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和朱元璋虽然建立了影响巨大历时恒久的朝代，却都注意节俭。西汉定鼎之后，“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外出打仗，回到长安，“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多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后经萧何作了解释，才转怒为悦。（《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祖纪》）
明太祖朱元璋刚即皇帝位，即谕百官：“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为旱灾而斋戒时，“素服草屦，步祷山川坛，露宿凡三日。”（《明史·太祖纪第二》）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认为自己“行节俭”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同上第三）
其他的流民皇帝也多力戒奢侈而崇尚节俭。
后赵石勒平生节俭，立国当皇帝后，连祭祖先也只用甜酒，严禁百姓和官府酿酒，也即举国不准喝酒享乐：“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lĭ，甜酒）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死前又遗令薄葬：“歛（殓）以时服，载以常年，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更不造坟墓，“夜瘗（yì，埋葬）山谷，莫知其所”。（《晋书·石勒载记》）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节俭事迹更为动人。他在称帝前后，一直保持清简寡欲、崇尚素朴的生活作风。更不好声色犬马，财帛都予公家，自己绝无私藏。又严整有法度，内外奉禁，家人与臣下，都不敢挥霍侈靡。宁州曾有人献虎魄枕，光色亮丽，价值超过百两黄金。此时正要北伐，虎魄可以治疗兵器致伤的金创，刘裕得到此枕很高兴，命人将它打碎了分赐诸将，以备上战场之用。建宋称帝后，皇宫之床要用曲脚，用金涂钉，他不许，结果使用直脚床，钉用铁，节省材料和工时。广州曾献筒细布，一端长达八丈，他认为此布精丽，而制作时极费劳力，将布退回，批评广州太守，并规定岭南禁止生产这种布。他素患热病，又患金创，晚年尤甚，坐卧常须冷的床椅。后有人献石床，睡在上面极感舒服，可是他又感叹说：“木床已很费钱，更何况石头做的呀！”弃之不用。几个公主出嫁，规定嫁妆不超过二十万钱，不给金银珠宝和锦绣衣物。平时出宫散步，仅着木底鞋，相随者不过十余人，不讲排场，轻步简从。
最妙的是他富贵而不忘本，做了皇帝，还将自己当年为人做佣工时使用过的耕种工具如锄头、铁锹之类珍藏着，建了一个纪念馆，以教育后代。不想他死后，他的儿子刘义隆即宋文帝驾临旧宫，见到这些农具，他看不懂这些是什么东西，并感到十分奇怪：父皇宫中的这些玩意儿算是什么名堂？陪侍者告诉他原委，文帝竟为父皇的贫贱出身大感羞愧。近侍见他神色尴尬，对他说：“大舜当年曾在历山亲自种地，大禹治水时也亲自作土工木工，皇上不见这些遗物，怎么了解稼穑之艰难，怎么知道先帝的高尚品德啊！”刘裕的孙子刘骏即孝武帝看到壁上挂着刘裕当年做佣工时用的灯笼、麻绳，侍臣袁顗（yĭ）在旁盛赞先帝勤俭朴素的美德，小皇帝闻而不答，自言自语地说：“他一个庄稼汉，混到这个地步，已经算很过分了。”
像刘裕这样节俭、不忘本色的皇帝，真是千古一人而已。他的这种作为，连自己的儿孙都不理解，更得不到尊重，可见做一个节俭的皇帝之难能可贵和可敬。
像刘裕一样，崇尚节俭的流民皇帝还有郭威、杨行密、李昪和刘旻等人。
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立即向群臣宣布：“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资治通鉴》卷二九○）不仅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宝美食，更且“内出珍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庭。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第二》）临终前又数次对义子、晋王柴荣说：“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林役力人匠，并须和僱，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juān，凿，刻）字云：‘大周天子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诲此言，阴灵不相助。”如此谆谆嘱咐，爱惜民力如此，与石勒、刘裕的想法、做法相同。
吴国君主杨行密割据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南唐国君李昪，《资治通鉴》说他：“性节俭，常蹑蒲屦，盥（洗手）頮（huì，洗脸）用铁盎（腹大口小的盛器），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又“勤于听政，以夜继昼”，因而“不复宴乐”。（卷二八二）称帝后不建宫殿，仅将原来官邸略事修缮，所用灯台竟还是杨行密吴国时马厩照明的旧物。
北汉国君刘旻即位伊始即向近臣宣布：“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九○）也是够节俭的。
节俭却又荒淫绝伦的后梁太祖朱温
