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一曲“荡寇谣”——读刘方冰长篇小说《寇风烈》（二）
柳堡
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极其巨大的牺牲、极其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以小说《寇风烈》所描写的连云港保卫战为例，双方参战人数对比，日军只有两三千人，但他们有舰炮和空军的支援。我方在武器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没有空军，防空力量基本为零，没有重炮。但是，参战部队接近两万人，还不算做后勤支持的老百姓。人数是对方的若干倍。进入交战状态后，我军经常处于敌方炮火和飞机轰炸之下，牺牲很大。特别是老百姓，在全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杀戮，被凌辱。因此，笔者以为，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只能是一次“惨胜”。并且，最终我军还是主动撤离，日军占领了连云港。也因为如此，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以及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包裹了一层浓浓的悲剧气氛。漠视这一点或者有意无意忽略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戏弄历史的人，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寇风烈》的作者，秉持了一个作家的良心，在表现中国军民捍卫民族尊严和保卫自己家园的坚定决心和大义凛然的同时，真实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描述了我方的牺牲和损失，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于是，这部以连云港保卫战为背景的抗战小说，也就带上一种悲剧色彩，给人以一种特有的悲剧美感。
李雯清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日本特务闯进了她的生活，绑架了她的父母和她的孩子，威胁要挟她接受了特务训练，把一个印书馆的女编辑变成了一个代号“海豚”的日本特务。她在特务活动与良心之间挣扎，甚至跳崖自尽，终于还是屈从于日本特务的安排，虽然是被迫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做了戕害同胞，戕害民族的坏事，堕落为一个汉奸、特务。这也就又一次印证了那句熟语：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是的，命运不公，造化弄人。然而何去何从却是由自己选择的。这一个可怜可恨亦复可叹的女子的命运遭际，划出了一道曲曲折折的人生轨迹，演绎出一幕“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的生动悲剧，引起了读者声声叹息。
剃头匠彭宇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百姓，他以自己的勤劳、厚道，靠着剃头的手艺，过着不富裕但是平稳、安定的生活。可是，日本强盗闯进了他平静的生活。即便如此，他最初的选择还是躲避，是逆来顺受。只是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妻子又怀孕将要临产，他才没随其他人逃离。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家中，无碍他人任何事，这有什么错？而日本鬼子就是硬闯进他家，杀了他的老父老母，强奸他的妻子，逼着这个老实人举起手中的剃刀，划开强盗的喉咙。作者用“一道优美的弧线”描绘了彭宇成剃刀杀鬼子的动作；又描写了他杀人后的举动：
彭宇成起身将床上的芦席揭下铺在冲门的当间，再把两位老人抱上芦席，头朝门外并排，仰面躺顺，抓过床单盖在老人身上，从灶膛边摸出几张引火用的黄黄的火纸盖在老人的面部，然后拉媳妇一起跪下，点着几张火纸，磕了四个响头，悲声痛哭道：“我的亲大的——我的亲妈啊——，儿子给二老报仇了，走好啊！”
英勇果敢，镇定从容，拔刀而起，快意恩仇，确确乎匹夫之勇。但是，谁又能说这种勇敢不是撼山振岳，气壮山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是啊，强盗已经闯进家门，在残害蹂躏自己的亲人，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吗？于是人们站立起来，拿起武器，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和来犯之敌作最后的殊死斗争。
一般认为，悲剧是指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驱使人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激发人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而这种抗争的结果，则是抗争者生命主体的湮灭。所以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从这个意义上说，《寇风烈》小说所描述的这场连云港保卫战本身，就是一场大大的悲剧。参战的部队，一是已经被改编的七零八落的税警总团，一是深深得罪了蒋委员长而到此“将功赎罪”的东北军。本来，这里是策应徐州会战，防止敌军从侧后方包抄的一个分支战场。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主战场的中方部队已经转移或准备转移，而这里的保卫战还要打下去，只是意义和任务目标已与原先不尽相同。或者，坚持到上面能够接受的那个时间然后撤离；或者，不及撤离被敌包围全军覆没；再或者，违抗军令，提前撤离。第三种选择，这些中国军人是断然不会做的，因为他们是军人，是中国军人，是中国人。尽管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他们依然要尽自己的抗战守土之责，尽一个军人的本分。因此，这场战役的结局已经很清楚，连云港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一个地点，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保卫战，而且还要坚决认真地打，这正是笔者所说悲剧原因之所在。它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个人或是哪一支部队或是哪一个地区的悲剧，它是一个民族的悲剧。需要正视的是，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一段民族的真实历史。
五
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七十个年头，世界格局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并不太平。近来，日本政界的头头脑脑一批又一批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挑起**事端。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以及一切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人们的警惕，不能不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寇风烈》的作者用了一个词组叫“抗战记忆”。确实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是应当记住的。
近几年，中国文学及影视，涌现出一大批“抗战记忆”之作。其中很多优秀作品，现在和将来都会给世人以很大教益与启迪，特别是帮助人们真实和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其中也不乏“戏说”之作。文学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不允许胡编乱造。那些被称为“抗日神剧”的东西，往往会混淆视听，搅乱历史，让世人思维陷入混乱。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中国南京，各有一座大屠杀纪念馆。需要说明的是，它们不是用来纪念仇恨，而是为了宣传和平，为了血腥的历史不再重演。
历史并不仅仅用来记忆。它不仅要“记”还要“念”，要作为观照与比较，要引起后来者思考。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屡屡挨打，中华民族每每被辱，中国人沦为下等人。一部中国近代史，基本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抹之不去的痛。虽然是我们的痛，是我们的耻辱，但我们不能掩饰，更不能漠视，而应当面对，应当反思。不敢直面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怯懦和羞耻已属不当；涂改历史，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耻辱说成光荣，更显滑稽。仅就这一点而言，《寇风烈》是颇值称道的。因为，这部作品用小说的艺术形式真实再现历史，帮助当今国人对七十年前的抗战，印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深深的思索。
（作者简介：柳堡，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化学者、散文家,《江苏警视》副总编，发表文学评论、散文等近百篇，著有散文集《监狱的故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