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信任，把这样的痛苦告诉了我。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你，不使你失望。”
“嗯。”她端起茶杯来喝水，两行热泪从她的眼睛里溢了出来，沿着苍白的面颊潸潸而下。
刚才那个男医生说得不错，我的恋爱是不幸的，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的。但我不是为失恋来自杀的，我不是为他来死的，不是的！从今天早晨，我下火车，到现在，我还没死，就因为不想死得不明不白，让别人以为我真的是为他来死的。不！那样我死得太冤枉了，太对不起自己了……我一直沿着西湖走，这么大一片，这么漂亮的水，我生出来还没看见过。淡绿色的，像一块大纱巾裹着我，死在这样的水里是值得的。但是，为他死不值得。我已经对他太屈服了，他从我身上拿去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不能把生命再给他。这生命我也不想要了，但给他我不情愿。我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想，要写一份遗书，把我为什么要死的道理说清楚，但是我说不清楚。想不到死也这么烦难。人们常常说死一了百了，那是自己没有走到这一步。死——自杀，是自己给自己画上最后一笔。我记得以前上语文课，老师讲成语故事，画龙点睛，画家把眼珠子一点，墙壁上的龙就飞走了。自杀是自己给自己“画龙点睛”。你是平平常常地躺在床上老死，生病死，或者打仗被炮弹炸死，哪怕你一生都没有眼珠子，别人也不会觉得怎么，照样到追悼会上来对你歌功颂德。自杀的人听说在过去是不能开追悼会的，但别人比开追悼会对你更关心。正常死的，追悼会一开人们就把他忘了。自杀死的，多少年以后还挂在人们的嘴上。我大伯的弄堂口有幢私房，他们有一间屋空着，十八平方米，就是租不出去。他们那里地段还好，比郊区要好多了。郊区农民的私房，一元钱一个平方米，抢着有人租，他们十八平方米只要十元，讨价还价八元也肯，就是没人租，就因为据说以前这屋里吊死过一个女的。在我还没生出来以前她就吊死了，到今天人们还记得，还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弄堂里六七岁的小孩都知道。有来租房子的，那些小孩就叫：“吊死鬼!吊死鬼!”房主人也没有办法。通常，一个人对生对死都是毫无办法的，自杀的人一定要对死自作主张，别人就妒忌你，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在湖边走的时候，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别人就是妒忌你，所以几十年也不肯把你放过。哪怕叹息、同情，其实也是妒忌。自杀的人其实不要同情，同情还有什么意思，同情可以帮他到阴间去打官司？所以你一定要把这眼珠子点好。点正了，尚且有人要说你是歪的，你自己点歪了，别人更不知道要说到哪里去了。而且这还不是为了我自己，还有活着的人。人死了，那笔感情的账不能稀里糊涂。我不能叫谁为我的死背黑锅。我死，是我自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活够了，觉得再活下去没意思，活着不见得比死更好些。不是谁逼我的，谁也没有逼我，包括他。我也不能说是他逼死我的。我不是为他死的，也不是他逼我死的。我是自己知道人生的路走到这里是尽头了，我不想再走下去了。我太累了，不愿再吃这个苦。这么辛苦活下去为谁呢？不是为我自己。我是想明白了。但是世上的人，我看没人能想明白的，想明白的差不多都像我一样去死了。我要是把我对你说的写在遗书上，没人会相信的。他们还是以为我是为他去死的，还是有人要为我的死背黑锅。我怕，我简直想不出办法让别人相信我。
（我觉得你说的“有人”，是有所指的，你能告诉我吗？）
是的，我最怕我的父母为我的死受打击。说穿了，是不是为他死，我也不太计较，这么多东西让他拿去了，剩个最后的虚名让他拿去我也无所谓。他背着这个虚名也不见得轻松好玩，他也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为他死，就变成是我父母逼的，这我不能一撒手死人不管。你相信我吗？我一点也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明不白，不干不净。我愿意把心里的真话都说出来，但我肯定别人不会相信。人已经习惯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你要别人知道你心里真正想的一套，就得在嘴上另编一套别的，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编一套，才能叫别人猜到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这一套。想死其实说不出什么道理，是种本能的感觉。从今天早晨起，不，从昨天深夜我乘上火车起，我就听到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的日子到了！”“你的日子到了！”那时，我还一点没想到要死，我还一本正经地想要活下去，我就预感到一定会出什么事。我怎么能把这些写到遗书上去呢？别人一定以为我是疯了——“可怜！”我最怕别人说我可怜。我一点不可怜。以前活着倒有点可怜。现在能安安宁宁地死，实在是轻松、快活，不是可怜。这些谁相信呢？如果你现在不是在听我说话，是在一具女尸的上衣口袋的一只塑料袋里发现的遗书上读到这些话，你能相信吗？
