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创伤与记忆的建构，深受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影响。作家总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调整自己的叙事与审美坐标，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互文性中努力型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路线图。就抗战记忆而言，如果说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国家仪式所彰显的是国家主体在建构民族创伤与集体记忆中的政治意志，那么，作家的“我的抗战记忆”表征的则是文学主体在重构活的历史、抚慰心灵创伤、黏合国家认同中的话语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最刻骨铭心、最惨痛的创伤，莫过于日寇侵华战争所制造的苦难。文学具有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符号能力，文学中的记忆书写与记忆诠释不单是修复心理创伤，更倾情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通道的寻觅。如果成功地将“侵华与抗战”当作文化创伤加以再现、陈述与传播，会使得那些没有直接承受日寇灾难的人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切身感受到这个灾难并不是“他”的创伤，也是“我”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而要让当代的受众动容，作家就必须用小说之类的文学文本将“抗战”这样的事件建构为“一个新的故事”，让受众在审美体验中走向对群体性创伤的认同。当这种文化创伤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时，我们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将会得到应有修正，我们的“拒绝遗忘”意识也将在坍塌与重构的永恒轮回中频频彰显。
灾难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人的艰难求生，《寇风烈》要重塑的正是70年前那场惨烈战争中人的生存欲望。《寇风烈》开篇呈现的是布谷声声、麦浪滚滚、乡情酽酽、挚爱绵绵，虽有蟊贼土寇出没，离愁别绪滋扰，却遮蔽不了海州属地、神州脐部黄天厚土中的恬静与安详。然而，国破已成事实，家亡渐行渐近，远方的断续炮声，头顶的险恶“大鸟”，街市的孔武过客，入室的揪心家书，无不让惶恐直钻百姓心底。为了生，士绅变卖家产筹措自卫，军人离家别子勇赴沙场，少年结伴挥洒救亡意气，悍匪走险扩张武装力量。随着情节的展开，将军的瞻前顾后，亲人的牵肠挂肚，冤家的舍身相救，甚至是寇贼的相扶奔逃，无不让求生欲望扑面而来。所不同的是，有的是为自己求生，有的是为他人求生，有的是为族群求生，有的是为国家求生。生存成为灾难面前的第一欲望，杀戮成了救亡或苟活的本能选择。就是那阴险毒辣的侵略者也会为同伴身亡而黯然神伤。《寇风烈》回归“人”这个基本面来诠释“生”，不因信仰与责任而淡化骨肉之情，不因阴谋与邪恶而遮蔽贼寇之殇。尤其是对敌我双方权欲、情欲、肉欲等诸般欲望的铺陈揉捏，意在让当下受众看到，乱世之“生”不仅真切热辣，而且斑斓多姿，动人心魄。而胡展云、毛窝子杀敌捐躯，彭宇成血溅倭寇，李雯清二度赴死，用“死”为“生”绘就了悲壮或悲凉身影，催生了“生”之欲望叙事的悲剧之美。
《寇风烈》的记忆立场深植于对人性的爬罗剔抉之中。对日军血洗荷花池村，无论是热血好青年梁浩，还是土匪周法乾，都能哀同胞之殇，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杀敌。他俩的交汇点，不是因为听从谁的号召，也不是因为生性扬善避恶，而是无法认同日寇洞穿人的底线，滑向了兽性。可巧的是，这俩人也阴差阳错地与女间谍千叶美黛发生瓜葛。“夜径撞怀”撞出的是悍匪与女谍肉体欲望叙事下的心照不宣；“蜻蜓谣长”叹出的是后生与长女望乡诗化意境下的不忍抛弃。重伤美黛被梁浩冒死背出险地，又被周法乾涉险送往医院，这种无意中的救人接力，恐怕在寇仇、心机、私欲之类的辖域化语境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吧？即使是虐心技法登峰造极的王牌寇谍松本惠子，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海豚”闭眼前的那一刻送上的“我只是给你儿子打了一针葡萄糖，根本不是什么毒药，你就放心地走吧”一句耳语，透出的除了奸诈，不也能见到一丝人性的余温么？而对羽田荒诞形象的塑造，看似对大陆东渡亡民“孽种”的戏谑，实质隐喻了人类似乎无解的欲壑难填、自相戕害的悲情，也是对人类“反人类”文化现象的一次诘问。
