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都在昏睡。
第一天是这样，几乎完全错过了海德堡。
第二天还是这样。最终醒来的时候，沁园发现太阳已经有了倦意，麦克风正在嗡嗡地报告着即将抵达玛利亚温泉城的信息。
邻座的老女人看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年青真好，能睡啊。导游喊你吃中午饭，你都不肯下来。”
沁园吃了一惊：她竟然完全不记得有这个插曲。这一觉仿佛是一条绵长的纺得结结实实的线，开头和结尾之间找不见一个断头一个疙瘩。只觉得下颌有点湿，拿手一抹，是口水。 她一定又是张大了嘴 - 老刘说她醒着看起来还有几分机灵，睡着了完全是一脸蠢相。好久没有这样蠢睡过了。这些日子她的觉很浅，如同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丝风，一滴雨，一个最不经意的念想，随时就能把它戳得千疮百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睡意浅成了这样呢？
好象就是她从温哥华采访完冬奥会回来报社上班的那天。
她在卡尔加里的一家华文报纸做记者。记者只是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更准确的职位界定其实叫打杂。她不只写稿，她也做编辑。她也管美编和排版。有时她还得赤膊上阵四下找客户拉广告。报社里只有三名员工：老板，她，和一个叫薛东北的东北小伙子。老板管钱包，她管版面，小薛管工商广告。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工。这么一家袖珍小报，真正的分工线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象某些国家的边界线一样随时在变更。她在国内也做记者，不过那是一份发行量超过三十万份的都市大报。而现在的这份报纸，虽然有个惊天动地的名字《加拿大国际华人先驱报》，发行量却不到五千份。在那家发行三十多万份的大报社供职，她只用花费半个脑袋瓜子就够了，另外半个用来吃喝玩乐，勾搭老刘。后来终于把老刘勾搭成了丈夫，她就跟老刘出了国。到了加拿大，她给这份发行五千份的小报打工，累得每天回家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一个月的薪水却只够给老刘的那辆四轮驱动吉普车注油和买保险。
但这都不算是最累心的事。最累心的事发生在下班以后。
上班的时候，她是记者。下班以后，她是个作家。十年里她写了五本小说。儿子欢欢已经上九年级了，功课运动课余生活，基本都是老刘管。她写书的时间，是从欢欢和老刘身上一点一点的掰下来的。当然，更多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掰下来的。十年里她把健身美容买衣服煲电话粥的嗜好都戒了，十年里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毫无耐性不肯为任何事情耗费一分一秒时间的暴躁女人。她把她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面包屑似的掰下来，积少成多地裹成了团，就有了那五本书。十年里，她把老刘欢欢和她自己都掰得只剩了白光光的骨头，可是，她写的书却无人理会，连老刘都不看。
老刘实在看不过她睡眠不足神情恍惚的样子，也曾劝过她。老刘劝她，是劝她把工作辞了。老刘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做精算师，老刘的收入是沁园的五倍。可是沁园却迟迟不肯放弃报社的那份工作。那份工作说起来也不是什么让她割舍不下的美差。老板很抠门，小薛也很抠门，抠的却不是同一扇门。老板把每一个毫子的开支，都要放在脑子里秤过几个来回。而小薛整天和老板扯的，是广告提成的百分比，还有每一张请客吃饭汽车公里数的报销单，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两位数。而她，却成了老板和小薛常年的拔河赛里那条系在绳子中间的手绢，一会儿被老板拉过去，一会儿被小薛扯回来，满耳满头都是彼此的抱怨。沁园下班回家，总觉得一个脑袋瓜子里塞满了别人的情绪垃圾，儿子和老刘轻轻一碰，就能碰撒出一地鸡毛来。可是她却没有一寸地盘，可以放置自己的垃圾。
然而她还是不愿放弃她那份实在说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工作。她爱拿英国作家芙杰尼亚 . 沃尔夫说事。她说沃尔夫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女人要写书，起码得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老刘听了不吭气，半晌，才说：“一个女人，非要写书吗？”
这句话倒把沁园问得怔住了。
是啊，她为什么非得写书不成呢？这世上缺她一本书吗？这世界就是一条大浑河，她的书不过那浑水上漂的一片烂菜叶，一根馊鱼骨，打个漂漂就不见了，连屁大的一个声响也听不着。那水，有没有烂菜叶馊鱼骨，都还会一步不停严丝合缝地朝前赶路的。
是为名吗？有那么一点点。那为名的念想是她肚皮里的一条小虫子，时不时的醒过来咬她一小口，说不上疼，甚至也说不上痒，连个芝麻点大的疤痕也没留下，就过去了。
