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闽来，遗余尝野果数枚，粒如花生，皮黄，无核。味甚苦，然过后满口清香，即饮淡水也甘冽异常。谓在乡俗称“黄皮果”。近日，吾偶记零星往事数则，欲集一束，苦无佳题。忽思及是果，虽非妥帖十分，倒也有缘。于是以之命题，附识。
第四种人
红卫兵刚红起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开始我还以为中学生天然都是红卫兵。不就上街扫“四旧”吗？先是改店名，后来把“旧书店”、“旧货店”的“旧”字改掉，再后来把“商店”也革命了，统统改成“服务社”。这事很容易，也很好玩。
一天，大概在1966年8月下旬吧，一个同学到家来通知我，说第二天一定要到班里去。那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学校里可去可不去，但我却天天去，碰不见同学，看看大字报就回来，革命嘛，要靠自觉。而今郑重其事地召集，一定有什么事，我就好奇地问了一声。那个同学是我唯一的小学到中学的同窗——八年了，别提它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你去了就知道了，一定要到的，说完就走了。我也没有怀疑，那时我实足还不满十六岁。
第二天，我刚踏进教室，就吓了一大跳。平时熟识的同学，一夜之间全变了样。人分成了三撮。一撮都穿上了真真假假、深深浅浅的黄军装，扎着宽宽窄窄，牛皮、猪皮或帆布的腰带，有戴军帽的，有不戴军帽的，都戴着红袖章，严肃得像宣传画上画着似的。另一撮没戴袖章，很少有人穿军装，坐在中间，脸上带着说不出是什么的表情。还有一撮坐在右边，都是灰不溜秋的丧气脸。我脚跟未稳，就有人厉声叫我“狗崽子”，叫我滚到那晦气的一撮里去。我花了好大工夫，才弄明白后来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实。我立刻大声强辩，我不能算是狗崽子。我父亲虽然有“政历问题”，但我妈妈一解放就是青年团员，1955年就跟我父亲离婚了。我一生下来就 姓妈妈的姓，这表明从根上与父亲划清了界限，成份当然应该跟妈妈的。我这一嚷，把教室里庄严的气氛给破坏了。神气的那一撮都围了上来，有的把腰带也解了下来，在手上晃悠着。我虽然已耳闻北京来的红卫兵用皮带头抽人，但到底没有感性认识，所以不怎么怕。况且我本能地感到，这一承认就不得了，也许要像变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一样去扫厕所，臭还其次，这脸怎见人？我只好豁出去了。
我一个人跟十几张嘴辩论了好一会儿。红卫兵里几个小头儿悄悄嘀咕了几句，就叫我单独坐一边去，暂缓处理。他们开始审问右边的那一撮，问他们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这些同学都“黑”得比我明白，便一个个低着头老老实实承认了。我发现红卫兵里为首的竟是我的同桌，不胜惊讶。他是干部予弟，但天生口齿不清，过去特别怕说话。尤其是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高高的个子像柳树一样东摇西摆，又像脆麻花似的扭来扭去。脸涨成猪肝色，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模样实在可怜。但那天他真像变了个人，虽然口齿还是不清，话却非常流利，训人时还带着点得意的笑，比我以后见到的各种各样训人的人都富有幽默感。那时，我觉得革命真了不起，一夜之间叫人脱胎换骨。
训完了晦气的一撮，红卫兵又对处在中间地带的那一撮发表演说，指出他们虽然都已加入了红旗兵，但还要抓紧改造世界观，向红五类靠拢；因为职员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同盟军，不过弄不好也会“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那一撮人最多，我的那位八年同窗也在其中。他父亲是一家商店的经理，初划成份时被当作了职员。后来他辩清楚经理也算革命干部，就很快升了一级。
