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格涅夫    更新时间:2013-08-01 10:08:48

“不过,”他善意地直对着我的脸瞧了瞧,说,“我刚才细想了一下。也许您根本不愿意上我家来,要是那样的话”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极力向他表示:恰好相反,我很高兴在他家用餐。

“那好,请吧。”

我们进了屋。一个身穿蓝色厚呢长外衣的年轻仆人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立即让他拿伏特加酒招待叶尔莫莱;我的猎伴朝着这位慷慨施主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我们经过那个贴有形形色色图画,挂有许多鸟笼的前室,走进一个不很大的房间这46

是拉季洛夫的办事室。我脱下了猎装,把枪搁到房角里;一个穿长襟衣服的侍仆忙手忙脚地清掉我身上的尘土。

“好,咱们就到客厅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让您会会家母。”

我跟着他走。客厅中央摆着一个长沙发,那里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她身穿一件深棕色衣服,戴一顶白色便帽,有一张慈祥而瘦削的脸,眼神畏怯而忧伤。

“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的邻里×××。”

老太太欠欠身子,向我施下礼,没有从她那双干瘦的手中放下口袋似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我们这地方已很久了吗?”她眨了眨眼睛,有气无力地低声问道。

“不,不很久。”

“打算在这儿久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吧。”老太太不言语了。

“还有这一位,”拉季洛夫向我指指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说,我进客厅时没有注意到他,“这是费多尔?米赫伊奇喂,费佳,把你的技艺对客人露一手。你干吗躲到角落里呀?”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取过一把破提琴,拿起弓子不是按规矩握着弓的一头,而是握着弓的中段,把小提琴抵在胸前,闭拢眼睛,跳起舞来,-一边哼着歌,把琴弦拉得吱吱直响。看样子他大概有七十来岁,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那干瘦的肢体上可悲地晃荡着。他跳着舞;时而大胆地摇晃着他那光秃的小脑袋,时而似乎要停住不动,把那青筋嶙嶙的脖子伸得直直啪,两只脚在原地踩着,有时显然很费劲地屈起双膝。他那掉光牙的嘴巴发出苍老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猜到,费佳的“技艺”没有给我带来多太的快乐。

“好了,老爷子,够了,”他说,“你可以去犒劳一下自己了。”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即把小提琴搁到窗台上,先向我这个客人鞠个躬,接着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了躬,随后就出去了,。“他原先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接着说,“本来挺有钱的,可是破产了,所以现在就住在我家里当年他在省里可算是头号的风流汉呢:夺走过两个男人的老婆,家里养着一些歌手,他自己也挺能跳能唱的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都摆好了。”

一位年轻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见到一眼的那一位,走进房间里来。

“这位就是奥丽雅!”拉季洛夫稍稍转过头说,“请多多关照好,咱们就去吃饭吧。”

我们去到餐室就了座。当我们从客厅出来,到这边坐定后,那个因受到“犒劳”而两眼发亮,鼻子也微微发红的费多尔’米赫伊奇便唱起《让胜利之雷响起吧!》屋角里已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小桌子,上面为他单摆了一份餐具。这个可怜老头的邋遢相令人不敢恭维,所以经常让他离大家远一点。他画了十字,叹口气,然后如鲨鱼似的吞食起来。饭菜确实不错,由于是星期天,所以少不了有颤动的果子冻和那种名之为“西班牙之风”的甜点心。这个曾在陆军步兵团干过十来年并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在餐席上便天南地北地聊开了。我留意地听着,并悄悄地观察起奥丽加出。她不算很漂亮;可是她那坚毅而沉着的脸部表情,她那宽阔而白皙的额门、浓密的头发,特别是那双虽然不很大,但显得聪明、清晰、水灵的褐色眼睛,无论谁处在我此时的位置上,都会感到惊讶的。她似乎很专心倾听拉季洛夫的每句话;她脸上显露的不是兴趣,而是热情的关注。论岁数拉季洛夫可做她的父亲;他称呼她为“你”,然而我立刻猜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已故的妻子“就是她姐”,他指着奥丽加这样说。她脸一下子红了,垂下了眼睛。拉季洛夫沉默了一会,并换了话题。老太太在用餐的整段时间里没有说一句话,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客气地招呼我多吃菜。她那脸上流露出某种畏缩的、失望的期待和一种老年的忧伤,使人看了感到非常难受。快散席的时候,费多尔?米赫伊奇本来要唱支歌来“赞颂”主人和客人,然而拉季洛夫瞧了我一眼,便叫他不要唱了;老头用手抹抹嘴唇,眨眨眼睛,行了个礼,又坐下了,可坐到了椅子的边上。饭后我和拉季洛夫去到他的办事室。

