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底，经过一番传奇式的“战斗”，我从崇明的国营农场上调回沪。
我回来了！“阿爷，阿娘——”
我一边用钥匙打开家门，一边高喊。家门钥匙四年来我一直随身带着，今天我才真正拥有了它。为让家里人喜出望外，我克制着一个星期不给家里一封信。到这个时候，我再也克制不住了。我冲进前间，阿爷正坐在窗下的靠背椅上。他闻声站起来，穿着那件棕黄色粗花呢的中式对襟夹袄。这本来是他出客的礼服，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回来似的。三点钟的太阳明晃晃地从南窗里照进来。前间显得很宽敞，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阿娘不在，她没有躺在那张大床上。她瘫痪在床已经有一年多了。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
“阿娘呢？”
阿爷笑着说：“你回来了？上调了？”
“上调了，”我说，“阿娘呢？”
“上调就好了，上调就好了，”阿爷说，“你总算回来了，什么单位？”
我说：“制药厂。阿娘人呢？”
“阿娘过了。”阿爷说，“十天前过的。为了不影响你上调，阿爷作主不叫你回来，也没有把你阿弟叫回来。骨灰盒就在搁板上，你平平气，等歇上支香，拜一拜，也是养育之恩。”
阿爷说得那么和颜悦色，我也难过不起来了。我这人本来就在该哭的时候不会哭。我问：“阿娘生什么病？”阿爷说：“还是中风，脑溢血。在床上昏昏懵懵有十多天。阿娘也念叨你的名字，念叨你阿弟的名字。但阿爷想，叫你们赶回来也徒然，还是你们前途要紧。回来好，阿爷总算看到你回来了。这样阿爷也好放心去了。”我心里有点难过，但还是哭不出来。我真惭愧，就沉下脑袋。
那天，直到半夜里，我躺在四尺半的大床上，反复想像阿娘那十多天在这张床上翻来覆去非常痛苦的样子，才突然来了情绪，一股泪水终于从冥顽的泪囊里奔突而出。我嚎起来。这一嚎，我失去了控制，浑身发抖，头皮像撕裂似地生痛，哭声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出来的声音就像剧烈地哮喘一样。床在我身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母亲拉亮了灯，起床为我绞来了热毛巾。阿爷说：“不要难过。人死不能复生。阿爷阿娘不能跟你们一辈子，总要到来的路上去的，你们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他咳了起来，咳得死去活来，结果不得不用异丙嗪气雾剂。我平静下来，脑壳上一圈发麻，耳腔里像盛着一汪水，横隔膜那儿如同刚解开捆得很紧的绳索。
我总算是对得起阿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