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的时间很长，长得超出了何跃进最远的想象。时间一分一秒细砂轮似地打磨着他的神经，把他的耐心磨得象一张纸 – 是那种用钢笔轻轻一勾就勾出纤毛来的薄纸。
预约的时间是九点一刻，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三十五分了。玻璃窗之后的那位黑人移民官，已经掩着嘴打了好几个肥胖的哈欠，热气在玻璃上凝成一个洇着毛边的圆圈。午餐在隔着冰箱的金属门发出形色暧昧的呼唤，移民官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接近于湿润的慈祥。大厅里等候的队伍渐渐细瘦起来，何跃进的耳垂上拂过一片蚊蝇的羽翼 – 那是坐在他右边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发出的细碎鼾声。在眼角的余光里，他看见她露在严实的黑面罩之外的眼睛发出炯炯的亮光 - 她在睁着眼睛睡觉。她也许来自阿富汗，也许来自伊朗，也许来自阿联酋。此刻世界地理在他的脑子里滚成一锅烂粥，但是他至少知道：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人们早已学会了在炸弹的间隙里以最敏捷的速度抢出稀烂的睡眠。
这间屋子里至少没有炸弹的危险。
梅龄挨着他，坐在左边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他有时觉得她的脸是用砖头一类的材料制成的，寻常看不出一丝裂缝，既没有悲也没有喜，更没有激动和焦虑，有的只是认命以后的平和。平和可以像水，平和也可以像铁。她的平和是像铁那种的平和。此刻他真想用锥子捅她一下，看看锥眼里流出来的，到底是不是血。
尿意已经积攒了很久，早晨出门时的那一大杯咖啡在他的小腹里蛇一样地蠕爬着，想找到一条出路。可是他不敢离开。他不敢把这件事全交给她。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一年零六个月零五天 - 不算她来之前的那几个月。他已经走完了九十九步，他不能让那一泡尿引领他错过第一百步。
这绝不是臆想。他对如厕的恐惧，事出有因。几十年前，他父亲就是因为忍不住一泡尿，把他和他母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之路。他的父亲是右派，可是他的父亲和别的右派不同，既没有言论也没有行为。他父亲在单位里只是一个老实到极点的工程师，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名单上都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父亲的单位，和全国许多单位一样，必须完成上级指定的右派指标。在一次僵持了很久的指标讨论会上，父亲去了一趟厕所。当他从厕所回来的时候，指标已经完成 – 他被评定为单位里唯一的一名右派。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父亲告诉他的 – 父亲没有来得及。在他还是母亲肚腹里一团形状模糊的血肉时，他父亲就已经死了。他母亲是在他十五岁那年告诉了他实情的。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在任何略具意义的场合里随便离身上厕所。
在有些日子里，
河不流向海，
海也不流向洋，
冬天后面还是冬天，
绵绵阴雨不被太阳截获，
骆驼背上，不止一根稻草，
人也不能随意处置
一些无法启齿的窘迫
比如尿急 ……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成一团的餐巾纸 – 那是早上从提姆霍顿咖啡店里带出来的，随意写了这几句话。他不再年轻，可是诗的灵感依旧还会光临，而且来得总不是时候，比如说当他蹲在马桶上为一坨铁砂一样的屎而憋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当他在午夜梦和醒中间那条模糊不清的窄路上走得一身是汗的时候，当他被最后一片秋叶的落地声猝然惊醒的时候 ……他依旧会把它们记下来，在餐巾纸上，在旧报纸的夹缝里，在任何他能抓得到的废纸片上，然后他会把它们揉成一团，随意丢弃。他早已不把它们叫作诗，因为它们来的时候，他的心底没有期待的颤悚；它们去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也存不下一丝牵挂和念想。
一些廉价的情绪消费品。
他这样称呼它们。属于诗的年月是久远以前的事，和现在隔着千丈百丈宽的壕沟。
“黑鱼精！”
渐渐空旷起来的大厅里响起一个浑浊的声音 - 是移民官在叫下一个名字。
“黑先生！”
梅龄捅了他一下，他猛然醒悟，他叫的是他的名字。何跃进这个名字写成罗马拼音很难发音，经常被篡改成数十种无法识辨的洋版本。
他斜了梅龄一眼，她抓着他的手站起来，向窗口走去，脸上是波澜不惊的微笑。
可是他觉出了她手心的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