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青一些的时候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的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蹭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 – 早把先前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浆。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 – 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型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至。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 - 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元元悄悄去医院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说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刺激之后，暂时失去记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恢复记忆就是痊愈的一个迹像。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拔筷子，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光死死地定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些实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要不你跟田田去加拿大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老头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算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做水也得从头学起。
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其实真正的理由何淳安却没有告诉儿子。妻子是因为一群莫须有的女人而死的。自己虽然是清白的，可是再大的清白在妻子的刚烈里走过了一遭，就像一张搓揉过的纸，多少就有了印记。印记的存留，只在一念之差。而洗刷这个印记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的余生了。他行在街上，前胸背后似乎都贴满了芒刺般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然享受另外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带给他的安逸。六十六岁的退休教授何淳安，已经被这样一个突兀的人生变故吓破了胆了。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呆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食面，不厌其烦地教导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假期了，只好星夜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火速回来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