凡是心里强烈地怀有一种念头或一种欲望的人,在待人接物上都有某种共同点,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不论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的不同。我越是留意观察拉季洛夫,就越感到他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农事、收成、刈草、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近期的选举等等时,谈得头头是道,顺畅自如,甚至相当投入,但突然间却叹起气来,像一个被繁忙工作搞得疲累不堪的人一样倒在安乐椅里,用手抹抹脸。他那既善良又温情的整个心灵似乎浸透着、充溢着某种情感。令我惊讶的是,我从他身上看不出他对什么有强烈的爱好,比如对吃喝、对行猎、对库尔斯克的夜莺、对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对纸牌和台球游戏、对舞蹈晚会、对省城或大都市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阁、对茶、对娇惯坏了的拉梢马、对胖得把腰带系到胳肢窝下的马车夫、对那些穿着讲究、而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马车夫“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我这样想。而且他绝没有装得像个闷闷不乐的人,像个怨天尤命的人;他对别人总是显出一样的感情和热忱,几乎想要去结交每一个随便相遇的人。其实,您同时会感到,他跟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朋友,都不可能真正地深交,这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埋人内心。我细细观察了拉季洛夫,简直想象不出他呒论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会是幸福的人。他也不算是个美男子;然而在他的眼神里、微笑里,他的整个身上都蕴含着某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如此。所以,我很想好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当然,有时他也暴露出地主和乡下人的本性,然而他终究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我刚刚同他聊起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丽加的声音:“茶备好了。”我们来到客厅。费多尔?米赫伊奇仍然坐在窗子和门之间的那个角落里,谦卑地缩起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一边织袜子。窗子是开着的,从园子里飘来秋天的清爽气息和苹果的芳香。奥丽加忙着为我们斟茶。我这会儿比用餐时更加仔细地打量她。她很少说话,像一般的县城姑娘一样,可是至少我从她身上看不出她在痛苦地感到空虚无聊的同时想要说些好听的话,不翻白眼,也不作带幻想味道的、用意不明的微笑。她显得既文静又坦然,如同一个经历过大喜或大悲后而歇息下来的人。她的步态、举止又坚定又洒脱。她很让我喜欢。

我跟拉季洛夫又侃了起来。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得出一个人所共知的见解: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深。

“是呀。”拉季洛夫说,“我常有这种体会。您知道,我有过妻子。共同生活不很久三年,我妻子便死于难产。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悲伤极了,痛苦得要死,可是又哭不出来成呆于似的。我们照规矩给她穿好衣服,放到灵床上就在这间屋子里。神甫来了,几位教堂执事也来了,开始唱赞美诗、祈祷、焚香;我鞠躬磕头,可是掉不出一滴泪来。我的心仿佛变成石头,头脑也是这样全身沉重极了。头一天就这样过去。您信吗?夜里我甚至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妻子身旁那时候是夏天,她从头到脚都被阳光照射着,而且被照得亮亮的。突然我看到与(拉季洛夫说到这儿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您猜怎么着?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就在那只眼睛上爬我一下就栽倒在地了。苏醒后就开始哭呀,哭呀,已抑制不住自己了”拉季洛夫不说话了。我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奥丽加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搁在膝上,从手提包里掏出手绢,偷偷地擦擦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蓦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嘶哑而古怪的嗓音唱了起来。他大概是想让我们快乐,可是一听他那声音,我们全打颤了。拉季洛夫就请他别唱了。

“不过,”他接下去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挽回不了的,而且终归人世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话似乎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说。

“是的,”我回答说,“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各种不幸都可忍受过去,没有摆脱不了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怎么说呢,也许您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人已半死不活的了:我因创口感染而发起热病。唉,那时的住院条件当然没法说是好的,战争时期嘛,有个地方躺就得感谢老天爷了!突然又送来一批伤病员把他们往哪儿安置呀?大夫跑东跑西,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身边,问助理医生:‘他还活着吗?’助理医生回答说:‘早上还活着的。’大夫弯下身听了听我还在喘气。这位仁兄就不耐烦了,说:‘这小子真差劲,他反正就要死的,必定死的,却在这儿苟延残喘,拖时间,不过是白占地方,妨碍别人。’我心里想,‘完了,你要完蛋了,米海洛?米海雷奇呀’可我还是病好了,您瞧瞧,还一直活到现在呢。可见您说的是对的。”

‘准任何情况下我这样说都是对的,”我回答说,“假如您那时真的死了,那终归也算是摆脱了逆境。”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他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补充说

“只要下决心在逆境里呆着有什么出息?干吗要耽搁、拖延呢”