两种人处理完毕，红卫兵集中力量来对付我这“第四种人”。他们还是要我承认是狗崽子，说跟谁姓与跟谁的成份是两码事。红旗兵也帮着红卫兵来跟我辩论。当时我眼前晃来晃去只是一张张陌生的熟脸，脑子里只想着坚持到底，不然就完了。事后，我回忆起来，红旗兵要比红卫兵还嚷得凶；过去跟我关系密切的、希望我帮助他们温课的，比跟我关系一般的嚷得凶；这叫我好久想不开。
因为我的问题有关政策，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故而后来惊动了校红卫兵大队部。来了一名勤务组成员，是高一的学生。他比我们初二的更要讲道理些。他也劝我承认，说承认就表示愿意接受改造，而世界观是人人要改造，狗崽子的改造任务更重，需要有人监督，所以要越早承认越好，承认狗崽子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怕改造，还是坚决不承认，并且提出要到市红卫兵总部去问政策。他同意我去问，在问明白之前，暂且不把我划在狗崽子里面，当然也不能算红旗兵，我还是我——第四种人。
那天，红卫兵宣布，每周要返校一次，狗崽子汇报改造情况，跟老狗们一样待遇。
回到家，我就吵着要去北京串连，再不愿返校去。阿娘（其实是外婆）吓得哭了起来，叫我无论如何不能跟红卫兵违拗。惹得他们动了怒，上门来抄家，大人都要被剃阴阳头的。妈妈没有那么慌乱，但还是把一部《金陵春梦》烧了。她在旧书店当店员，《金陵春梦》那时是内部书。她买了一部，极珍贵，锁在箱子里，从不让我看一眼。这回她怕万一“兵”爷们上门，有理说不清，就忍痛割爱了。
我硬着头皮返校去。每次红卫兵都想把我划进狗属里，我都说要去市总部。拖不过，只好斗胆去闯一闯。
“上红总部”在人民大道那时新落成的五层楼里，据说本来造好是作市政府的，这增加了总部在我心目中的威严。进门时，我的心落到肚脐眼那里，担心出来时发肤能否完好。接待我的是个女的，看年纪像高中生，白衬衫，蓝裤子，红袖章，没有“兵”相。我们就坐在大门台阶上说话。她耐心地听我叙述，脸色一点也不狠。听完后她又问了几个问题，嗓音很甜润。最后，她对我说：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你可以算你妈妈成份，但你还要注意改造世界观，跟反动老子彻底划清界限。
我高兴得像逃也似地赶快离开，也没问她的名字。
我到学校一说，红卫兵们并不怎么相信，也不说不相信。他们让我跟倒霉的一撮处一起，但汇报思想与接受训斥就恩赦了，我还是第四种人。也不再争。我知道，官越小越难侍候。
隔不多久，“上红总部”被砸了，说是老保组织。我又惶惶不安，跑到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委接待站去。这回我胆大了些，临走还问了接待人员的名字。那是个男的，四五十岁，干部模样。他说得更有水平。说城市划成份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参照毛主席《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中的第几条与第几条，你可以跟妈妈的成份。
我又回校去汇报，但红卫兵对这问题已不大感兴趣了，照旧把我当第四种人。
后来市委接待站又砸了。幸好红卫兵都纷纷外出串连，不再有人关心狗崽子们的思想改造。我终于敢不去学校了，大人们看看没事，也不再催促我去。
我就躲在家里抄背《毛主席诗词》，自学高中的数理化。虽然自学的数理化今天大部分遗忘，但我一点可怜的古文和书法基础还亏那时给打下了。
过了一阵，听说学校最早的正统红卫兵变成了老保，原来总部的一、二号勤务员——两个学生党员，由革人的命转化为被人革命。各种牌号的造反红卫兵蜂起，三五个人占一间教室就是一个兵团。我又不安份了，缩头缩脑地到学校去看看形势。然而任何组织都对外宣称，在成份上把关极严，因为这是最容易遭到别的组织攻击乃至砸烂的软档。而我呢，又一心想找个新的正统的红卫兵．一旦跨进那门槛，即可过硬地证明我的清白。这些野鸡红卫兵，他们把我拒之门外，我还瞧不上他们呢。
