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的炎热天气常常令人不堪忍受。在十二点到三点这段时辰里,即使最坚决最迷恋打猎的猎人也无法出去行猎,连最为忠心的狗也“蹭起猎人的脚跟”,就是说,一步一步地跟在猎人的屁股后边,难受地眯起眼睛,把舌头伸得老长,对于主人的呵斥,它只是委屈地摇摇尾巴作为回答,脸上露出一副窘态,但不往前头跑。我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前去打猎。心里很想找个荫凉地方,哪怕躺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对这种诱惑抵制了好一阵子。我那只不知疲倦的狗也一直坚持在灌木丛里寻找猎物,显然,它并不期望自己的狂热行动会有什么收效。这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暑热最终迫使我想到,还是保存一些最后的气力和能力为好。我勉勉强强走到伊斯塔河边,这条河是我的宽厚的读者所已熟悉的。我走下陡坡,踏着潮湿的黄沙,朝着那个在附近颇有名气的名日“莓泉”的泉水走去。这股泉水是从河岸上那个渐渐变成又窄又深的峡谷的裂缝中涌出来的,它在离这儿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带着欢快的絮叨声泻人河中的。峡谷两边的斜坡上长满了小橡树林;泉水近旁是一片青翠的草地,草长得很短,整片草地仿佛天鹅绒一般;阳光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清凉的、银色的泉水。我好不容易来到泉水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做的水勺,那是过路的农人留下给大家用的。我喝足了水,在荫凉处躺下来,向周围扫。泉水注入小河的地方形成湾,那儿老是泛着一片涟漪。就在水湾旁坐着两个老头,背对着我。其中一个身体壮实,个头高大,身穿整洁的深绿色长外衣,头戴毛绒便帽,正在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的是一件带补丁的棉毛上衣,没有戴帽,膝上放着一小罐鱼饵,有时摸,摸自己白发苍苍的头,像是要挡点阳光。我细细打量了他,认出他就是舒米希诺村的斯捷普什卡。请读者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人。
距我的村庄几俄里远的地方,有个叫舒米希诺的大村庄,村上有一座石结构教堂,它是为修士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而修建的。教堂对面有一座曾显赫一时的宽敞的地主大宅,大宅周围有各种各样附建的房屋棚舍,如杂用房、作坊、马厩、地窖、马车棚、澡堂、临时伙房、供客人和管理人员住的厢房、花房、民众娱乐房以及其它大小用房。在这个宅院里住的是一家地主老财,他们的日子一直是过得安安稳稳的。不料在一天早晨,他们的全部家当突然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于是这地主一家便迁往另一处住了,这儿的宅院便开始荒废了。宽敞的废墟变成了菜地,一些地方留下一堆堆砖头瓦块,和先前屋基的残迹。人们用没被烧坏的圆木马马虎虎地钉了一间小屋,用船板盖了屋顶,那船板是十来年前为建造哥特式亭台而购置的。主人让园丁米特罗方带着妻子阿克西尼娅以及七个孩子住进这个小屋,并派他种瓜种菜,供住在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又指派阿克西尼娅照管那头以高价从莫斯科买来的季罗里种母牛,不过,很遗憾,这头母牛已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胄买来后就没有产过奶;她还得饲养一只烟色的凤头公鸭,这是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孩子们由于年幼,没有派他们任何差使,这倒使他们完全成了懒骨头。我曾有两次在这个园丁家里借宿:路过时常向他买些黄瓜,可天知道为什么他的黄瓜在夏天便长得那么老大,皮黄而厚,淡而无味。就是在他家里我头一回见到了斯捷普什卡。除了米特罗方一家,还有一个托基督的福寄住在一个士兵的独眼妻子那间小屋里的年老失聪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家仆留在舒米希诺村了,因为我要向读者介绍的这个斯捷普什卡一般不能算作人,尤其不能把他算作家仆。在社会里,任何人总有不管什么样的地位,总有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任何家仆,即使不拿工钱,至少也得有他一份所谓的“口粮”,可是斯捷普什卡则绝对没有拿过任何补贴什么的,他无亲无故,无人知道他的生死存亡。此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调查簿上也不见得查得到他。有些不明不白的传闻说,他从前当过某某人的侍仆;然而,他是何人,来自何方,是何人之子,如何成了舒米希诺村的村民,他那牛知从何年何月起就穿在身上的棉毛外衣是如何搞到的,他住在何处,何以为生等等诸多问题,绝对没有人能知道一星半点,老实说,也没有人去考查这些问题。特罗菲梅奇老爷爷是个很了解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的人,就连他也只提起过一次,他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塞。