抗战记忆的生产，依赖于符号的编码与文本的互文性。山河、海港、盐池、盐帮、走寇、流民、黑话、俚语等，构成了时代语境与地域风貌；民谣、战歌、口号等形塑了对决主体的战争意志与百味生态。鱼叉、剃刀、大刀、鬼头等编织的是英豪符码，力图唤起的是受众对杀寇集体记忆的快意认同；洋刀、枪刺剖开的是孕妇的鼓腹，挑起的是婴儿的粉体，滴血的恐怕却是当下受众的心；战舰、大炮、飞机、间谍、虐杀，卷起的是势不可挡的暴烈寇风，再现的是异族至今还不时瞥过来的轻蔑。当受众不时读到纯真、古老而长存的童谣，是不是仿佛一遍遍地听到“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几乎要脱口而出“孩子，快回来吃饭哦”？可眼前一个“刷新”，惨烈的战事正在进行，国耻犹在、寇风正烈、危亡不远的压抑感、疼痛感是不是正攫住了你？而“一个喜爱《红蜻蜓》的民族，怎么会嗜血如命”的讥讽，恐怕要让我们不得不问，两个都拥有纯真民谣的民族到底怎么了？是什么恶魔把我们拖进了战争的深渊？难道仅仅是倭寇国力强盛、中华积贫积弱吗？也许，我们还该进一步思考，两个民族间什么样的文化同构，才能抚平战祸创伤，永远扼住猖狂寇嚎？相信受众会明白《寇风烈》为何要对地域与时代文化符号如此编排；会明白十九首歌谣的默默勾连，与已经积淀在自己心中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多向度的互文，稍加用心，应该不难破解此“抗战记忆”的意义编码了。
文学之所以要不停地重构抗战记忆，盖因抗战中的民族抵抗精神远未得到真切地再现。如果说我们的文学一度选择性地遗忘正面战场的抵抗，导致我们对民族抵抗精神的认识长期残缺不全，那么当下文学界颇为自得的“审判激进”、“告别革命”之风，又何尝不是在以“记忆”之名成功地启动了伤及民族抵抗精神结构完整性的“遗忘”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寇风烈》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她想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那个年代真切的主旋律。在那国弱民贫的年代，没有从政府到民间、从精英到百姓的万众一心，中国拿什么来与强寇较量？而没有抵抗主体，又何来抵抗精神？激进与血性恐怕至少应算是近亲，革命与反抗精神更是骨肉相连。抗敌前线的万平沙、胡展云等中共党员的潜伏不是要破坏，而是为了建构，是要用革命的热血激荡国军将士们的抗日精神，这恐怕也正是霍仰羽等国军高级将领对队伍内异党影响睁一眼闭一眼的根本缘由吧？而“找党”这个辅线的伸展，既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为日后乡村抵抗力量的发展壮大埋下了伏笔。“找党”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对一度被解构的历史记忆的再建构，是对民间抵抗精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路线图的再寻觅。正面战场的激越浩荡与敌后持久抗战力量的悄然生长，不仅是小说文本的经纬双轨，更是构成民族抵抗精神的动脉与毛细血管。当高地失守、良将被捕、寇舰癫狂、港口与海州岌岌可危之时，一口扑面而来的大葱味，尽管有点呛人，不正昭示着民族抵抗精神的即将升华？
《寇风烈》在抗战史、地方志、民间口述史与海州属地民俗民风中开启复活抗战记忆的旅程，既不敢妄言荡寇神话，也不愿悬置革命话语，只是想在被战争裹挟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之间勾勒苦难，在寇风施虐中寻觅人性踪影，在慷慨悲歌与救亡图存中再现民众觉醒，在不时飘来的纯真童谣声中追忆与慰藉逝去英魂——蓦然惊觉，苦难未已，寇风频起，《寇风烈》所着意深描的审美意象何止是指涉过去，不也正直指当下和未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