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多伦多之后，何跃进又打了几份短期蓝领工 – 都是那种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的工作。后来，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他猛攻了一阵子英文对话，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得到了一份私立中学的教职，教几十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中文写作 - 这完全得益于三十年前他在北京那所著名大学里所得的一纸中文系学位证书。从此他远离蓝领行业，加入了大都市熙熙攘攘的白领阶层。
从下飞机那一刻起，他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和梅龄的联系。
“电话，电邮信件，视频，QQ聊天记录，汇款单，哪一样也不能马虎，必须留下无懈可击的证据。”临上飞机前，郑阿龙交代他。
他坚决反对视频和QQ。他的理由是：他无法面对无话可说的尴尬场面。郑阿龙坚持了几个回合，只好同意放弃。
电话是所有环节中最容易的一件事，他只需隔三差五地往一个郑阿龙指定的号码上挂一个电话就行。电话当然是郑阿龙接的，接通后两人商定通话时间的长短，然后各去干各自手头的事。等约定时间到了，两人同时把电话掐断 – 为的只是留下电话账单上的那个通话记录。
汇款稍微麻烦一点，他需要去一趟银行。临行前郑阿龙给了他另外一笔款子，是专门给梅龄汇款用的。郑阿龙把每次汇款的数目和时间间隔都制定好了，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上。是月底发工资的那个周末，三百到五百不等。那是合情合理的数目，显示了足够的牵挂和责任感，却又没有超出他工资收入的范围。当他伏在银行柜台上填汇款单的时候，他忍不住感叹郑阿龙身上显示出来的奇才。郑阿龙不幸错生了一个时代。假设郑阿龙出生在某个风起云涌的乱世，他绝对有可能成为一个运筹帷幄名垂青史的军师，不露痕迹地用五根手指头，下棋似地调派着一个政权颠覆另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蚕食另一个国家。
写信是诸个环节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因为郑阿龙无法规定每一封信的具体内容。当然他给过他一个宗旨：“中心大意是牵挂。”他说。“要尽量生活化，不能光来虚的。当然，也可以考虑来一点花的，毕竟是新婚离别。”
信是发给一个郑阿龙指定的电子邮箱的，一个星期至少三封。他的思路在郑阿龙金箍棒画好的圆圈里艰难地匍匐前行，总想爬得尽量远一点，可是又怕撞到墙角，所以每一次都累得头晕眼花。每当他想起读他信的人是郑阿龙，他就觉得一种扒光了衣服似的难堪，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电话里郑阿龙三番五次地修理他：“干巴巴，太干巴巴了。你一个重点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怎么一点浪漫的细胞也没有？”他叹着气，说：“我实在，干不好这样的活。”郑阿龙在电话那头嘎嘎地笑了，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忘了这信是给我看的？你就想这是给你爱的人，或是你爱过的人写的，不就完了？这样的人，一打没有，两三个总有吧？”他沉吟半晌，终于说：“其实，就这样也挺好的。像我这个年纪结婚的人，应该很实际，说的都是家常，太花了反而不像。”
郑阿龙想想也是。
相对于他绞尽脑汁的去信，回信显得轻松活跃，通常很短，三五行字，语气里有些微的调侃，有时还会冒出几句英文，算不上流利，但大体通畅 – 明显不是郑阿龙的手笔。他开始猜测是不是梅龄写的，但到底也没问。
好在这样的折磨没有历时太久。四个月后梅龄顺利地拿到了探亲签证，作为何跃进的妻子，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