广告公司，除了八位新同志，原来只有三个人在工作，一个王经理，一个是电脑打字小姐，还有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叫田宏的先生，据田宏先生讲，他已经拿了五个月的三百七十元的月薪，因完不成四万元的考核指标，至今没有转正。田先生还透露出，这家广告公司每隔一段时间要在社会上招聘一批业务员，已经招过好几批了，但进来的人都待不长，最后都因受不了这种考核而离开公司。公司永远不会亏损，广告存本很低，四万元的广告费，公司可以赚三万多元，利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公司发给业务员只有三百七十元月薪，愿者上钩，而每一批业务员在靠亲戚朋友的帮忙下，总有三、四位业务员能拉到个几十万元，但平均数每个人总完不成，最后被炒鱿鱼，即便不被炒鱿鱼，你只能继续拿三百七十元工资，永远不能转正。田宏先生就属于后者类型的，他还庆幸自己没有被炒鱿鱼，否则外面工作不好找呵，好死不如赖活。是的，公司不怕你走，就怕你不走，公司就希望在每一批流动业务员身上滚动式地赚钱。王经理曾公开说：“中国人多的是，到人才市场去走一圈，多少人在外等着就业，而找一条好狗不一定能找到。”请注意，在旧中国时代，那些可恶的洋人，曾公开叫嚷：“找一百个华人容易，找一百条狗难。”中国人不如狗，这种历史悲剧难道在九十年代末还居然有人仿效粉墨登场，这岂不是把生意做红了眼，将华夏民族崇高的道德观念亵渎吗？难道历史还要重演吗？这样做岂不是在利用廉价劳动力、剥削劳动力吗？是的，这就是发生在当今新形势下涌动的一股暗流，以试工为名，钻法律空子，他们就是打着国家的招牌，剥削人力资源而从中获利的一种新生的贵族阶层，而所赚的钱从不上交国家，中饱私囊，并以公差的名义大肆挥霍，而在市人大、市政协会议上，绝对没人会想到提出披露这方面的议案，为那些弱势群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奔走呼号、大声疾呼，不会，永远不会，因为弱势群体阶层本身就决定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位会在市人大、市政协参政议政，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高深的文化，只能被“新生贵族”压在社会的底层，永远无法见天光，否则就不叫弱势群体。当然这类“新生贵族 ”，是当今社会的蛀虫，人们一下子还不能马上识破他们，他们在是罪与非罪的界线上打着市场经济的擦边球，站在弱者的肩膀上光耀显祖，荣华富贵。生活呀，本身就是一杯苦酒，尤其是对弱者而言。便让人触目惊心的还在后面。
当天下午，李敏等八位互相刚新认识的新同志，心里愤愤不平，议论纷纷，感到这事有点太委屈，心里都很压抑，有的嘟哝着，说提纯回扣是天上的馅饼，可望不可及、望梅止渴。也有的说干脆不做了。但李敏心想：“不做，没生活来源，如果能拉进四万元，一转正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问题，还能按正式工拿固定工资，他们毕竟是国家单位，不可能言而无信（李敏确实把公司往好处想，因为他也无奈，进退两难）。这份职业也不错，虽然前面几批业务员都没完成过，但不一定我完不成，我倒要试试自己的能量，一定要攻克难关，争取考核成功！”李敏给自己鼓了鼓劲，同时，他也劝说大家看得远一点，人活着，本身就是跟命运交量，跟人生搏斗，不要被困难所吓倒。并提议，晚上八位新同志去大排档聚一下，相互认识一下，以酒助兴，大家AA制。没想到，李敏的建议博得了大家的赞同。
晚上，七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共八人在一家露天大排档就餐，家常小菜，价廉物美，品得津津有味，酒过三巡，彼此开始从陌生到熟悉转为亲热，最后大家都畅谈自己的身世。在畅谈中，李敏发现在这个圈内，自己的年龄只能排在第二位，其中有一位年龄比李敏大一岁，正好四十岁，是这次应聘中最大一位，他叫彭云，是一位下岗工人，单位里虽能保持老保关系，但每月在家只能拿到二百元，家里生活苦不堪言，他这次应聘广告公司的目的是打临时工，不转关系，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赚一点小钱补贴家里，但也愿意接受考核，增加一点工资，心里的期望值不高，他长得很苍老，生活的磨难使他变得很麻木，我们在座的都称他老彭。还有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姚小姐，她是新疆知青的后代，迁移到都市后，因没有背景，一直待业在家，此人较活跃，个性也很强，应该说也是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女子。另外还有一个年龄最小的二十五岁左右的小林，他是安徽人，因失恋一气之下来上海打工，因在安徽从事过广告工作，故也被招聘录用了。李敏等八位业务员，学历都在初中和高中之间，没有一个是高学历的，有的是大学没考上，便流浪社会，这里打两天工，那里打三天工，以维持生计。李敏总感到，今天这酒喝得很苦，也很苍凉，眼前的伙伴们几乎都是生活在逆境中，他们生不逢时，在生活的道？上举步艰难，他们依然在默默地奋斗着，同时，也背负着人生沉重的十字架，承受着苦难的煎熬。特别是当姚小姐用沉闷的语调说到自己曾经在新疆有过美好的理想，憧憬过未来的生活，也有过一位已婚的如意郎君，由于时过境迁，到了大都市后，理想都成了泡影，郎君另寻新欢，自己变得穷困潦倒，大家听了后为之而动容，眼眶有些湿润。李敏也叙述了自己在农村有过梦中人生，艰苦创业，涉足高考，后来怎样名落孙山，怎样被人愚弄，又怎样绝处逢生，现在是孤身一人闯荡都市，至今两袖清风，功不就名不成，但又不甘心，不服输，更不愿让命运来摆布。此时此刻，大家仿佛沉浸在一种茫然的情绪里，举杯定格在一种悲壮、肃穆的气氛中，一丝惆怅油然而生……
李敏和大家都在苦酒中慢慢品味人生，人生是什么？其实，人生是血与泪的熔铸，人生悲与欢的结晶，人生是丑与美的组合，人生是死与生的平衡，人生就是一种不愿死亡的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