与以上诸君不同，后梁太祖朱温，一方面“在藩及践祚，励精求理，深戒益乐，未尝命堂上歌舞”。《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五》）显得相当节俭。另一方面则荒淫绝伦，为史家所诟病。《资治通鉴》卷二六八记载：“初，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帝敬惮之。后殂（cú，死亡），帝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徵其妇人入侍，帝往往乱之。”竟奸淫自己的众多儿媳。对儿子都如此，对大臣之妻当然也不放过，其中包括他的谋士敬翔之妻刘氏。更荒谬的是，朱温诸子竟然利用妻子在朱温处争宠，从而争夺储位，最后其子朱友珪通过朝夕侍侯帝侧的妻子张氏传来的情报，发动政变，杀了朱温，并当面斥骂：“老贼万段！”要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兼“情敌”碎尸“万段”，可谓旷古奇闻。《五代会要》批评朱温“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yōu，这里是**的意思），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不过，死因起于被他玩弄过的儿媳及其儿子手中，也可谓是报应，更可说是“死得其所”了。
与朱温相似的是前蜀王建，他“晚岁多內宠，贤妃徐氏与妹淑妃，皆以色进，专房用事，交接宦者唐文扆（yĭ）等，干与外政。”（《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传》）
行事奢华的吴越国王钱鏐及其子孙
吴越国君主钱鏐，“好玉带、名马。”（《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钱鏐传》）他行事奢华：
鏐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其父宽每闻鏐至，走窜避之，鏐即徒步访宽，请言其故。宽曰：“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鏐泣谢之。
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pĭ，治理）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旧五代史·钱鏐传》）
可是在他儿子原元瓘（guàn）执政时，于天福六年（941）“杭州大火，烧其宫室殆尽”。元瓘受此惊吓，病狂而死。
杭州的西湖佳景原有著名的雷峰塔，即是钱家皇朝奢靡作风的产物。这座宝塔于1924年九月25日塌陷，鲁迅当时曾撰名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予以评论。2001年3月，文物部门于重建此塔之前在它的遗址打开了雷峰塔的地宫，发掘出不少珍贵文物。雷峰塔是是钱鏐的孙子钱俶，即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所造。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当时尚未被宋统一的吴越国国王钱俶因王妃黄氏得子而建雷峰塔，初名西关砖塔，因建于西关雷峰之上，故名雷峰塔，又称黄妃塔。钱俶因生子而建塔，继承了乃祖的奢靡之风，但客观上这也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建设，后来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弹词都有《白蛇传》描写白素贞被法海镇于塔底的故事，流传很广。此塔成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当杭州市准备重建这个家喻户晓的著名宝塔并在整理遗址的现场并发掘宝塔的地宫时，在2001年之春的中国引发了一股“雷峰塔热”。当年，“当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的古老的雷峰塔因多年失修而倒掉时，鲁迅先生特地撰文欢呼“活该”。时代不同了，现在要恢复“雷峰夕照”，重建此塔，以适应21世纪旅游事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无异是盛世美事。
钱鏐的后裔，在当世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其中有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著名外交家**。钱氏家族在当代有多对杰出的父子档：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
至于并吞吴越国的宋太祖赵匡胤不仅自己讲究生活享受，强横地欺占亡国之君李煜的美貌皇后，他又纵容、鼓励高级将领追求绞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因为这是他用高官厚禄“赎买”他们手中兵权的“砝码”。
纵观流民皇帝在生活作风方面的表现，除匪性不改的朱温，和王建、钱鏐、赵匡胤等少数人外，多数未忘自己早年的贫苦艰难，能有意坚持和倡导节俭朴素的美德。历史上的众多皇帝，多奢侈甚至荒淫，只有极少数皇帝崇尚节俭朴素，难能可贵，因而他门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从刘裕被其子孙反感和讥讽来看，即使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统治阶级奢靡成风的封建社会中坚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不容易的，是“反潮流”的一种难能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