（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人要理解别人，要被别人理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哪怕最单纯的人，也要比任何一本小说中描写的最复杂的人复杂得多。但是，往往我们喜欢对别人作出评判，因为生活要求一个成熟的人能够对周围世界作出独立的评判，所以我们习惯把能评判别人看作自己成熟的标志，看作自己有能力、地位优越的标志。这样在无意中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很不谨慎，喜欢对自己还不了解的人与事轻率地发表看法。这个坏习惯，几乎每个人都有，因此平时谁也不能察觉。只有自己受到了舆论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机会比一般人更详细更深入地了解到别人的内心世界，你才知道要客观地评判一个人是多么困难。要评判首先要理解，而一个人不要说理解别人，就是对自己往往也理解不透。你今天在湖边徘徊，反来覆去就在想怎么理解自己，你说对不对？你又是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我走啊走，走到那个路口，看见你们的牌子，一男一女别着大学校徽在招揽生意，我心里就反感。又是骗人!什么每次咨询费十元，先谈后付，要你满意了自愿付，都是生意经。世界上就是骗人的话太多了，所以我要说几句真话别人就不相信。我想，我再让你们骗一次吧，看你们能从我身上骗到十元钱!反正我口袋里差不多没钱了——真的，我口袋里没钱，连咖啡、茶钱也付不出，我们还要谈下去吗？
（不要紧的。如果谈完话你还是要去死，那说明你没有满意，就不存在付钱不付钱的事。如果你放弃了自杀的打算，相信你会把钱给我们寄来的。）
不，只要你听完我的话，能告诉我怎么写遗书，即使我死了，我也满意了——你们没有骗人!我要在遗书上写明，叫家里寄十元钱给你们。死是劝不过来的。你们把标准定得太高了。我本来就不是走投无路，或者一时冲动，我是自愿选择的。这是一种感觉，没有道理，所以道理是劝不醒的。
（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对你说的“他”兴趣越来越浓了，我迫切想知道“他”的情况。听了你的话，我真不敢对“他”贸然谈什么印象。“他”不像是个负心的人，又不像是个死缠住你的小人。你对“他”有怨恨，但也像有依恋。说不准你到底是爱“他”还是不爱“他”，也许你自己也说不准吧？）
是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糊涂，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是要说他的。以前我一直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他，他到底值不值得我爱，可一直弄不清楚。现在我不在乎这些了，对他倒好像看清楚了。我也说不出，一句两句，给他定个性，但我感觉到心里是清楚了。
说起来，我和他的事，还是我们单位领导挑的。
前年的11月3日——我一直记着这个日子，什么道理我以后说——我们队的支部书记老许派人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怎么，派你去看看你的‘狠劲’师傅，高兴不高兴？”我听了他这句就想笑。我进去的时候，老许站在办公桌后面，明显在等我；见我一进去，他就两手不停地把办公桌上的书呀、本子呀搬来搬来，眼睛盯住自己的手，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看我，好像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根本不是这回事，也许他要哭出来。虽然他声音没什么异样，但我总觉得他带着哭腔。