奥丽加一下站了起来,往园子里走去。‘‘喂.费佳,跳个舞吧!”拉季洛夫喊道。费佳腾地站起来,用一种华丽别致的舞步在房间里跳开了’,犹

如那出名的“羊”在训练有素的狗熊身边表演一样,并唱起那首《在我家大门旁》来。

大门外传来一辆赛跑用的二轮马车的响声,过不多一会儿,一位高身材、宽肩膀、体格结实的老头走进这房间里来不过,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位出色的独特人物,所以请读者许我在另一篇里去谈他。眼前我只补充说一下:翌日,我和叶尔莫莱在天亮前一同去打猎,打过猎就回家了。过了一星期我再次去拉季洛夫家,可是既见不到他,也见不到奥阴加。又过了两星期我便听说,他突然失踪了,抛下母亲,带着那位小姨子不知何处去了。全省都哄动了,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只有这时候我才彻底领悟奥丽加在拉季洛夫谈到妻子时的那种脸上的表情。当时那种表情不单单是同情,它还是一种醋劲儿呢。

我在离开乡下之前去拜望了拉季洛夫的老母。我在那间客厅里见到了她;她正在同费多尔?米赫伊奇玩“傻瓜”牌。

“您有令郎的消息吗?”最后我还是问她。

老太太哭起来了。我就不再向她打听拉季洛夫的消息。

亲爱的读者,有这样一个人,他身材魁梧,年约七十,脸有点俦克雷洛夫,②双眉低垂,眉下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器宇轩昂.谈吐稳重,步履迟缓,这就是我要向诸位介绍的奥夫夏尼科夫。伍穿的是一件肥肥大大的长袖蓝外衣,衣扣直扣到脖下,脖子上围有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登一双擦得锃亮的带穗子的长统靴,从大馋上看,很像一个殷实的生意人。他的手又软又白,甚为好看,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去摸摸外衣上的扣子。奥夫夏尼科夫的傲气和古板、机灵和懒散、直爽和固执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要是穿上古代的无领大袍,那会很相称的。这是一位旧时代的遗老。乡亲们对他异常尊敬,认为与他交往是件体面事。他的那些独院地主弟兄对他可崇拜啦,老远望见他便脱帽致敬,并以他为骄傲。一般说来,在我们这一带,独院地主跟庄稼人至今很难区分:他们的家业恐怕还比不上庄稼人的,小牛长得不及荞麦高,马匹勉强地活着,挽具也很蹩脚。奥夫夏尼科夫可算是这通常情况中的一个例外,虽然也说不上有钱。他和老伴两人住在一幢舒适整洁的小房子里,仆人不多,让他们穿俄罗斯式服装,称他们为佣人。仆人们也替他耕田种地。他不冒称贵族,也不以地主自居,从来不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忘乎所以”:头遍请他人席,他不会立即就座,有新的客人到来时他定然起立,然而又显得那样庄重、尊严而亲切,使客人不由得向他深深鞠躬。奥夫夏尼科夫保持古风旧习不是出自迷信(他的心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而是出自习惯。比如说,他不喜欢带弹簧座的马-T--,因为他觉得这种马车坐得并不舒坦,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亲自驾御自己的良种枣红色跑马(他养的马全是枣红色的)。马车夫是一个脸颊红润的年轻小伙子,头发理成圆弧形,穿一件浅蓝呢E衣。头戴低低的羊皮帽,腰系皮带,毕恭毕敬地与主人并肩而坐。奥夫夏尼科夫每天都要睡一会午觉,每逢星期六洗一次澡,只误一些宗教的书(而且神气地戴上那副圆形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可是他不蓄胡子,头发理成德国式发型。他待客极为亲切诚挚,f旦不对客人低三下四。不忙前忙后,也不拿什么干的和腌的东西去款待客人。‘‘老伴!”他慢条斯理地说,身体不站起来,只是稍稍向她转过头,“拿些好吃的来请客人尝尝。”他认为粮食是上帝所赐,销售粮食是罪孽的。在发生大饥荒和物价狂涨之时,他把自家的全部存粮拿出来赈济附近的地主和农民;来年时他们都很感激地把粮食归还给他。常常有乡亲们跑来请奥夫夏尼科夫去为他们评理、调解,他们几乎都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解许多人多亏有他帮助而最终划清了田界可是有两三次同一些女地主发生龃龉,这以后他便声称,决不为妇道人家之间的纠纷居中调解了。如今他受不了忙乱、受不了惊慌着急,更受否了娘儿们的长嘴长舌和“瞎忙”。有一次他家的房子着Y"X。有个雇工慌里慌张地向他跑来,一边大喊大叫:“失火了!失火了!”奥夫夏尼科夫镇定自若地说:“你嚷嚷什么呀?递给我帽子和手杖”他喜欢亲自训练马。有一匹冲劲十足的比秋克马山拉着他下山,奔向峡谷。“嘿,得了,得了,年轻的小马驹,你会摔死的。”奥夫夏尼科夫好心地关照它,可说时迟那时快,他连同所乘的赛跑马车、坐在后边的小厮和那匹马一起全滚到峡谷里了。幸亏谷底尽是一堆堆沙子。没有伤着人,只有那比秋克马把一只腿摔脱臼了。“唉,你瞧瞧,”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仍然语气平和地说,“我对你说过的呀。”他按自己的心意找了一位配偶。他的妻子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是位高个子女人,端庄而寡言少语,老是系着栗色的绸头巾。她显得神情冷漠,可是没有人怨她严厉,相反,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大娘和恩人。端正的容颜、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仍能证明她当年的ttl众姿色。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女。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认识他的,没过几天我就去他家拜访了。正巧他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阅读经文。一只灰猫待在他肩上打呼噜。他按平素习惯亲切而庄重地接待了我。我们攀谈起来。