罗曼内奇旅长当年出征归来时,用辎重车载回的那个土耳其女子就是斯捷潘④的亲戚。按俄国的古老习俗,每逢节日,就用荞麦馅饼和烧酒普遍赏赐和款待大家,即使在这种节日里,斯捷普什卡也不来到摆好的餐桌和酒桶旁边,他不鞠躬行礼,也不前去吻老爷的手,不当着老爷的面一口气饮干由管家的胖手斟得满满的一杯酒,以表示对老爷健康的祝福;除非有个好心人经过,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给这个可怜虫。在复活节,人们按习俗吻他的脸,而他也不卷起油腻腻的袖子,不从后边口袋里掏出红鸡蛋,也不喘着气、眨着眼把红鸡蛋献给少爷以至太太。夏天他住在鸡窝近边的贮藏室里,到冬天则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最寒冷的时候便到干草棚里过夜。人们对他看习惯了,有时甚至给他一拳踢他一脚,但没有人跟他说说话,他本人也好像生来没张过嘴一样。那场火灾之后,这个被丢下不管的人便栖身在,或像奥廖尔人所说的,“躲藏”在园丁米特罗方家里。园丁对他不理不睬,既不对他说,“住在我这里吧”,也没有让他滚蛋。斯捷普什卡也不算是住在园丁家里,他是凑凑合合地歇宿在菜园子里,他来来去去、一举一动都无声无息;打喷嚏、咳嗽时都蒙上手,害怕出声,他老是忙忙碌碌,奔前奔后,活像蚂蚁,这全是为了饲口,纯粹是为了有口饭吃。说真的,要是他不从早到晚为自己的吃饭奔忙操心的话,那么我的斯捷普什卡已成了饿死鬼了。
糟就糟在朝不保夕,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有时斯捷普什卡坐在篱笆旁啃萝卜或是嚼胡萝卜,或者低着头切碎那肮里肮脏的白菜帮;有时呼哧呼哧地把一桶水提到某处去;有时在小沙锅下边生火,从怀里掏出几块黑乎乎的玩意扔在锅里;有时在自己的小贮藏室用木头敲敲打打,钉钉子,做个搁面包的小架子。他干这种活时都是不声不响的,像是偷偷摸摸地干:有人瞧一眼,他就躲开了。有时他突然离开三两天;他的失踪当然也没有人发觉过不多久,一瞧,他又在那里了,又在篱笆旁偷偷地给沙锅生火煮吃的了。他的脸蛋很小,有一双黄色的小眼睛,头发直遮到眉毛,小鼻子尖尖的,耳朵特大,显得透亮,活像蝙蝠的耳朵,胡子像是两星期前剃的,老是留得不长不短。这就是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与另一个老头呆在一起的那个斯捷普什卡。
我走到他们身旁,向他们问了好,然后便挨着他们坐下来。斯捷普什卡的那位同伴我也认出来是位熟人:他是彼得.伊利奇伯爵家的已获自由的农奴米海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雾”。他常住在那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城小市民一家客店的老板那里,我经常在那家客店里投宿。乘车经过奥廖尔大道的年轻官员以及其他有闲情的人(那些沉睡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则无心及此)至今还可以发现离那个特罗伊茨基大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木建的两层楼房屹立在路旁,房顶已经塌了,窗户已经钉死,完全被废。在阳光普照、天气晴朗的中午时分,你很难想象有比这遗址更凄凉的景象了。早先在这里住的是彼得?伊利奇伯爵,他是当年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以好客闻名。他的家里常常云集着全省的名流显要,客人们在他的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跳呀,玩呀,热闹非常。如今,因途经这座荒废了的贵族豪华宅第而勾起对往昔和青春岁月的感叹和回忆的。
大概不止是一位老太太吧。伯爵长年地大摆筵席,带着亲切的微笑来往周旋于众多的百般奉承的宾客之中。但不幸的是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挥霍。他彻底破产了,于是便前往彼得堡,想在那边谋个一官半职,但还未等到什么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曾在伯爵家里当过管家。伯爵还健在时,他就领到了解放证书。此人约七十岁左右,有一张端正而讨人喜欢的脸。他几乎总是面露微笑,如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像他那样笑得慈善而优雅。说话时,双唇慢慢地开开合合,亲切地眯起眼睛,说话带点鼻音。他擤鼻子、嗅鼻烟都显得不慌不忙,像在办件要事。
“怎么样,米海洛?萨韦利伊奇,”我开始说,“钓到鱼了吗?”“您瞧一瞧鱼篓吧:钓到了两条鲈鱼,还有五条大头秽呢给他看看,斯捷普什卡。”
斯捷普什卡把鱼篓递给我看。“你近来好吗,斯捷潘?”我问他。没没没什么,老爷,马马虎虎,”斯捷潘讷讷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米特罗方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可可不是,老爷。”这可怜的老头转过脸去。
“鱼不怎么爱上钩,“‘雾”说起话来,“热得真够呛;鱼全躲进树丛下睡觉了替我装个鱼饵吧,斯捷帕③。(斯捷普什卡取出一条虫子,放在手掌上,拍打了两下,安在钓钩上,吐了唾沫,递给了“雾”。)谢谢,斯捷帕老爷,您,”他接着向我说,“是去打猎吗?”