老许这个人，自尊心强得比个小姑娘还厉害。我们队里一直流传着这么个笑话，说老许曾经一本正经去找一个小青年谈话，问他是不是对错误有所认识了。那小青年被问得莫名其妙。结果还是老许点明了，说那小青年骂他“阿糊”。“阿糊”当然是骂人的话，但在我们队里那些小青年口中，还是比较文明的标点符号，所以那小青年根本记不得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说漏了嘴，他就这样向老许解释了。老许听了连连摇头：“你们这班小青年，就是该懂的不懂，不该懂的都懂，乱说乱话。你知道‘阿糊’是什么意思么？‘阿糊’是从我们崇明话‘糊虫’里变过来的，‘糊虫’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可以乱说的么？你骂我个人不要紧，你对别的领导也可以这么冲口而出么？辱骂领导在以前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是要行政处分的，严重的要送劳动教养，现在都被‘四人帮’搞乱了!我想来想去，应该向你指出，否则你犯了错误还稀里糊涂……”这个笑话有点添油加酱，不过多少有点事实根据。后来有些促狭鬼就在背后叫老许”阿糊专家”。其实老许待人还是很厚道的，在队里人缘也不错，就是太注意维护自己的威信。
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噜苏了？
（不，你说得很好，就要这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在这儿谈话没什么噜苏不噜苏，没有中心，没有题目，每一句话都有意义，没有废话。你在说别人就是在说自己，因为人就在各种反应中显示自己的性格。听了你刚才那些话，我的印象是，你的性格原来是很开朗的。如果你真的自杀的话，与你接触过的人一定会很震惊，你说对不对？不过我的判断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你自己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请你继续往下说一吧。）
我当时看老许这副样子，就知道他的事也许有转机机了。他在队里的绰号叫“狠劲”，他的名字我不想说，说了也没意思，反正跟“狠劲”声音也差不多，大家也叫顺口了。就是以后跟他好了，我也这样叫，发觉对他换不出一个更好的称呼。他生来就应该叫“狠劲”。在这以前，队里已经决定开除他了。他在支部办公室里大闹了一场，看来居然发生了点作用。
要说那天的闹，实在是滑稽，我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要笑。那天我正坐在团支部办公室里刻蜡纸——你们医生说我字不好，在队里我的字算漂亮的，我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上午十点光景，外面走廊上劈劈啪啪响起一片脚步声，像着了火一样，都朝东头支部办公室跑去。我也跟出去看。支部办公室的门口、窗口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连托儿所里正在开饭的阿姨，三个里面也跑出来了两个。“啥事情？”“狠劲大闹办公室，里面打得一塌糊涂了。”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拚命朝人堆里挤。照理说，他这个师傅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怕他真的闹出点事情来，铐进去。我好不容易挤到前排。办公室里不像后面人说的那么可怕，倒是有趣得很。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两个人，一个他，一个老许。他们面对面僵持着，相隔一公尺，但他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缩折伞——外面在下雨——像端着一枝枪，伞尖离开老许的喉咙不到一虎口。老许两手反撑在身后的办公桌上，显得格外地瘦，袖管和裤管都在嗦嗦抖、零碎动，像一片被风吹得要折断的破帆。老许脚边有一滩水，还有几块白森森的碎瓷片，我看见一块瓷片上有半只仙鹤的头，知道大事不好。这杯子是老许当年第一次评上市先进工作者去庐山修养，拐到景德镇去买的。他对多少人吹过，真正景德镇薄胎瓷，半透明，能看见杯里水的深浅，也经得起磕碰。想不到用了二十几年，被他一下打破了。
“你说一句，你决定了吗？”他指着老许说，“你说一声，我不会缠你，立刻就跑。不跑是你养的，不跑就从这里窗口跳下去!”
“这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老许的两片嘴唇变成了香烟灰色，“这是支部讨论决定的，公司党委也讨论的。”
“不要耍花枪，我就铆牢你！你是支部书记，平时你一面孔第一把手，凡事你说了算，你代表党，现在有了事情你想推掉？公司也是听你汇报，你谎报军情。”
“你这样的态度，我就不和你说！”
“我不要你说!”他突然将空着的手往前一伸。老许一慌，差点撞到他的“枪”口上。他把办公桌上那张文件一把抓到手里，几下撕得粉碎，往地下一摔。
“你不要发昏，你……你要考虑后果!”
