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我终于在上海的一所名校里熬完了四年的大学生涯。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都结伴南下到深圳珠海广州，雄心勃勃地要去掏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桶金，而我这个南蛮子却像一只孤雁致意要往北飞去。“从今往后，我们做我们的铜臭商人，你做你的达官贵人。下回见面，我们坐吉普，你坐红旗。” 同学们嘻嘻哈哈地上了路，大约真是年青，竟把一些本该很是沉重的离别之言说得如此轻狂。我在班级里一直是班长，班会上发言也爱引经据典，大家由此认定我去京城是踏上仕途的第一步。殊不知我只是要向一个远方的男人证明，我是完全可以离开南方的暖巢，到未知的北方去闯天下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等待着一封远方来信，这封信可以顿时改变我已做的和未做的任何决定。
可是这封信一直没有来。
我决定北上之前回一趟老家，辞别双亲。我的家乡在浙南一个叫温州的小城，那时它与外界的交往还只能依赖于海路。轮船抵达温州港的时候天在下着雨，是那种江南特色的不成点也不成条的淅淅沥沥的雨。码头的泥浆厚厚重重地黏着我的鞋底，昏暗的街灯中我根本看不清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哪些是接我的人。我提着两只大箱子在雨中站了很久，才听见哥哥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我的小名。等到他把我和我的行李塞进一辆蚕茧般大小破旧不堪的菲亚特出租车里时，我们早已全身湿透了。
还没有来得及抱怨，哥哥就推了推我，说：“玉莲来了，住在家里。” 我吃了一大惊 - 在我的记忆中，玉莲住在大西北一个连名字都叫不顺的小县城里。凭我极其有限的地理知识，我知道她得从小县城倒几趟长途汽车辗转至兰州，再从兰州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转轮船到温州，路上怎么也得一个星期。路费加上住店吃饭的费用，她哪来的钱？哥哥叹了一口气，告诉我：“听说你大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做事，就死活也要来看你一眼。她男人的劳保赔偿，也拿出来花了。”我听了连连跺脚说不得话，心里却怨我妈多嘴。
一会儿工夫车就开到了家门口，临下车哥哥吩咐我，见了玉莲不要表现出惊怪的样子 - 自从她女儿小青死后，玉莲受了些刺激，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模糊，说话也有些神叨叨的。
推门进去，就走进了一屋的烟雾里。屋里坐了三个人，我爸，我妈，还有一个长得十分老相的瘦高女人。爸和女人都在抽烟。爸抽的是凤凰牌，正是那年流行的，文文雅雅地带着些香气。女人抽的是自制的卷烟，辛辛辣辣地割着人的喉咙，熏得人几欲流出泪来。女人穿了一件白底细花短袖的确凉衬衫和暗灰色的府绸布裤子。那套衣裤隐约有些眼熟，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原来是我妈妈的旧行头。衣裤明显地短了，女人的手脚长长地从袖子裤腿里伸出来，鹭鸶般地笨拙着。女人的脸在细皮嫩肉的江南小城里也算是一奇景了，肤色极黑，却又不完全是黑，双颧泛着些隐隐的红，毛毛糙糙的像一张风干的柿子皮。
女人见我进来，咚地扔了嘴里的烟，站起来就抓了我的手，脸上的皱纹生硬地挪动起来。
“阿玲我的娃，你可平平安安地长大了 - 都以为你过不了那个坎了呢。”
女人的手很长很大，极有劲道，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掌心。女人身上的羊膻味熏得我后退了一步。女人觉出来了，就讪讪地松了手，转身对我爸说：“张同志你们好福气，世界上这样机灵的孩子统共也没几个，倒都生在你们家了。我们青青小时候，就是阿玲这个样子的 - 我奶大的孩子，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我妈正弯腰捡拾女人扔下的烟头 – 地板上早烧出一个浅坑来了，听了这话就摇头：“玉莲你又犯糊涂了，你到我们家来还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姑娘呢，阿玲哪能是你奶大的？”
女人也不恼，只是嘿嘿地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黑参参的牙齿。
“反正阿玲是我带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