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玉莲到我们家的那年大致是十八岁。而我才五岁。
那年我在幼儿园里感染了一种奇怪的肾病，小便化验单上红血球白血球浓球的格子里总有长长一串的“+”号。这种病在医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实在算是小菜一碟，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医生却束手无策。病一急性发作，我就住进医院，靠打链霉素庆大霉素针来控制。病情一缓和我就出院。出了再进，进了再出。这样的循环周期越来越短了，我的鞋子几乎都是在医院的门坎上磨薄了的。有一天，我听见主治医生叹着气对我妈妈说：“再这样下去，就怕尿中毒。”尿中毒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懂，不过我知道我们隔壁姚苹苹的妈妈，就是死在尿中毒上的 - 头肿得像个大冬瓜。于是我猜测我大概也会死了。
那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在市委机关里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忙得四脚朝天，顾不上我，只好雇了个保姆来照看我。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医生吩咐我不能跳绳，不能踢毽子，甚至不能像别的小孩那样上井边玩水。而且我还得禁盐。用无盐酱油烧出来的菜味同嚼蜡，让我忍无可忍。于是我吃饭闹，睡觉闹，打针闹，服药闹，上幼儿园闹，不上幼儿园也闹，直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玉莲是我们家那阵子换过的第五个保姆。
玉莲来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二。我们一家人刚刚吃完晚饭，就听见邻居王阿姨来敲门。王阿姨的丈夫是机关食堂的炊事员，跟机关上上下下都熟。王阿姨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事她都爱帮一手。那天王阿姨身后跟了个瘦高个的乡下女人。王阿姨进了门，女人却不肯进门，依旧远远地站在走廊上。王阿姨把那个女人推到我妈跟前：“这就是上回说的那个玉莲，是我们老家龙泉镇的。玉莲上过几年学，识得几个字。只是不懂城里的规矩，你们尽管放心指教她。”又指了我爸我妈对玉莲说：“张同志陈同志两口子都是大学生，在市府机关里工作，人也和善，家事也简单，你就只管把阿玲这孩子照管妥了就好。算你的福气，头回到城里做事就碰到了这样体面的人家。”
玉莲不说话，只是点着头笑。走近了，才看清，管玉莲叫女人未免有些夸张。其实她至多是个刚刚长成的女孩而已。玉莲剪了一头黑得流油的齐耳短发，右侧的头发用一段绿玻璃丝头绳束起小小的一绺。穿了一件葱绿灯芯绒棉袄，海蓝灯芯绒棉裤，足蹬一双黑布棉鞋，手挽一个红花细布包袱。那一身衣装大概还很新，在胳膊腿弯处绽出一些生生硬硬的皱纹来。灯芯绒在那个年头算是稀罕的货物，玉莲的家道想必还过得去 - 后来我们才知道，玉莲到温州城里当保姆，其实并不是为了钱。玉莲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打扮，可是玉莲长得却不像是山里人。玉莲的五官其实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却因了皮肤的白净，便衬得眉黑目深的。嘴角弯弯的，颊上隐隐跳着两个小酒窝，不说话时也是一副喜庆的模样，便先讨了人的欢喜。
玉莲放下手里的包袱，就要来收拾桌上的碗筷。我拿筷子在空碗上敲了敲，大声对我妈说：“她怎么不脱鞋就进屋？” 玉莲的脸腾地涨红了，弯下腰来，就解鞋带。偏偏鞋带绑得很紧，解了半天才解开，玉莲的额上，早已渗出些细碎的汗珠子来。待玉莲终于脱了脚上的棉鞋，换上家里的布拖鞋，我妈就拉着她去了里屋，关起门来说了回话。出来时，两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我知道她们在说我。
玉莲走过来，把我抱过去坐到她的腿上，叹了一口气，说：“这么轻。阿玲我非要把你养胖了不可。”
这是玉莲跟我说的第一句话。玉莲的声音软软的，让我想起家里过年时蒸的桂花糯米糖糕。以前我们家的保姆都是些脏老婆子，一开口嗓门嘎嘎的像鸭子叫。从来没有人和我这样说过话。
我是从那一刻开始喜欢上玉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