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
我们这座小城根本不靠边境，绝对不靠，它离边境还老远老远，这座小城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去过那里，那得横穿荒凉的高原地带，不过也要经过辽阔的富饶地区。仅仅想象一下那条路的一部分就会感到疲倦，而除了一部分路人们再也想象不出什么了。那条路上也有几座大城市，比我们这小城大得多，即使十座这样的小城一字排开，再从上面扣上十座，也不如一座那样的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在去那里的路上迷不了路，到了那些城里也肯定会迷路，由于它们太大，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
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这就好比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真奇怪，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在这小城中，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新王朝又开始了，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旧都又重建起来，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他有上校军衔，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起初他升迁很快，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对这座小城来说，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身子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平台非常大，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躁练，平台两边晒着衣物。他家面朝集市广场，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
也就是说，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我想，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在我们这里，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好像在说：“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他也不是个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这是自古形成的，上校和我们一样，都是遵从这一传统。
他生活在我们当中，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这大概是错觉，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在我小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那回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乡里很受人尊敬，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是他带我去的。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可像这样的爇闹，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当时是这样安排的，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我们十分惧怕他们。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根本就不需要军装。他们个头矮小，并不强壮，但却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然后拼命跑掉。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起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冷漠得难以接近，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他们是那样寡言，那样严肃，那样呆板，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买了点小东西，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但却装作听懂了，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这十分令人厌恶，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这位士兵才走。这些士兵一露面，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上校站得笔直，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这样支撑着法律，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可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在整个时间内，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他并非呼吸困难，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比如说就像青蛙，不过青蛙总是如此，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他一直在微笑，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非常感人，可这微笑徒劳无益，在上校脸上没有引起丝毫反应。最后他说出了那个要求，我记得，他只是请求免除一年的赋税，大概还请求低价购买皇家森林里的建筑用材。随后他深深地弯下腰，并一直保持着鞠躬动作，除了上校和站在后面的士兵以及几位官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弯下腰鞠着躬。让我这个孩子觉得可笑的是，站在平台边梯子上的那些人下了几级横木，这样既可避免在这决定性的间歇期间被人看见，又能好奇地在紧靠平台地面的地方随时打探消息。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会儿，一位官员，是个矮个子男人，走到除呼吸之外仍旧纹丝不动的上校面前，尽力踮起脚尖听他耳语了几句，然后拍了拍手掌，听到掌声所有的人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要求被拒绝。全体离开。”人群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所有的人都向外挤去，几乎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到，上校又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我只看到，他的确是津疲力尽地放开竹杆，竹杆马上倒了，他跌坐在一张由官员们拖过来的靠背椅上，急急忙忙将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这件事并不特殊，一般结果都是这样。虽然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被满足的情况，但那好像是上校以强有力的个人身份自己负责这样做的，而且这必须要在形式上对政府保密。如今在我们这座小城中，按照我们的判断能力来看，上校的眼睛也就是政府的眼睛，不过这里该有一种区别，一种根本不能深究的区别。
