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跪倒在地。
操作方案设计出来了，就要找志愿者来实践。尽管我认为自己的方案是万无一失的，我的气可以给人治病，那么，沿着受试者的大、小周天走一遍，在半小时里从许多重要穴位给对象补进大量的气去，自然应该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我还是先选择亲人作为实验对象，这恐怕跟我在药厂工作过，知道新药试制人员在动物实验后，往往将自身作为第一批接受临床实验者，以测定新药的毒、副作用有关。第一个受试者是我弟弟。一则他小时候跟我一起学过太极拳，后来又学过针灸、中医，在气功方面有些基础，出现一些反应不致大惊小怪。二则因为他现在的头脑基本为西医理论所武装，对气功持一种怀疑与贬低的态度，总认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所以不易接受暗示。在意识拒斥的条件下若还出现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就比较过硬。实验的结果，当时我觉得十分满意，因为从我往他上丹田注气开始，他便前后摇晃起来，摇得厉害的时候，脚站不住，往后退了几步，一会儿又往前走了几步。尽管在授功结束后，他说，也许人闭起眼睛，放松站着，就会这样摇晃，但他也承认摇晃时感到似乎有股外力在推动他。同时他觉得在整个过程中眼前一亮一亮地闪现白光，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肯定不是幻觉（这“幻觉”是指主观想象出来的东西，如你想念恋人，闭起眼睛来，面前会出现恋人生动的笑脸）。这以后，我又给母亲授功，给妻子授功，她们的反应跟弟弟大同小异。若要用气感来证明“功”已经“授”过去了，他们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前后摇晃不是一种典型的自发动作（所谓典型的自发动作，是指在一般情况下，大脑若不明确发出指令，不会发生的具有一定力度的主动性动作，如举臂，踢腿，转腰等；很典型的自发动作，是指受功者在非气功态时做不出来的动作，这将在后面举例）。虽然一般放松站桩不会出现前后摇晃，但前后摇晃毕竟太接近身体失衡时的自我调节。可以设想，因为在授功前我给了受功者一个可能出现自发动的暗示（为了预防受功者在身体出现剧烈动作时惊慌失措，甚至因以前听说过练气功会出偏差，接受负面的心理暗示，造成一种神经官能症，我作这样的提示是必不可少的），对象就将身体失衡的感觉成倍放大了，以致造成摇晃与移步。至于眼前出现光亮（母亲看到的是红光，妻子看到的是白光与黄光），我怀疑是眼球颤动的结果。我自己闭起眼来，眼前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又变成绿的、黄的、白的、紫的、灰的、青的等，我注意到每次光色的变化，都与眼球颤动有关。在授功时，我多次见到受功者眼球在高速颤动，因此，我觉得这种见光的报道价值不高。比他们的气感反应更能说明授功有效性的，倒是他们以后自己眼睛一闭，就能把授功时的动作复制出来，而见光的感觉却不能复制。这说明这光跟我发出的外气有关，或者说我的外气引发了受功者服球的高速颤动。
这以后我又给沈霞与王红舒授功。他俩经我授功，自发动作都有了改变，以后再练功，就承袭了这种新的动作。给王红舒授功时，授者与受者之间的交流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的手指指到哪儿，她就动到哪儿。我的手顺时针划圈，她的身子顺时针动，我改为逆时针划圈，她逆时针动。我作水平方向划圈，她的身子横扭，我改作垂直划圈，她的身子竖转。我在她背后导引，效果与站在她面前时完全一样。后来我试着手不做动作，只在心里想象划圈，她的反应也跟我手做动作时完全一样。授功结束后，她说看见了许多图像。我现在只记得最后是一片晶莹的绿光把她的整个身子罩住，使她产生一种像婴孩睡在摇篮里的舒适感。她的气感反应，使我相信，我设计的操作法，的确能把“功”输入到受功者的身体里去。但是，授功的效果如何，跟受功者的本身素质（气感灵敏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倘若对气感好的人授功效果才好，那么授功就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它的意义便不怎么大了。