“你也要考虑考虑后果。我没什么后果，一个光棍，一间草棚，到顶了。你呢，上有老下有小，你的家我认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过太平日子的。我自有办法对付你。我以前把你当个人看，尊重你，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我们可以试试看，日子长着呢，过了今天有明天，看看谁会后悔！……”
这时，我看见保卫组长老牛、支部副书记老杨等几个干部从人堆里往外挤，我就连忙跟了出去。跑到保卫组办公室，他们“造反了”“造反了”乱骂了一顿。接着，老牛提出要给派出所打电话，老杨反对，于是，七八个队里的实权派分成了两堆，为了要不要叫警察争得面红耳赤。我开始很紧张，替他担心，后来我听出点名堂来了。主张叫警察的，都是平时和老许不太密切的，想把事态扩大，看白戏。反对叫警察的，倒是真心实意为老许着想。但是假心假意倒显得理直气壮，真心实意地反而含糊其词。我知道狠劲是不会有危险了，不过我高兴不起来。我倒好像希望把他捉进去，我觉得老许输得太冤枉了。
后来，队长小董从工地上赶回来，把这场风波平患了下去。小董威信很高，狠劲对他要买三分账。
这天，我从支部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又碰到小董。小董关照我要多听听他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想法，“叫你去，我和老许是反复研究过的。关键时刻，你要好好拉他一把。”
（你刚才好像说，他这个师傅跟你关系不大？）
是的。本来领导上是安排我们组长祁师傅当我师傅的。他是副组长，后来他自告奋勇要当我的师傅，又到处对别人说，所以就变成既成事实了。我跟他时间不长，只有半年，我就调到队部当会计了。后来他手指出了工伤，不当组长了，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直发展到长期旷工。在队部和分散在下面各工地上的作业组是不大容易见面的。我和他在三四年里难得有几次打照面的机会，见到了也不过点点头。
（那小董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指你们曾经有过恋爱关系，或者他表示过明显的意图？）
不。没有，这以前一点也没有。如果曾经有过，小董倒不会让我去了。队里主要还是考虑到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徒弟，关系总比一般人亲近些，说的话他容易接受。队里对我印象也不错。或许小董知道狠劲曾经帮助过我。我刚分到单位时，有一个月没去上班。我想不通。我在学校里各门功课都很好，副班长、团员，谁料到毕业分配时，我的材料莫名其妙地被住宅修建公司要了去。班主任安慰我，说这种单位只是名气不大好听，其实女的少，特别受照顾。我硬着头皮去报到，哪知三天学习班结束，把我分到—个组里去当泥水匠。一群邋里邋遢的男人像饿狼一样围住我，怪叫，唱走调的《白毛女》，我怎么受得了？我去找老师，几个老师都很同情我，一商量，决定由学校出面证明我有美尼尔氏症，不适宜登高露天作业，要求调换工种。他们叫我不要去上班，由学校和家长双管齐下去找单位交涉。一上班，单位就会把事情拖掉。我回家对阿爸姆妈说了。姆妈是个胆小的家庭妇女，阿爸在家里很凶，到外面却怕说话，但这次有学校撑腰，他们也豁出去了。第二天他们到我单位去，回来就叫我白天不要出去，在家等消息。这样一等等了一个月，没有任何动静。我又不敢问，更不敢催阿爸再去一次，他整天板着脸。后来狠劲来了。他自称组长，老实不客气把我阿爸姆妈训了一顿。他说，我们这种垃圾单位，有多少人要调换好工种？不要说学校出面，就是公司头头、局里头头、市里头头来说情通路子的也多的是。我们领导久经考验，是不会理睬的。就算缠不过答应照顾，也叫组里自己安排。泥水匠不登高的事多得很，都是苦差使。在搅拌机旁边加料，一天八小时啌咚啌咚，把你耳朵也震聋；推小车送料，脚筋跑断；蹲在地上扎钢筋，只只手指裂嘴，腿麻得不能动……结果领导对你的印象也坏了，你就一辈子干这种垃圾，单位里的最垃圾的活，永世不得翻身。
（他倒是挺会造舆论的。）
是呀。他这么一说，阿爸就直对我白眼睛，又低声下气地去向他讨教。他说，很简单，你要不做泥水匠，就要先做好泥水匠。《论十大关系》学过吗？老人家有句话我服帖，你真想要，想得厉害，现在就不能要，这话凶！我摊底牌给你们，队里女泥水匠少得很。以前分配的，多数都抽上去了。真叫女的做泥水匠，老实说两个不顶一个男的。这是给上面摆摆样子的。剩下来现在还做泥水匠的女人，不是太没噱头，就是死不肯做。像她，本来是团员，干部料子，领导上是树个耪样的。我们队里泥水匠最苦，所以干部多数是泥水匠出身，现在培养干部也要叫他先到泥水匠里滚一滚。只要拜我为师，我保证她半年里升上去，跳出苦海。
师傅这顶帽子就是这样被他戴到自己头上去的。
（他几岁？听他的话好像有些文化水平，大概要比你大五六岁吧。）
不，他只比我大两岁，七四届。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写一百个字的东西大约总有六七个别字。
