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感觉怎么啦?”“是这样的，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前些日子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盘，运回了家，我从车上卸磨盘的时候，也许用力过猛了，肚子里咯噔地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从那一会儿起就老是感到不舒服。今天特别地不对劲。”
“唉，”卡皮东嘟哝一声，嗅了嗅鼻烟，“大概是疝气吧。您得这病多久啦?已经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了气，并摇了摇头。)我给您检查一下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最后说道，“你的情况不对头呀；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从我这方面说，我会尽心尽力的，可是我没法打保票。”“真的这样糟吗?”磨坊主吃惊了，便低声地问。“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糟；若是您早两三天来我这儿，那就会没事，一下就可以治好；可是现在您体内已经发炎了，这就不好办，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会，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已对您说了嘛。…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了耸肩膀。)因为这一点小病，我就会死吗?我没有说会死只不过请您留在这儿。”这位汉子琢磨来琢磨去，瞧了瞧地板，然后又瞧了我们一眼，摸了摸后脑勺，便拿起帽子。“您去哪儿呀，瓦西里。德米特里伊奇?”“去哪?还会去《呀，回家呗。既然病得这么糟，既然这样，就得去好好安排了。…那您就是糟蹋自己身体。T，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现在这样我都奇怪，您怎么到得了这儿的?请留下吧。…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兄弟，要死，就死在家里吧；我在这儿死算什么呢我家里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病情会怎么发展，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清楚当然，病是危险的，很危险，这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那汉子摇摇头。)“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不留下您给开一点药倒行。”“光有药还不行呀。…‘我说了，不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怨我!”
医士从本子上撕下一小页纸，开了药方，并告诉他还该做些什么。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离开房间，坐上车子。“再见了，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多原谅。万一有了什么，请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抽了马，就驾车出了院子。我走到外边大路上，瞧一会他的背影。道路泥泞，而且坑坑洼洼；磨坊主很自如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地、从容不迫地赶着车，跟相遇的人点头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呜呼哀哉了。
俄罗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时此刻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没有读完大学的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卓越的、极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和蔼可亲的微笑，你那热烈兴奋的目光，你那修长的四肢；又听到你那细弱而亲切的声音。那时候你住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两个孩子福法和焦济亚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着性子去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粗鲁的恭维、恶劣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并不怨不怒地去满足无聊女主人的刁钻无理的要求；不过，每天晚饭过后，你终于忙完了各种各样的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职责，坐到了窗前，抽起烟斗而沉思了起来，或者饶有兴味地翻阅起那个如你一样无家可归、命运不济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油污的厚本杂志，那时候你便会休息过来，感到轻松舒坦!当时你多么喜欢形形色色的诗、形形色色的小说呵，你的眼睛多么易于流泪，你笑得多么的开心，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对人们充满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和美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句实话，你不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生的好脑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学成绩好、进步快，是谁的眼睛会高兴得闪光，是谁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们的高禀赋，是谁为他们骄傲、吹捧，并极力加以袒护?是谁没有嫉妒，不讲虚荣，是谁无私牺牲自己，是谁乐意去服从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多么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不祥的预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乡下过得很不舒心，在乡下，没有你可向之恭敬请教的人，没有你可惊叹的人，没有你可爱慕的人乡下人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地主都把你当做教书匠来对待：有的对你粗鲁，有的对你不恭。再说，你的长相不大出色，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冒汗，口齿又不麻利连乡间的空气也未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却像蜡烛似的熔化着，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把自己轻盈的花瓣撤在你的书桌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壁上挂着蓝绸的时钟垫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郎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女教师临别时赠给你的；有时有些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朗读别人的甚至自己的诗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难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书匠身份、不能获得的自由，还有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人的病患多么可怜的阿韦尼尔呀!
我在阿韦尼尔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过他。他那时几乎已走不动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撵出家门，但停发了他的薪金，给焦济亚另聘了一位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一张IH的伏尔泰式安乐椅里。天气出奇地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叶子的深褐色椴树上方欢快地泛蓝；树上还有最后一批金灿灿的叶子在微微颤动，簌簌作响。冷冻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化冻；太阳红红的斜光照着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轻微的响声；从花园里传来园丁们清晰可闻的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脸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高兴极了，伸出手来，打开话匣子，接着咳嗽起来。我让他缓缓气，并挨着他坐下来阿韦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尔卓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拍拍这本诗集。“这才叫诗人呢，”他使劲压下咳嗽，嘟哝着说，继而用难以听清的声音吟诵起来：
鹰的翅膀
难道被捆住了?它的道路
难道全被堵了?
