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喜欢做梦，做好梦，做大梦。是的，人生需要在梦想中搭起自己精致的命运，每天在生存中去追求自己辉煌的价值，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生命的全部意义，而梦，却能圆完每一个弱小生命中的夙愿。梦，它能孕育着五彩缤纷的思想，犹如放飞在天宇上一群群美丽的鸽子，又仿佛时时在心灵的田园中去耕耘自己生命的土壤，梦幻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晨昏，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明媚的太阳，即便生活有时是苦涩的，而梦却会增添你许多生存的勇气，以不至于过早地步入黄昏。因为没有梦的人生是苍白的，苍白的如严寒的冰雪，它是一种死亡的象征；而有梦的人生是绚丽的，绚丽得如春天的玫瑰，它是一种复活的精灵。
在这里，笔者将要推出第二位弱势群体中一位普通男性，他叫李敏，现年四十一岁，中等个子，体态较为瘦弱，面相斯文，给人一种安全感。他是七六届初中毕业生，文化学历虽不高，但个性要强，志向很高，从小就喜欢做梦，在做梦中艰难地度过了苦难的青春期，真可谓是梦中人生。他从苦难人生起步，历经多事之秋、沧海桑田，最后定位在成功与失败的沉重的十字架上，但“梦”始终维持着他生活中柔弱的翅膀。既然要写他，就要先从他的过去讲起，以便让读者能把握他的心迹和人生脉络走向。
二十年前，在一个大雪纷飞寒冷的夜晚，位于中国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处的第三大岛——上海崇明县某农场一个危棚猪圈内，一位面带憔悴青年小伙子，裹着一件破絮外露的棉袄，在浑浊微明的油灯下孜孜不倦地苦读“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危棚外，一片荒野，漆黑一团，昏暗中带有几分凄凉；危棚内，四壁千疮百孔，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窜进棚内，像过堂风，吹着油灯忽明忽暗，也吹得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浑身哆嗦，他就是李敏，李敏小心翼翼地把灯芯往上拨弄了一下，使光线稍亮些，他坐在草堆上颤抖了一下，便裹了裹破棉袄，低头又继续阅读他的“梦想”。这是公元一九七八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制，李敏梦想以考大学来摆脱这知青生涯。
当时，在这座用泥沙冲积而成的方圆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岛上，有十多万垦荒知青，他们面朝黄土背靠苍天，每天扛着锄头迎着黎明走向荒芜的田野，送着沉沉的暮日疲惫地赶回冰凉的草棚，在露天做农活的工作量平均达十二小时，真是青春在这苦难的生涯中流放，生命在这迷茫的流程中耗尽，但营养他们的只是冬瓜菜汤，而每月的工资收入只有十八元，这微薄的薪水是用血汗和生命作代价的，知青们几乎是在这苍凉绝壁上攀援，追寻人生的天光。李敏就是当时其中的一位，他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这座岛上，期盼命运的转折。当时，维持他生命的是心灵的歌，使他不屈服的是人生的梦。他曾亲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和他一起来农场的同班同龄女知青，因劳累过度，昏倒在湖泊中，再没浮上来过，一个月后，当人们找到她的尸体时，已腐烂成蛆，最后在赔偿问题上，其父母只拿到八百元，当他们手捧女儿的骨灰盒时痛心疾首，悲天怜悯，并泣不成声地离开了连队。亲爱的读者，一条人命只有值八百元啊，只相当于现在的白领的一个星期的薪水，或相当于现在一台VCD的价钱，或相当于现在在农贸市场购买的一头大活猪的价格，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年代里，人的生命是廉价的，尤其是知青的生命。目睹此景的知青们已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面对前程一片茫然。当时，李敏发誓要改变这种苦难的现状，改变这种落后的农村，改变这种愚昧的年代，“我要用知识来拯救这失落的一代！”他无数次这样呐喊过，即便做一个知识上的铺路石，或者说做一个垫背，也心甘情愿，只要下一代的儿女不再重蹈父辈们的凄惨生活，因为五十年代出生的群体毕竟还不是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因为，李敏深深地知道，唤呼一种民族振兴意识远比所获得的权势要来的更高贵，一个人最怕的是由于迷茫而看不到自身强大的潜意识中的力量，由此，你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最可悲的是你还不知道这是一条死亡之路，更不知道生存的价值和成功的欲望。
自学攻读枯燥的“数理化”想考大学，谈何容易，一个在“文革”时期培养出来的初中生，在这种形影相吊、荒野苍凉的环境中，要自学高中的课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敏也深感自己的基础很差，况且，每天必须还要做完十多个小时的农活，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李敏有梦想。他常常在酷暑难熬、万籁俱寂的夏季，独自站在旷野上，抬头仰望着星星，占卦着自身命运的吉祥，看着天宇中闪烁的星光，会有一丝的抚慰，一时的兴奋，一种冲动，一股激情，更多的是苦中作乐，惆怅中见平衡，绝望中见希望，他似乎有点像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姑娘”，以获得一瞬间的快慰和心灵上的祈祷，即便再走向死亡，也死而无遗。显然，李敏当时的年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心态、当时的举动，按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来返朴观照，这样的生活情景不可能会出现在现代青年人的身上，就像在两个世界生活的群体，彼此在各自欣赏对方那遥远的故事，还误认为是童话。但生活中的故事都是有着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经济所决定的，社会哲学告诉我们，生活在当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和超越这种现状，而李敏却梦想超越，要挣脱这种无形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