“是呀。”
“唔您的狗是英国种或是纽芬兰种?”
这老家伙一有机会就喜欢显摆自己,他的用意是让人知道。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可是它挺好。”“晤您还有一些狗吧?”
“家里养了两群呢。”
“雾”微微一笑,摇摇头。
“确是这样:有的人对狗很着迷,可有的人白送他也不要。依我的浮浅之见,我以为养狗可以说主要是为了摆谱儿想让一切都显得体面:让马显得体面,让养狗的仆人也显得体面,一切都得体面。已去世的伯爵愿他进天国!说实话,生来就不是一个猎人,可他也养狗,一年里出去打一两回猎。养狗的仆人穿起镶金边的红外套,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伯爵大人出来了,他们给伯爵大人牵过马,扶他上马,猎手的头头把大人的脚套进马蹬,然后摘下帽子,用帽子托着缰绳递上去。伯爵大人的马鞭一响,养狗的仆人们便吆喝起来,拥出院子。马夫骑着马跟在大人后面,用绸带子牵着主人的两只宠爱的狗,小心照看着马夫他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的马鞍上,容光焕发,大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当然罗,在这样的场合总是少不了有宾客。多么开心,多么派头咳,挣脱了,鬼东西!”他拽了下钓竿,突然说。
“听说,伯爵这辈子过得挺风光的,是吗?”我问道。老头往鱼饵上吐了口唾沫,把钓钩抛下去。
“敢情,他是个富贵显赫的人嘛。可以说,常常有一些从彼得堡来的头等要人来拜访他,常常有一些佩蓝绶带的人在他家里吃吃喝喝。伯爵也挺会款待客人。他时常把我叫去,说:“雾”明儿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给送来,听见没有?“听见了,大人。”那些绣花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花露水、鼻烟壶、大幅油画等等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一举办大宴会天哪,可了,不得!焰火满天蹿,车马遍地游,甚至还放炮呢。光是乐师就有四十人c他雇了一个德国佬来当乐队指挥,可那德国佬竞摆起架子:要与主人一家同桌用餐,伯爵大人就下令让他滚蛋,他说,我的乐师个个懂行,用不着指挥。当然哕,什么都由老爷说了算。一跳起舞来,便跳个通宵达旦,跳得最多的是拉科谢兹舞和马特拉杜尔舞唉唉唉上钩了,伙计!(老头从河里拖上一条不大的鲈鱼。)拿着吧,斯捷帕。”
老头又抛出钓钩,接下说,“老爷倒是个好老爷,心肠也好。有时会揍你几下,过一会就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不怎么的,就是养姘头。唉,那些姘头呀,全不是好玩艺儿!就是她们害得他破产的。她们全是从下等人家那里挑来的。按说,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是不:即使把全欧洲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还是不行!说来也是,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这是老爷家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该的呀。特别是一个名叫阿库丽娜的姘头,如今她已不在人世了,愿她升人天国!她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丫头,西托夫村一个甲长的女儿,瞧她那个凶劲!常常扇伯爵的耳光。她把伯爵完全给拴住了。我侄儿不小心把她的新衣服溅了点可可汁,就把他押去当兵被押去当兵的何止他一个人呢。话说回来,那时候到底是好时光呀!”老头又说了这段话,深深叹了口气,低下头,不吭声了。
“我看,你家老爷很严厉吧?”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口说。“那时候就兴这样嘛,老爷,”老头摇摇头,反驳说。
“现在就不那样了,”我眼盯着他,说。他斜过眼瞟了我一下。
“现在当然更好了,”他嘟哝说,把钓钩抛得远远的。
我们坐在树阴下,可树阴下也闷热得很。沉闷而炎热的空气似乎停滞不动;燥热的脸愁苦地盼着风来,可是一点风也没有。太阳从蓝蓝的发黑的天空火一般地照射;在我们的正对岸,是一片黄灿灿的燕麦地,有些地方长出一蓬蓬苦艾,连一根麦穗也没有摇动。稍低处有一匹农家的马齐膝站在河里,懒洋洋地摇晃着湿漉漉的尾巴;从低垂的灌木下有时浮出一条大鱼,吐了几口水泡,又悄然沉到水底,留下微微的涟漪。螽斯在枯黄的草地里吱吱地叫着;鹌鹑仿佛不高兴地啼喊着;鹞鹰在田野上空从容地飞翔,时不时地在一处停歇下来,迅速地拍了拍翅膀,尾巴如扇子似的展开。我们热得一动不动地坐着。蓦然从我们后面的峡谷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朝着泉水走来。我回头一瞧,就瞧见一个五十来岁的满身尘土的庄稼人,身上穿一件衬衫,脚登树皮鞋,背着一只背篓,肩上搭着一件粗呢上衣。他来到泉边,大口大口地饱喝了一通水,慢慢地站起身来。