我不让他往下念了，因为大夫不准他多说话。我知道什么合他的心意。可以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去“追求”科学，但是。他对当今伟大思想家们已取得些什么成就这样问题则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在某个角落里抓住一位同学，向他细细询问起来，他倾听着，惊异着，别人说的他都相信，然后便人云亦云地去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到兴趣。我给他讲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旧事了)。阿韦尼尔便信以为是地点着头，扬起眉，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这个死之将至的、无依无靠、被人抛弃的穷苦青年那种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动得掉泪。应当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为不同的是，阿韦尼尔对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数，他不去骗自己…?一可是又怎样呢?他不悲不叹。对自己的境况竞一次也不提
他鼓起气力，开始谈莫斯科、谈同窗学友、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还回忆起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辩论，痛惜地提到两三位亡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颗金子一般的灵魂呀!多真挚的心呀!她多么地爱我她现在怎么样啦?也许消瘦了?憔悴了?这可怜的姑娘呀!”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又何必让他知道，实际上他的达莎如今胖得滚圆，正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热呢，她涂脂抹粉，说话嗲声嗲气，还会骂街。
然而，我瞅着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心想，能不能让他搬出这儿呢?也许还有可能让他治好病可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同学，谢谢啦，”他说，“在哪儿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干吗白白打扰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说真的，这儿的主人们”
“很差劲，是吗?”我插嘴问。
“不，不是差劲!像是些木头疙疸。可是我不能怨他们。这儿有些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闺女，蛮有教养的，是个很可爱的极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奠夫又咳嗽起来
“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歇了歇，又接着说，“要是准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把烟抽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谢上帝，我活够了，认识了一些好人”
“你起码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嘛。”我插话说。
“给亲戚写信干什么呢?求帮助吗，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的。唉，谈这个干什么呀你最好给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些什么?”
我谈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傍晚时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如下的来信：
阁下，请允许我告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学生，已于三日前午后二时病故，今日我出资将他安葬于本区一教堂内。他嘱我转交一些书籍和本子，今随函寄奉。他遗下二十二个半卢布，还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关亲戚。您的友人临终时神志清明，心绪可谓泰然，我全家与之诀别时，他亦无任何遗憾之表示。内人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为感伤；至于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尚佳。
顺致敬意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想起了许多其他的例子，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再说一件吧。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当时我正在她身边。神甫已为她盒起送终祈祷。他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咽气了，赶紧把十字架给她。女地主不满地挪开一点身子。“你急什么呀，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你来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气便断了。那枕头下放着一块银卢布：这是她为给自己做送终祈祷的神甫准备的劳务费
唉，俄罗斯人死得好奇怪呀!