可她心里有一股火啊。那火得有一个去处，要不会把她的身子，她的心烧穿一个大洞。那火岂止烧她，那火还要把她的家也烧穿一个大洞。她只有把那火一个字一个字的放出来，她才有救。她有救了，老刘和欢欢才有救。
沁园忽然就想明白了，那火咬着她的脚跟追她，她是为了逃命才写那些字的。她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更怨不得人。她只有认命。
就在她开始写第六本书的时候，老天爷跟她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大了，把她一下子砸懵了。不仅把她砸懵了，也把她周遭的人砸懵了。
一个在好莱坞和香港内地来回行走的大导演，在一个酒足饭饱的无聊时刻里，偶然翻到了一本文学期刊。那本期刊里有一部讲述南美甘蔗园历史的小说，而导演的一位叔公，就是在那片甘蔗林过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导演本人，当时正陷在一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之间的拍摄空档里。上帝的手指轻轻一拨，电闪雷鸣间，导演被灵感击中，决定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 - 当然是国际大银幕。
这部电影，在两年之后，成为一个超级票房神话，并得了几个国际大奖。
而沁园，正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于是，沁园一夜之间突然就不再是烂菜叶和馊鱼骨了。于是，沁园的名字，开始成为写书码字的人饭桌酒席上的话题。于是，沁园行在路上的时候，脑门上有了光。
沁园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里过暑假的时候，见过乡里夜市点煤气灯的情景。灯不亮的时候，兴许也有虫子，可是虫子潜伏在角落里是看不见的。灯一亮，虫子突然从草丛里树枝间田埂上，从一切角落里扑了上来。蠓虫，黑蛾，白蚁，还有许多她说不上名字的野虫，云雾一样地围着煤气灯转，嘤嘤嗡嗡，翅膀和翅膀交叠着，叫声和叫声交叠着，把灯光咬成一团一团的碎渣。
她问外婆为什么虫子爱追着光？外婆说虫子哪是追光，虫子是咬光呢。虫子一年四季活在黑咕隆冬的角落里，虫子也想要光呢。虫子见了光，就想咬一块下来存在肚子里，虫子自己也就有了光。
八岁的沁园听了，不知怎的，竟有些凄惶，心想虫子可怜，光也可怜。她不想做虫子，也不想做光。
一直到她被虫子咬上了，她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的，她已经成了那盏夜市里的煤气灯。
沁园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上的那一天。
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加拿大滑冰选手里，有一位是出生在卡尔加里城的，很有希望在几个短跑道滑速项目上夺冠。沁园的老板年青时也是一位得过名次的速滑运动员，所以对这条新闻情有独钟，竟肯花钱让沁园专程飞去温哥华采访那位本地籍的运动员。后来那人果真在冬奥会上得了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沁园带着一肚子新闻从温哥华回来，出了机场没回家就直接去了报社。报纸是周刊，第二天发报，她想把采访文章赶在当期发出来。
走进办公室，老板和小薛都在，她发觉气氛有些怪异。她急切地向老板汇报着温哥华的所见所闻，老板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老板在回避她的目光。老板的目光如儿时她在弄堂里见过的弹棉花匠手里的那张弓，一弯一拱的绕着她的身子弹动，却始终没有压在她的目光上。她坐下来，把照相机里的照片下载到电脑里。她听见老板和小薛的目光绕过了她，在她背后一来一往地询问试探碰撞着。
后来，老板去茶水间，沏了一杯热茶端过来给她。她有些吃惊 - 她在报社工作了七年，老板从来没有给下属倒过一杯水。
“这几天，老刘，给你，打过电话吗？”老板问。
老板的语气很温软，仿佛轻轻一捅就要流出水来。老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几十年水深火热单枪匹马打天下，老板学会了只用一种语气说话，那就是强悍。突然听见老板换了种声气说话，沁园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啦？是不是老刘有了外遇，你们都瞒着我？”
老板和小薛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沁园第一次知道，沉默原来也有声响。世上所有的声响都有破绽，沉默没有。沉默从所有声响的破绽里钻出来，凌驾于所有声响之上。沉默让世上所有的声响听起来不再象声响。沉默震得沁园的心开始散乱。
“老，老刘，到底，怎么啦？”沁园问。沁园的声气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缝。
老板叹了一口气，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你到底招惹谁了，沁园？”老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