“是你呀,符拉斯?”“雾”朝他打量了一下,喊了起来,“你好呀,老弟。你是打哪儿来呀?”
“你好,米海洛?萨韦利伊奇,”庄稼人走到我们跟前说,
“打大老远来。”
“上哪儿去了?”“雾”问他。“上了趟莫斯科,去找老爷。”
“为了什么事呀?”
“去求他。”
“求他什么呀?”
“求他减轻点代役租,要么就改劳役租,或者让我换个地方也行我儿子死了,眼下我一人对付不过来。”
“你儿子死了?”
“死了”庄稼人沉默了一下,接下说,“我儿子以前在莫斯科赶马车;说实话,代役租是他替我缴的。”
“难道你们如今还缴代役租?”“是呀。”
“你家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赶我走!他说,你怎么敢直接上我这儿:这种事有管家管嘛;他说,你应该先向管家报告让我给你换到哪儿呀?他说,你得先把欠的租交清了。老爷真的生气了。”
“怎么,你就这样回来啦?”
“就回来了。我本来打算查问一下,我死去的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财物,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儿子的老板说:‘我是菲利普的爹’;而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爹呢?再说,你儿子也没留下什么;还欠我的债呢。’我就这样回来了。”
这庄稼人是带着微笑对我们谈这些事的,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小小的、眯拢的眼睛里却是泪水盈眶,嘴唇抽搐着。“那么你现在就回家吗?”
“还能去哪JL?当然是回家。说不定我老婆正饿着肚皮呢。”“那你还是那个”斯捷普什卡突然开口说,却又觉得不好意思,便不说了,把手伸到罐里翻弄鱼饵。
“那你去找管家吗?…‘雾”继续说,带点惊讶地扫一眼斯捷帕。“我去他那儿干什么?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在死以前就病了一年,连他自己那份租金都没有交我也不去操那份心了:反正从我身上挤不出什么了老哥,任你怎么有鬼主意,都用了:我不管那一套了!(庄稼人哈哈大笑。)不管他怎么耍聪明,金季良?谢苗内奇,总归”
符拉斯又笑了起来。
“怎么样呢?这可不好,符拉斯老弟,”“雾”一字一顿地说。
“有什么不好?不(符拉斯的话音断了)天气真热呀,”他用衣袖擦下脸,又说了一句。
“谁是你家老爷?”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是彼得?伊利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利奇子,”“雾”作了回答,“彼得?伊利奇还在世那会儿就把符拉斯住的那个村子分给了他。”
“是这样,他身体好吗?”
“身体好着呢,感谢上帝,”符拉斯回答说,“他气色红润,脸好像更胖了。”
“是这样,老爷,”“雾”朝着我说,“要是在莫斯科附近就好些,可是在这里得交代役租。”
“租金得多少?”
“租金得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嘟哝说。
“喏,您知道,耕地没多少,尽是老爷家的林子。”
“有人说,那林子已卖掉了。”那庄稼人说。
“喏,您看看斯捷帕,给我个鱼饵斯捷帕?你怎么啦。睡着啦?”
斯捷普什卡猛地振作一下。庄稼人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又不作声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多么忧伤的歌呵我这位可怜的符拉斯发起愁来
过了半小时后,我们便分手了。
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剐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全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所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来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