我带着小学毕业的弟弟到马路上去找。那时，马路上“市级”的某某兵团成立、某某总部招兵的通告还真不少。我们按地址找去，不是已经搬走，就是还没搬来。好不容易在长乐路一幢小洋房里找到一个司令部，出来接待的人跟我差不多岁数，两眼瞪着，好像我们是什么怪物。“你们要参加？为什么？哪里来的？”
我对这样的市级红卫兵已有点失望，就问。“你们是什么观点？”
“呣？”他愣了一下，“观点？观点我们都印在传单上了。”
“传单呢？”
“传单已经发完了。”
我和弟弟退了出来。一路上，我们笑个不停。观点都印在传单上了，传单都发完了，观点也完了，哈哈哈。其实观点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这道理好久以后我才懂。
马路上的红卫兵靠不住，但红卫兵还得找。后来我遇到班里一个曾经倒霉的同学，得知几个“狗”过的兄弟自己扯旗造反了，居然还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家药房楼上“造”到一间司令部，也有大红图章和油印机。他们问我入不入伙。我知道这红卫兵野鸡得很，但还是参加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能让你革就别温良恭俭让。承他们看得起我这原语文课代表的文笔，叫我为他们办的油印小报写发刊词。而我已经对三十七首宝诗倒背如流，开头、中间、结尾都能嵌进几句，更叫他们刮目相看。我们办了好多种油印小报，什么《红烂漫》、《呼声急》、《过河卒》，都是出了一期没二期的，所以我一直有发刊词写。
我套上了红袖章，尽管知道它野鸡，但有了心里就是不一样。再也不肯呆在家里看书习字，天天往外跑。野鸡袖章是自己印的字，没多久黄漆便剥落了，司令部又给换了个簇新的，到底是自己的组织。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当过班里第一任红卫兵小队长的旧时同桌，见他没戴袖章，就上去和他打招呼。我问他现在是什么组织，他则笑着含糊不清地说：“你的袖章倒蛮新的。”我辨出这话味儿不对，于是留神周围，许多人，尤其是老牌的红五类，都已经不戴袖章了。
后来，我也不戴了。
我们印的小报大部分掮到学校里去散发，有些发不掉的就在司令部窗口往南京路上撒。立刻有人哄上来抢。有人没抢到，还从成都路的弄堂里绕到后门，由一道又狭又黑的小楼梯登上二楼，敲门来讨，讨不到还赖着不走。
那时我们多傻啊！但想想，又不尽然。
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出了全国几十亿张大字报，其中也有我的一张大字报。
平心而论，这位老师对我不是最坏的，或者可以说对我还不错。我很小就知道自已有个毛病，不大能讨老师的喜欢。我很苦恼。要是我真是个捣蛋坯就好了：逃学，不交作业，测验考试开红灯，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乃至怪叫、捉弄老师——要是我真有些劣迹，我还有办法，还能改邪归正。浪子回头任何时候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那时叫“鸡毛飞上天”。但我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个标标准准的好学生。虽然体育课有时要不及格，但这是我天生胆怯怕运动，而我的学习态度仍然是极认真的。除此以外，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徘徊于冠亚军之间。上课我是再规矩也没有了。刚进学校上课要两手背在身后，我哪怕身上痒痒也不敢用手去搔。但有的老师就是不喜欢我，有的甚至对我恶狠狠的，我实在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恐怕到死也明自不了。然而尽管有的老师对我要比她坏得多，我却的的确确曾经最恨她。
她从四年级教到我们六年级。一开始她还喜欢我，常常讲评我的作文，眉飞色舞。她还叫我和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星期天上她家去，帮她批改作业，顺便辅导她儿子做做功课。到六年级上半学期，我失宠了。我那方面的感觉一直不灵敏，到现在还如此。等我感觉到这点，回家哭诉，事态已相当严重了。大人们愁眉不展。他们实在也没什么可以怪我或教我，他们知道我不开窍。但毕业班是关键时刻，不可等闲视之，他们比我更着急。