“请您照实说,卢卡?彼得罗维奇,”谈话中我这样问,“早先在你们那个年月里是不是较好一些?”

“跟您说吧,有些方面确实好一些,”奥夫夏尼科夫说,“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比较安定,也比较宽裕,确实不过还是现在好;到你们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一定会更好。”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原以为您会夸耀旧时代呢。”

“不,旧时代我认为没什么可夸耀的。举个例说吧,如今您是地主,同您已经去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您没有他那样的权势啦!而您也不是那一号人。就连当今还有一些地主在挤压我们;看来这也在所难免。也许将来事情会变好的。可不是嘛,我年轻时司空见惯的事,眼前就见不到了。”

“举个例子说吧,是什么事呢?”

“那就再举您爷爷的例子说说吧。他是个好耍权势的人!他常常欺侮我们这类百姓。说来您可能知道您怎么会不知道自家的地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片地吧?如今这片地已成了您家的燕麦田,唉,按说这地本来是我家的,整片都是我家的。您爷爷把它从我家霸占了去;他骑着马,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霸占过去了。先父(愿他进天堂!)是个正直人,也是个火暴性子的人,他忍不下这口气谁甘愿丢掉自家的田产呢?就去法院上告。可是只有他一人去上告,旁的人都不去告。因为他们都害怕。有人去向您爷爷告密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去告您了,说您夺走他的地您爷爷马上就派手下的猎师巴乌什带上一伙人闯到我家来了他们逮住我的父亲,押到你们家的领地上。那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光着脚丫跟在父亲后面跑。您猜怎么着他们把他押到你们家的窗予下,就用棍子揍他。您爷爷站在凉台上瞅着;您奶奶坐在窗前,也在瞅着。我父亲就喊道:“大娘,马丽雅?瓦西利叶夫娜,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公道话吧!,可是她只是欠欠身子,观看着。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要他向你们家表示感谢,感谢放他一条活命。这块地就这样成了你们家的了。您去问问您家的佃户看,这块地叫什么?它就叫棍棒地,因为是用棍棒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人物就不喜那老一套规矩。”

我不知道如何对奥夫夏尼科夫说才好,我不敢瞧他的脸。

“当时我家还有一位邻里,他姓科莫夫,名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他使尽各种花招来难我父亲。他是个酒鬼,喜欢请人喝酒,酒喝足时就用法文说一句‘塞邦’,又把嘴巴舐了舐,然后就闹腾开了!他叫人去把所有的左邻右舍都请了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门前;你要是不去,他马上亲自闯来真是一个怪人!他在所谓‘清醒’的时候不大瞎说;可是一喝醉酒,就胡吹起来了,说他在彼得堡的丰坦卡街上有三幢房子,一幢是带一个烟囱的红房子,另一幢是带两个烟囱的黄房子,第三幢是蓝的,不带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实际上他没有结过婚),一个当步兵。另一种当骑兵,老三在家过日子又说,三个儿子各住一幢房-T-。老大家常有海军将官来访,老二家常有陆军将官来访,而到老三家来的尽是英国人!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说:‘为我家老大的健康干杯,他是最孝敬我的孩子!’接着便哭了起来。要是有谁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他就要说:‘毙了你!他不许埋葬你!,有时候他会蹦起来大喊:‘大伙都来跳舞吧,让自个乐一乐,也让我高兴高兴!’那你就得跳,哪怕死了也得跳。他把家里的农奴丫头们折磨得可苦啦。经常让她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谁唱得最响亮,就奖赏谁。当她们唱累了他就抱着脑袋哀叹道:‘哎呀,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呵!大家都抛下我这可怜的人了!’于是马夫们赶紧就来给丫头们打气。我父亲也被他看中了,有啥法子呢?他差点把我父亲打发进了棺材,真的快被他折腾死了,幸亏他自己先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我家有过一些什么样的邻里呵!”

“时代已经变多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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