不过可以肯定，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遭到拒绝。同样奇怪的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几乎就过不下去，而这种拒绝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形式问题。人们一再津力充沛而神情严肃地到那里去，到离开那里时虽然不是津神饱满，兴高采烈，但也并不悲观失望，津疲力尽。我不能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些。我从未有过什么探究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的好奇心。
然而就我的观察，有某个年龄层的人不满意，他们是大约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不可能在远处预感到这种最无足轻重的、首先也是一种革命思想的威力。不满正无声无息地潜入他们中间。
召募军队
召募军队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边境从未断过战事。召募是以下面的方式进行的：
任务下达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区，所有居民，不分男女长幼，都必须呆在自己家里。天刚露亮，一小队士兵——步兵和骑兵——就守候在此城区的入口，大多要到中午，那个受命召募的年轻贵族才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年轻的男子，身材很苗条，个头不高，体质虚弱，穿着邋遢，眼神疲倦，他总是感到不安，就像一个病人总是冷得发抖。他谁也没看，用他的鞭子——他身上唯一的装备——示意了一下，几个士兵立刻跑到他身边，他走进了第一栋房子。一个熟悉此城区所有居民的士兵宣读了这所房子住户的名单。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在，已在屋里站成一排，眼睛紧紧盯着那位贵族，仿佛他们已经成了士兵。不过也会出现偶尔缺一个的情况，而且缺的总是男人。这时谁也不敢说出理由，更不敢撒谎了，人们一言不发，垂下目光，几乎忍受不了在这所房子里违背了命令的压力，但那位贵族默默地站在那里使所有的人一步都不敢离开。贵族示意了一下，这示意绝不是点一下头，它只能从眼神中看出来。两个士兵开始搜寻那个未到场的人。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他压根儿就没出这所房子，他从未存心逃避兵役，仅仅由于害怕他才没到，但对他造成障碍的并不是对兵役的恐惧，而是对抛头露面的羞怯，这项命令对他来说简直太大了，大得令人疲倦，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然而也是因此他才没有逃掉，只是躲了起来。当他听到贵族进了这栋房子时，他大概悄悄从藏身地走了出来，又悄悄溜到那间屋子门边，刚好被出来的士兵抓住了。他被带到贵族面前，贵族用两只手握住鞭子——他是那么虚弱，用一只手什么也干不成——怞打那个男人。这样打上去也没有多疼。后来一半是由于津疲力尽，一半是出于厌恶，他扔掉了鞭子。挨打的人必须将它捡起来递给他，然后才能站到其他人的队列里去。另外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将不会被接受入伍。有时到的人会多于名单上的人，而且这种情形常有发生。例如有个别处的姑娘也站在那里望着那位贵族，她是外地人，也许是外省来的，是这次召募把她吸引来了。有许多妇女抵御不住这种在外地进行的召募的诱惑，而在家乡的召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奇怪的是，当一个妇女为这种诱惑所驱使时，绝不会被看作是丢脸的事，恰恰相反，按照有些人的观点，这是某种妇女们必须经历的事，这是一种她们向自己的性别偿还的债务。还总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姑娘或媳妇听说在什么地方，也许离得很远很远，在亲戚那里或是朋友那里，正在召募军队，她便请求家人允许她去，家人同意了，这是不能拒绝的，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同时也像平时那样镇静，和善，冷淡，而在这所有的镇静和和善后面却隐藏着不可接近，就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即将归乡而且什么其它事也不想的陌生人。在那将进行召募的家庭里，她受到的款待完全不同于一般客人，所有的人都围着奉承她，她得转遍房子里的所有房间，得从所有的窗户探出头看一看，她若将手放在谁的头上，那就比天父的赐福还重要。当这家人准备召募的事时，她得到的是最好的位置，即门边的位置，在那里她被贵族看得最清楚，而且看他也看得最清楚。不过对她如此看重也就到贵族进来为止，随后她便被冷落了。他看她和看其他人一样少，即使他的目光对准某个人，此人也不会有受尊重的感觉。这她可没有料到，或者还不如说她肯定料到会这样，因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驱使她来到这里的期望并不与此相反，这无非就是现在自然要见分晓的事。她感到羞愧，一种我们的女人在一般情况下也许永远也感觉不到的羞愧。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发现，自己硬挤进了别处的召募。那士兵宣读名单时并未念到她的名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她弯腰弓身战栗着逃出了门，背上还挨了那士兵一拳。
如果多出来的是个男人，那他无非是想一起被征召入伍，尽管他不住在这里。不过这毫无希望，像这种多出来的人从未被召募进军队，而且也从未发生这类事情。
舵手
“我不是舵手？”我大喝一声。
“就你？”一个高大魁梧的神秘男人问。他用手轻轻在眼睛上面摸了摸，仿佛在驱赶一个梦。
刚才，在沉沉的夜色中，我凭借着头顶上方一盏昏暗的灯把着舵，这个男人走了过来，想把我推到一边。因为我不退让，他就用脚踏住我的胸口，慢慢把我往下踩，因为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舵轮的把手，所以倒下时将它完全转了过来。但那人抓过舵轮又转了回去，可我却被撞开了。不过我马上就明白过来，快步跑向朝向水手舱的舱口大声喊道：“船员们！
伙计们！快点来呀！有个陌生人把我从舵轮边赶走了！”
他们慢慢腾腾地来了。舷梯口冒出一个个东摇西晃、疲惫困乏的魁梧身影。
“我是舵手吗？”我问。