第一个让我看到典型的自发动作的普通受功者（即以前从未练过气功）是庄芹。我在她家里给她授功，开始时也只是前后摇晃、移步，当气行至委中穴时，她突然一下子跪倒在地，5分钟后才站了起来。授功结束后，她对我说，当时的感觉是腿里软，站不住，似乎有股力量推着要跪下去。她觉得硬撑一下是可以挺住的，但她想起授功前我关照她不要人为地阻止自发动作，因此没有硬屏，结果一下子跪到在地。在跪下去的同时，她感到一股热流刷地涌到脚底，很舒服。这以前，她的两只脚一直是冰冷的。冬夜睡前浸脚，要不断地往盆里加开水。授功正在冬末春初，一段时间里她坚持自练，脚冷的状况有明显改善。
七想八想等于不想。
自发动作不是意念支配的结果，但可以用意念加以控制，许多受功者都有这种经验。比较典型的是王周生。授功的次日，她自练时，有意控制自发动作，发现能够办到。但思想一开小差（控制动作的意念稍一放松），身体又不由自主地转动起来。其实，许多受功者都曾试图用意念对自发动作加以控制，只是不像王周生那样意识明确。许多人被授功时动作幅度不大，但结束后反映腿部肌肉紧张、酸痛。有的人承认心中害怕，怕跌倒，怕撞痛，怕做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动作来给人看笑话；有的则说自己已完全放松，一点也没有用意识加以抵抗。然而，经解释，举例，打消顾虑，多数回去后自练一两次动作幅度与强度就猛然增大，自我感觉也舒服多了。这说明意识抵抗是普遍存在并能起作用的（对功效来说是种反作用），问题只在自觉与否罢了。
这里又涉及到练功时是否要用意念的问题。前面我已经谈到，我认为是否用意念与出偏差的概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主张在练功中不要用意念去导引。我这样主张是从功效方面来加以考虑。二十多年前初习太极拳时，我也曾试着练过几天站桩功。那时，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不能入静，脑子里充满了杂七杂八的念头，哪怕用数息法，用一念代万念，都无法使它们平静下来，更不说使之消失了。而且，常常站着站着，突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又在开小差了，于是吃了一惊，心尖上颤动了一下，赶紧集中心思去数息或默念“松……松……”我就是因为克服不了这重障碍，怕走火入魔，才放弃练站桩的，后来几个练气功的小伙伴先后患精神病，使我更不敢去尝试。八十年代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大概是在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一书时。在这本书中，那位心理学大师提出，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的现代人，如果每天早晚至少做20分钟的“集中”训练，即在这段时间里不读、不听、不抽烟或不喝饮料，做到个人独处，将对身心大有好处），气功的治病功效，也许与释放潜意识里的能量有关。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就像一只垃圾桶，种种为社会、道德、文化所不允许的思想，统统被塞进这个垃圾桶中（弗洛伊德将之称为“压抑”，“遗忘”）。一旦垃圾在桶内膨胀发酵（形成某种“情结”），或者垃圾桶里容纳不了那么多垃圾，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得神经官能症，形成心理障碍，患精神病等）。心理治疗就是创造条件让垃圾桶里的垃圾得以部分清除（主要用回忆已遗忘的创伤性经验来使情结解体，让潜意识得到宣泄）。意识平时的任务是塞垃圾与看管好垃圾桶盖不让垃圾从桶里跑出来，在清理垃圾桶时，只能请它暂离职守。从气功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理解也许太片面。那里面除了消极的东西外，可能还有松果体这个黑匣子里藏着的特异功能。然而，消极的东西与积极的特异功能一样受到意识的管制，却是无疑的。所以，无论从治病还是从出功能考虑，都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意识走开。因此，不论何门何派气功，都把“静”、“空”、“万念俱息”作为练功的上乘境界与追求目标。“万念俱息”的境界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就提出在练功时“意守”或“以一念代万念”，以求能逐步深入。这种设想本来是不错的，也有许多人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物我双忘”、“浑然无觉”的高深境界。但是，对大多数人无法摆脱缠身俗务的人来说，“意守”或以一念代万念的方法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它又悄悄地把“意识”这个看守人请了回来，让它来监察“我”是否有杂念，有没有在思想开小差。