这年寒假，由阿娘决策，妈妈筹办，让我过春节去给老师送个礼。
从今天眼光看，这算什么礼？一只用五颜六色空心玻璃丝编成的花篮，瓷杯那么大小。但当时空心玻璃丝刚上市，它可算是时髦的工艺品。妈妈花了五六个晚上，编得特别精致。“还拿得出手。”阿娘说。
我可拿不出手。那天我穿一件绿呢大衣，是妈妈的旧大衣改的。一出门，我立刻把花篮揣在大衣里，外面用手捂着，那条胳膊便像摔坏一样的僵硬。胸前鼓起了一块，对面走来的人目光似乎都盯在那一块上。我背上发冷，好像前后对穿了个洞。我怕遇见同学及同学的家长，本来应该向西，我却向东。一直走到外滩，再折向北。绕了很大一个圈子，兜出了同学居住的集中地区，然后沿着苏州河边那条行人稀少我也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向西。即使到了这条路上，我还不敢把花篮拿出来。这花篮又像是活的，总是从胸口往下滑。走进她家的灶披间，我把花篮取出，两爿肩胛到胳膊到肋骨的肌肉始得放松。平时到她家走半个小时，那天至少走了一个钟点。肌肉放松，心却揪得更紧了。要是在她家里碰见一个来拜年的同学，我就身败名裂了。没有见到同学，但我还提着一口气。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我，哪怕异样的一瞥，我都受不了。她接过花篮往五斗橱上一放，说：“谢谢你姆妈！”显得很高兴。我这才能笑了，结束了我那苦难的历程。
六年级下半学期我又得宠了，似乎比以前更受宠。她讲评我的作文，简直认为是天才，充满着自豪感。在今天我当能更理解老师的心情，但那时我只想到是拍马屁的成功。她越喜欢我，我就越恨她。我觉得那只玻璃丝花篮是座分水岭，这以前的我是天真无瑕的，这以后的我开始堕落了。墨迹玷污了白布，是她逼我的。以后我每做一件问心有愧的事，都把它装在那只花篮里。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我在家赋闲。一个小学的同学，又是隔开十几家门面的邻居，因为父亲也有些说不清楚的问题，跟我一样归隐故里。两个隐士偶尔碰见，同病相怜，倍感亲热，就三天两头在一起玩。有一天，说到了那位老师，他竟跟我一样的恨她。两恨并一恨，越说越恨，最后议决要联名写她一张大字报。我们恨她的理由都是很摆得上桌面的，大概也有十大罪状。我记得他说她夏天穿半透明的的确凉衬衫，看得出里面的胸罩；我说她上课总是讲“人之初，性本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宣扬封资修。我没有对他说那只花篮，他大概也没对我说恨她的真正原因。
晚上，我们把大字报送到小学里去。校门关着，我们早估计到了，把大字报从门底下塞了进去。塞进去后又不甘心，再按电铃。过一会儿门开了。来开门的老师姓王，个子很矮，络腮胡子。他是我们上四年级对到学校来的，一来老师就关照我们跟他接触要注意。后来传说是解出去后又回来的，故而许多同学当面敢叫他“矮王”。我从来没这样当面叫他，但也不怕他。他上海没家，就住在学校里。见到是他，我们就更加有胆了。“干什么？”“我们来送大字报，要给我们贴出来，保留一星期，否则……”“我们不管的！”他粗声大气地说，“要贴白天自己来贴！”我们没想到他竟敢这么嚣张，一时倒被镇住了，他就“砰”地把门关上了。我们气愤了一阵，又把捡起来的大字报再从门底下塞了进去。
大字报上写了许多如不张贴，一切后果云云的威胁的话，但我与他谁也没到小学里去检查监督执行情况。
事隔六七年后，我已到广阔天地去作为了一番再“吊”回上海，我妹妹（小学划区招生，所以兄弟姐妹多是校友）传话，说那位老师叫我去玩。并说她知道另一位同学是专出鬼点子的坏料，而我是受蒙蔽的，我这才晓得那张大字报到底还是贴出来的。
我没去看她。我感到有点对不起她，但又不想去看她，见了面没更多的话好说。
这就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唯一一张主动贴老师的大字报，叫人有点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