他们点着头，但目光却盯着那个陌生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围住了他。
他用命令的口气说：“别打扰我！”
话音刚落，他们就拥在一起，朝我点点头，又从舷梯下去了。这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也在思考吗？或者他们只是趿拉着鞋毫无目的地来这世上走上一遭。
鸢
有那么一只鸢，在啄我的脚。它已撕开靴子和袜子，这会儿在啄我的双脚。它不停地猛啄，然后围着我焦躁地飞上几圈，接着又干它的活儿。有位先生从旁边经过，旁观了一会儿之后问道，我为什么容忍这只鸢。
“我无力抵抗，”我说，“它来了就开始啄，那会儿我当然想赶走它，甚至还试图掐死它，可这种畜生劲足力大，它已经准备往我脸上扑，那我宁愿牺牲我的双脚。现在它们差不多已被啄烂了。”
“您竟然会忍受这样的折磨。”那位先生说，“开上一枪，这只鸢不就玩完了。”
“是这样吗？”我问，“那您愿意做这事吗？”
“愿意，”那位先生说，“只是我得回家取我的枪。您能再等半个小时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疼得僵直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无论如何请您试一下。”
“好。”那位先生说，“那我就赶快点儿。”
我们谈话时，那只鸢静静地听着，目光在我俩之间转来转去。现在我看出来了，它已听懂了一切。它飞起来，为获得足够的冲力使劲弓起身子，学着投枪手的样子将它的利嘴从我的口中深深刺入我的体内。向后倒下时，我像得到解救似的感到，它无可挽回地淹死在我那填平所有洼地漫过一切堤岸的血泊里。
考试
我是个仆人，可却没活让我干。我胆子小，不出风头，甚至从未和别人争过高低，但这只是我无所事事的一个原因，也可能与我无所事事根本无关。这主要原因无疑是我没被叫去听差，其他仆人都被叫过，都不曾像我这样一心想去做事，也许他们连被叫去做事的愿望也未曾有过，而我的这种愿望至少有时候十分强烈。
我就这样躺在仆人房间的木板床上，望着顶棚上面的房梁，睡着了，醒过来，然后又睡着了。有时我就去那边的酒馆，那里卖的是一种酸啤酒。有时我厌恶得真想倒掉那杯酒，可后来又把它灌进了肚子。我喜欢坐在那里，因为躲在那扇紧闭的小窗子后面，我可以观望对面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谁也不会发现。从那里看临街的一面也看不到多少东西，我想，能看到的只是走廊的窗户，而且还不是通往主人房间的走廊。不过可能我也会弄错的，曾有那么个人，我也没问他，他就一口咬定我没弄错，那栋房子的正面给人的总体印象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窗户很少打开。如果窗户开了，那就是某个仆人干的，随后他也许还会伏在窗台上往下看上一会儿。这么说那该是他不会被人抓住的走廊。另外，我也不认识那些仆人，老在上面做事的仆人睡在别处，不是我那个房间。
有一次，当我来到酒馆时，我的观察位上已经坐着一位客人。我没敢仔细往那边瞧，一进门就想转身离去。可那位客人把我叫了过去。看样子他也是个仆人，我可能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不过从未和他说过话。
“你干嘛要走？过来坐，喝点什么！我付钱。”于是我就坐下了。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却答不上来，我连问题都没听明白。因此我说：“大概你现在后悔请我喝酒了，那我就走了。”说着我就想站起来，但他隔着桌子伸出手按住我说：“别走，这只是一次考试。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谁就算通过了考试。”
陀螺
有个哲学家总是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遛达来遛达去。只要看到一个有陀螺的男孩，他便潜伏起来。还没等陀螺转起来，这位哲学家就盯住它准备抓住它。孩子们大叫大嚷，竭力不让他挨着他们的玩具，他可不理这些，只要陀螺还在转，他就抓住它，他十分高兴，但只是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他便将它扔到地上走掉了。他认为，认识每一件小东西，比如说认识了一个旋转的陀螺，就足以达到普遍的认识，所以他从不研究大问题，他觉得那样不经济。如果这最小的小玩意儿被真正认识了，那也就认识了一切，因此他只研究旋转的陀螺。只要有人准备转陀螺，他就有希望，就能成功，陀螺一转起来，他就觉得那希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他，变成了确信无疑，他却将那件无聊的木头玩意儿抓在手里，他觉得厌恶，孩子们的叫声他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听到，此时却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将他赶走了，他就像在一支笨拙的鞭子怞打下的陀螺跌跌撞撞地走了。
小寓言
“哎，”老鼠说，“这世界变得一天窄似一天。当初它是那样辽阔，辽阔得我都害怕了，我跑呀跑呀，我真高兴，我终于看到远处左左右右出现了一道道墙，可这些长长的墙以极快的速度靠拢过来，我已到达最后一间房子，角落里有个陷阱，我跑了进去。”——“你得改变奔跑的方向。”猫说，伸出爪子抓住了它。
归乡
我归来了，我大步跨过厅堂，四下张望着。这是我父亲的老宅院。中间是个小水坑。破旧无用的器具堆得乱七八糟，堵住了通往去顶楼楼梯的路。猫潜伏在栏杆上。一块破碎的布——那是从前做游戏时缠在一根木棒上的——在风中高高扬起。我来了。谁将来接待我呢？在厨房里等候的会是谁？烟囱里升起了炊烟，正在煮着晚餐的咖啡。你觉得神秘吗？你有归家的感觉吗？这我不知道，我非常没有把握。这是我父亲的家，可一件件东西全冷冰冰地立着，似乎每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些事有一半我已经忘记，有一半我从来就不知道。我对它们有什么用处，我对它们来说又算什么，尽管我是父亲——老庄主的儿子。我不敢去敲厨房的门，只是从远处偷偷地听，只是站在远处偷偷地听，这样我才不至于被当作窃听者当场抓住。由于是从远处偷听，因此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只听到一声轻轻的报时钟声，或者只是我以为听到了它，那是由童年时代传过来的。厨房里发生的其它事情，都是坐在那里的人对我保守的秘密。在这门前犹豫的时间越长，人就变得越加陌生。如果现在有人打开那门问我些什么，那将会怎样。但愿我自己以后不会像一个想保守自己秘密的人。
启程
我吩咐将我的马从圈里牵出来。仆人没听懂我的话。我自己来到马圈，给我的马备好鞍具，然后跨了上去。我听见远处有吹小号的声音，我问仆人这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听到。在大门口他挡住我问道：“你这是去哪儿，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只要离开这里，只要离开这里。不停地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
“那你知道你的目的地啦？”他问。
“知道，”我回答说，“我说过：‘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地。”
“你没带干粮。”他说。
“我不需要，”我说，“旅程是那么漫长，如果在路上什么也得不到，那我必定饿死无疑。干粮救不了我的命。幸亏这是一趟确实不同寻常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