这样，为了全部排除“意念”，却反而强化了“意念”。它的消极后果，比较轻的是使练功者丧失信心，重的还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譬如我当初站桩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在心猿意马时，有种偷窃被逮住时的惊慌与羞愧感，严重时产生怔忡感。倘若硬着头皮练下去，很可能在“千万不要出偏差”的心理重负下真的出了偏差。能不能不走“意守”与“以一念代万念”的路，同样达到心念寂然的境界呢？这就牵涉到对“念”如何理解。气功书中常有“排除杂念”的说法。何为杂念？杂念与正念相对，弄清楚了正念才能弄清杂念的概念。从“意守”与“以一念代万念”的操作来看，正念就是一心只想练功的事，想着下丹田那里有何感觉，想着气在体内如何运行，或者想象着胸口开出一朵莲花等等，总之是一种意识，是积极活跃的思维活动。与之相对，杂念就是与练功无关的思维活动。正念与杂念是按与练功是否有关这一标准来划分的。我的观点，则参照弗洛伊德关于任何心理活动都需要能量这一假说，从思维活动所需能量的多寡，对“念”作另一种划分。我将需要很多能量的围绕着一个目标层层展开的积极活跃的思想活动称之为“思维”，将基本上不需要能量，无目的，无条理，散漫的，随意的，像云影一样掠过心际，不能留下什么可供回忆、追寻的痕迹的思绪，称之为“念头”。这样来看，练功时的杂念绝大多数属于“念头”，它们对潜意识宣泄的妨碍，比身为“思维”的正念，实际要轻得多。思想开小差时出现的众多“念头”，一如梦境，待觉醒以后，往往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或几个梦，却对梦的内容毫无记忆或只记得零碎的片断。弗洛伊德认为做梦正是趁意识放松管制，潜意识纷纷出笼的大好机会。既然这样，用“思维”，哪怕只有一种“思维”，来管制众多的“念头”，不是请黄鼠狼来给鸡看门吗？据此，我提出一句口号，叫做“七想八想等于不想”。这句口号，后来我从古书中找到了佐证。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说：“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所无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善哉，善哉！这句口号，在发明授功前我就提出来了，记得钱谷融先生向我咨询练气功如何排除杂念时就曾对他说过，得到了他的首肯。发明授功以后，我看到气在人体内在需要的指挥下进退得当，游刃有余（这个指挥系统也许正在潜意识里，林中鹏主编的《中华气功学》中将之称为“元神”，定义为“先天的”“和谐的调节功能的总和”。认为与“识神”——“人生下来以后逐渐积累的‘知识’”既矛盾又统一。练功的目标“就是使‘元神’和‘识神’之间达到高度的协调，保证两者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虽然‘元神’的保护，始终是练功家的第一目标，然而，‘识神’干扰的普遍存在却不能不予重视，因而无论何派的练功家，都将降低‘识神’对‘元神’的干扰的程度作为下手功夫”），我又何必再去把“意念”请来，弄把虱子在头上搔搔呢？
“元神”与腰肌。
工艺美术家赵艳林是第一个对我说授功后感到浑身舒服的人。我是在1980年采访她父亲——工艺美术大师“面人赵”赵阔明先生时，与她和她丈夫——象牙微雕大师陈恩华结下友谊的。关于陈恩华，我在下一章中还将提到。1990年初，我上他们家去串门，得知赵艳林因严重的美尼尔氏症刚住过院，仍病休在家，觉得头颅沉重，浑身酸痛，我即为她作了推拿治疗，当时觉得她轻松了许多。隔了一段时间，我又上他们家去，见赵艳林还是在休病假，身体状况无明显好转，就提出给她授功。授功时她的动作主要为高频抖动，结束后，她的第一感觉是吐出了一口长气，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落掉了，本来绷紧的背肌松开了。眼睛发亮，说话的声音也一下子宏亮多了。她的舒服感这么明显，与她原来的起点较低有关。以后，我在患有慢性病的、体质较差的受功者口中，多次听到这种反映。再举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一例是1990年7月15日下午在我的朋友陈思和（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家给其妻子授功。