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信
但日头可以作证
你是我的手，我的脚
月光也可以作证
你是我的舌头，我的眼睛
我独自一人远行
品味人生五味杂陈
我从来不需刻意想起你
因为你，就是我自身
- 致D.D.
在他前半生的记忆中，端端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背景。
端端比他小六个月。端端的父母，和他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端端出生时，端端的母亲没有奶，端端曾经吃过他母亲的奶。端端和他上的是同一家幼儿园，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后来，他和她又去了同一个公社插队落户。端端的路，和他的路重合了很久，直到端端累了，走不动了，才撇下他，独自走了另外的一条路。
端端家的宿舍，就在他家宿舍对过；端端家的炉子，就摆在他家炉子的对面。楼道很窄，做饭的时候，两家主妇系着围裙的腰身会时时相擦，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只是端端家里很少开伙，他们不是吃食堂，就是下馆子。
端端的父母，都是留苏回来的建筑工程师，所以端端一家人的做派，和别人就有些不同。端端的爸爸，头发永远梳得齐齐整整，带着清晰的梳齿痕迹；端端的妈妈，永远穿着裙子，夏天是浅色小碎花的布拉吉，冬天是深色呢子宽摆长裙；端端的辫子上，永远系着蝴蝶结，颜色随着季节而更换，有时鲜红，有时浅绿，有时天蓝。只是，端端家的风光日子，没过上几年就完结了 - 文革刚开始，端端的父母就给抓了进去。于是端端就在他家里搭伙。端端辫子上的蝴蝶结不见了，端端和别的孩子一样，穿起了灰色的蓝色的和军绿色的卡其布衣裳。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她父母被放了出来，和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去了远郊的干校，一个月回来一次，呆一天就走。于是，他和端端，都被安排在楼道那头的王师傅家里搭伙。
王师傅是单位的锅炉工。王师傅家里有一个瘫痪的老婆和三个儿子。他和端端的伙食费，很快就化成了王师傅三个儿子碗里的肉包子。而他和端端，跟王师傅的瘫痪老婆一样，吃的是稀粥加咸菜。有一天，他看见王师傅偷偷塞给端端一个夹了肉的馅饼。端端把饼掰开了，当着王师傅的面，递给他一半 – 是大的那一半。王师傅没说话，瘫婆子却擂着床板，骂了一句天杀的。他不知道她骂的是谁。
那个暑假真热啊，全北京的人都敞着门睡觉，整个楼道里彻夜响着噼噼啪啪的蒲扇扑打声。有一夜他被蚊子咬得奇痒难熬，就去端端那里借火柴点蚊香。端端关着门，他敲了半天才敲开。一进门，他就觉得了冷。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那寒气是从端端的眼睛里冒出来的。端端坐在床上，一声不响，两眼像两口深井，黑不见底，幽幽的全是寒意。他只看了她一眼，身上的汗嗖的一声全干了，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问她怎么啦？她没回答，只是起身去锁门。那天端端走路的样子有些古怪，两腿朝外，脚跟一踮一踮的，仿佛地上有玻璃碴子。半明不暗的灯影里，他看见端端薄薄的裤子上，有一条深黑色的虫子 – 那是凝固了的血。那条虫子，后来在他的心里爬了很久，足足有几十年。爬到哪里，哪里就烧出一条疤痕。
那天之后，他就发现端端得了一种病 – 端端每隔半小时就要上厕所。等到大人们回来探亲的时候，他告诉母亲端端得了病。他母亲又告诉了端端的母亲，端端的母亲就带端端去医院看病。医院回来的时候，两家的母亲关起门来说了很久的话，出来时眼睛都哭得通红。
第二天一辆警车呼啸着开到了楼外，几个穿蓝制服的警察铐走了楼道那头的王师傅。他问母亲王师傅到底犯了什么事？母亲只骂了一句“衣冠禽兽，”就不再说话。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看着他，欲言又止。一直到临睡了，母亲才叹着气，对他说：“进进，你要对端端好一点。”他觉得母亲的话好奇怪：端端是他的妹子，还用得着叮嘱吗？
暑假过去，学校重新开学。端端突然被集体孤立，没人愿意和她坐在一起。老师说了两遍：班干部带头，可是没有一个人响应。端端扭头看着窗外，面无表情，嘴唇在微微颤抖。只有他知道，这就是端端的哭。
他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在她身边坐下。班主任朝他感激地看了一眼。端端没有。端端依旧定定地看着窗外那棵洒了一地黑影的槐树，仿佛要把树看出一个洞来。端端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端端和人说话，从来不看人。
那节课是语文课，老师讲的是一个叫梅博尔的非洲女孩如何想到北京来见毛主席的故事，可是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满脑子里都是端端扭头看着窗外，嘴唇微微颤动的样子。后来他趴在桌子上，写了两句话，放到端端的铅笔盒里。端端终于扭过头来，依旧面无表情，他始终不知道，她看了还是没看。
那两句话是：
树影最暗的时候
太阳最亮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一首诗。
那天放学回家，端端一路沉默。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她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袖，扭着脸，叫了他一声：“何跃进。”他知道每当她连名带姓叫他的时候，就是她有紧要的话要跟他说。可是那天她到了，也没把那句紧要的话说出来。
一直到几年以后，他们一起去了潘桥插队落户，在那里，她才用行动说出了那句永远没有说出来的话。
黑虫子爬到端端裤子上的那一年，他和端端都是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