（喔，那一定是你在转述他的话时无意中作了些润色加工，你的文化水平是不错的。）
没有。他很会说，开出口来头头是道。我还不能把他精彩的地方都传达出来呢。
（那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外粗内秀。）
是的，他很聪明。所以我对他怎么会一下子滑到这种地步，真猜不透。那次是我头一回上他家去。真的，我有预感。我知道你们搞科学的人不相信这种东西，不过……
（你不要把我们想得太神秘了。当然，科学与迷信是格格不入的。但预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人人皆有的，我也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好像还非常灵。科学就是要想办法揭开一切现象上遮罩着的神秘的面纱。我刚才已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我看成是你的良知。你和我融洽为一体了，你不再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的声音被你看作是从你的心底里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的谈话将会产生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再唠叨一遍，在这里，你是没有什么话不能说，没有什么想法会受到裁判和谴责的。无所顾忌，把你意识表层和深层都袒露出来吧。）
好的，我试试看。我已经觉得很舒服了，不，比以前舒服些……我知道，谈不上舒服不舒服，没法比较，到社会上没有这种可能。反正……就这一回吧，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我一下子忘记你是另外一个人，我还不太习惯……我往下说吧。
我是有预感的。他的家真难找。那条马路，那条弄堂还容易找，一进弄堂，就像进了迷魂阵。乱七八糟的棚棚，到后来路都只有一个人宽，像手指一样向四五个方向又开。也不光是路难找，比他家难找的棚户区我也到过，黑咕隆冬的楼梯我也爬过，可就是这一次，我感到害怕。我真怕他不在家，没人送我出来。我觉得一个人再没勇气摸第二遍。那天还是好日头，光天化日，但我就是怕。我第一次发觉自己那么孤单，那么软弱，我好像连见到他开口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不是预感吗？以后发生的一切，我在那天都感到了。那时我是绝对不可能想到以后会发生这些事的。那时我也奇怪，怎么一下子
慌得这样，我自己也糊涂了。我没法叫自己的心不荡。我就一边心荡，一边奇怪，一边找他去。
（你还有点兴奋，是不是？）
兴奋？不，没有！怎么会兴奋呢？有点儿紧张，要是紧张算兴奋，那就有一点。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以前我可没把他放在心上……作为师傅，他在我心上有个位置，别的我可做梦也没想到过，真的。
他的屋子真黑。好像比周围邻居的棚棚更低更破。还点着盏蜡烛灯呢，半天我才看清屋里的东西。一只三用沙发，正在扎弹簧，占去了屋里一半地方。两个人背对着我，蹲在他面前，嘴里“哼哧哼哧”的。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好气。又叫了一声，他站起来了：“喔，是你，来，门口坐一会儿，屋里插不进脚。”
他满头满脑都是灰。过去他在队里干活可不是这样。有名的出手漂亮，有风度。他曾经跟人赌冰砖，穿白颜色短袖的确凉粉平顶，衬衫上不沾一滴石灰。看他一副落魄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些难受。
“你怎么来的？代表组织，还是个人自愿？”
“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个人自愿，我热烈欢迎。我请你上馆子。别人看得起我，我就加倍还报。代表组织，那就请你回去，叫老许自己来谈谈清楚。你不要夹中间当传声筒。你传不好话，我发起火来是六亲不认的。”
他要给我个下马威。对我为什么要这一套？他知道我是个小八腊子，也不会有心来害他。我看穿他虚张声势，骨子里慌得很。“那我走了，我是老许派我来做传声筒的。你送送我，这条阎王路我已经找得晕头转向了。”
他果然坐着没动，对我怪模怪样地瞧了半晌，忽然笑了起来：“嘿嘿，你脾气还有点像我呢。”
“猪猡脾气，谁像你倒八辈子的霉!”
他笑得更放肆了。我觉得他很可怜，死要面子活受罪。他把伞尖逼着老许的时候，心里也许比老许更怕，怕真的要打起来，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脑子也许从来也没发过热。我要拉他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