科洛托夫卡是一个不大点儿的村庄，早先属于一个女地主(女也由于性子又凶又泼而被邻近的老乡取“刁婆”，她的真名倒无人知晓了)，而如今已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所有了。村庄坐落在一个寸草不长的小山山坡上，那小山被一目的山粤从上到下割开了，这道山沟是急流猛冲猛刷而成的，它像深渊似的张着口子，蜿蜒在马路当中，它比河流更狠地河流上至少可以架桥把这个穷山村一劈为二。几棵瘦巴巴的爆竹柳怯生生地顺着两侧的砂土坡往下排列；在干枯的黄铜色的沟底上躺着一些粘土质大石板。没有说的，这景观确令人不愉快，可是附近各处的老乡却都熟悉到科洛托夫卡的路：他们经常乐于奔这儿来。在山沟的顶头，离它的像狭缝似的开头处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它独处一方，同其他的房子不相接邻。屋顶是麦秸铺的，并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宛如敏锐的眼睛，盯着山沟，冬宝夜晚，屋里亮着灯，老远就能在朦胧的雾色中看得见它，它闪烁着，似乎成了每个过路的农人的指路明星。小房子的门上方钉着一块蓝色牌子；这小木屋就是一家小酒馆，号称“颐和居，一。这家酒馆里的酒价不见得比规定的价格便宜，可是上门的顾客却比附近其他各个同类店铺的顾客多得多，其原因就同这酒馆的掌柜尼古拉关了。
尼古拉伊万内奇早年曾是一个身材挺拔、脸色红润、一头鬈发的帅小伙，可是如今已变成一个过于发福的人了，头发也白，一脸的肥肉，眼睛显得狡猾而和善，油光光的脑门上布满了一道道的皱纹他在这科洛托夫卡已待了二十余载了。正像大多数酒馆的掌柜一样，尼古拉?伊万内奇也是个挺有心计的机灵人。他并不特别奉迎人，也不那么能说会道，但自有一套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招数。在这位恬淡的店主的虽然有点锐利但很安详亲切的目光下，顾客们在他的柜台前一坐便感到愉快舒心。他有很多明智的见解；他对地主、农民和市商的生活都熟悉得很。在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能给人出点好主意，不过，他为人谨慎，私字当头，宁肯置身于事外，至多是略微地，似乎毫无用意地做点暗示，以此帮助他的顾客而且是他所喜欢的顾客明辨事理，好自为之。凡是俄国人所看重的或感兴趣的各种事，比如对牛马和牲畜，对森林、对砖瓦、对器皿、对毛布皮革、对歌曲舞蹈等等，他都样样在行。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常常盘起两只细腿，像麻袋似的坐在自家门前的地上，跟一切过往行人打招呼，亲切寒喧。他一生见多识广，目睹过几十个常来他这儿买酒的小贵族的相继去世，他对方圆一百俄里内发生的事都一清二楚，可是他从来不乱说，不显摆自己，从来不自炫；连眼光极锐利的警察局长都未加怀疑的事他都知底细。他总是寡言少语，爱笑笑，动动酒杯。乡亲们都很敬重他：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高级文官谢列彼坚科每次路过他家门口，都要谦逊地向他点头致意。尼古拉?伊万内奇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的一个朋友家的马，他能让那个贼把马还回来；领近一个村子的庄稼人不愿接纳新的主管人，他也能说服他们，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不要以为他做这些善事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对朋友邻里的古道热肠，非也!他只不过是尽力防止出什么乱子，免得破坏他的宁静。尼古拉?伊万内奇已经成家，并有了娃娃。他的妻子是个鼻尖眼快、做事麻利、小市民出身的女子，近一个时期来，也像她丈夫一样有些发福了。他把一切都托付给妻子，钱也交她保管。那些爱发酒疯的人都很怕她；她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从他们那里赚不到多少钱，却吵得要命；比较合她心意的倒是那些沉默寡言、郁郁不乐的人。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娃娃们都还小；先头生的几个都夭折了，而活下来的几个长得都很像爹娘：看着这几个健康的孩子的小脸，是很令人愉快的。
习是一个酷热不堪的七月天，我慢慢地挪着脚步，带着我的狗，顺着科罗托夫卡山沟往上走，朝着“颐和居”酒馆走去。赤日当空，像发了狂似的，不住地蒸着、烤着；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尘土。羽毛亮泽的白嘴鸦和乌鸦张着嘴，苦相地瞅着过路的行人。似乎在求人们的同情。惟有麻雀们不觉愁苦，张开羽毛，叽叽喳喳地叫得比先前更凶，忽而在篱笆上打架，忽而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一齐起飞，如阴云一般在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飞来飞去。我渴得难受极了。近处无水可饮：在科洛托夫卡，就像在许多其他僻远村庄一样，由于没有泉水和井水，庄稼人们喝的都是池塘里的浑水可是谁能把这种令人恶心的池水称作饮水呢?我就想到尼古拉．伊万内奇那儿要一杯啤酒或克瓦斯喝喝。
老实说，一年四季里，科洛托夫卡都没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风光；这里特别令人感到郁闷的是热不可耐的七月的耀眼阳光烘烤下的景象：破旧的褐色屋顶，这个深深的山谷，焦枯的、尘土滚滚的牧场，在牧场上失望地游荡着的长腿瘦母鸡；原先地主住宅剩下的灰色白杨木屋架和变成一个个洞穴的窗子；周围长满荨麻、苦艾和杂草、飘满鹅毛、晒得滚烫的黑乎乎的池塘；池塘边半干的污泥和坍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被踩成灰末状的土地上那些热得难以喘气、直打嚏喷的绵羊；还有它们悲愁地互相拥挤，尽量把头低低垂下，似乎觉得这场难堪的酷热不知何时才会最后过去的那种沮丧的翟耐神情。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到尼古拉?伊万内奇的酒馆门前，照旧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奇，惊得他们睁大眼睛无所用意地观望着；我的到来也引起狗的狂叫，它们以此来表示愤怒，它们叫得那样声嘶力竭、气势汹汹，仿佛内脏都要喊破了似的，以至于后来它们自己都咳了起来，喘了起来这时候，酒馆门口出现一个个子高高的汉子，没有戴帽，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低低地束着一条浅蓝色腰带。从样子看他像一个仆役；浓密的灰发竖在他那张又干又皱的脸孔上边。他在唤一个什么人，急忙忙地挥动着双手，他那双手挥动得明显超过他自己所希望的程度。看得出来，他已经喝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