她当时的症状是毫无食欲，只能靠西瓜度日；皮肤火烫，但电风扇一吹到就痛；晚上说话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不是疰夏（她本人是厂保健站的医生）。我给她授功时，她没有出现什么大动作，只觉得站不住，要坐下，脚底痛。授功后也没练过，但症状却于当夜逐步减轻，第二天就感觉恢复了正常。另一例是在3天后，7月18日，由一位“老”朋友介绍，我给形神桩的一位辅导员袁阿姨授了功。她自诉口内苦，无津液，嘴角有粘物，明显乏力。我看她的舌头，很胖，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而腻的舌苔。授功20分钟，身体也无大动作。但结束后她的舌象立刻改变，两边的白苔消失了，只剩中问一小块，并且明显减薄。她的嘴巴里也分泌出了唾液。以上两例，是否说明授功可以立时恢复“元神”的协调功能呢？
“元神”的说法有些玄乎，腰部功能的改善就比较实在了。这年8月6日下午，傅星请我去给他岳母授功。其年她62岁，自诉颈椎、胸椎等都有病，最严重的是尾骶周围疼痛，不能久坐。这是10年前受的伤。以前练过站桩功，有前后晃动的自发动现象，后因右肋间“轧气”疼痛而中辍。在授功前我先让她并腿弯腰试试，两手不能点地，有半尺距离。授功对她的身体先前后摇晃，接着左右摆动，然后腰大转圈。授功结束后她最强的感觉是人觉得非常轻，很舒服。她承认怕跌倒，因此当脚前掌或后跟掀起来时，她还是用意念去加以控制，所以小腿肚里有些酸。我再让她并腿弯腰试试，她的两手一下子能触到地面。两天后，8月8日，公园里练太极拳的76岁的于阿姨，对我说这两天她腰背牵住了，希望我帮着松一松。我让她弯腰给我看，也是手离地半尺余。我记起傅星岳母的情况，想再检验一次，就提出给她授功。授功时她的晃动幅度很小，结束后她对我说，眼前很亮，好像开着日光灯，又好像一面小镜子在照，后来又变成淡紫色与紫红色。我再让她弯腰，她也一下子能两手抵地。由这两例，我得到启发，有些腰部疾患，能通过调节全身情况迅速加以改变，说明它的病因也是全身性的。
紫色球、龙凤尾及羊头石雕。
朱卓鹏告诉我他在受功时看到的景象，使我确信超视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依赖于我发出的外气），并非一般眼球颤动所致。我与卓鹏始以文字交，后来发现彼此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因而来往日益增多。他除了写作外，在书法、集藏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尤为可贵的是，他比我年长10多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浸得很深，却极富现代意识，论事处世，似乎比我这刚跨进中年门槛的人更有锐气。气功也是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但他却更倾心于硬气功与武术气功。我给他授功，不指望他改练我的功，也不指望他会手舞足蹈（按我的理论，身体好的应该动作小），只想让他检验一下，我的功是否足以影响他。他跟我一样，气感不是很灵敏。有位气功师，在上海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作过许多场表演，办了很多期培训班，放出气来能使水银温度计立时升高三五度，又能一会儿放热气，一会儿放冷气。他发气让我们俩感受，我们都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因此，我找他说明我是很把气功当一回事的，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自己。授功时他一如我预料的基本不动，但他没等我说“好”，就睁开眼来说，你的气有的，我看见东西了。我想他或许也是安慰我，就像我们向那位气功师所表示的一样，就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先看见一片绿色，然后在右前方看到一只紫色的球，不断地往中心打来，未到中央又荡开去，再打过来，形成一个椭圆形的轨迹。最后一次，那个球打到最接近中心的地方，突然炸开，爆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他吃了一惊，就把眼睛睁开了。这番景象不含糊，又有情节性，比看到白光红光等要有价值多了。我的“气”能对他发生作用，使我对自己的评价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说朱卓鹏的话“使我确信超视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我觉得王红舒的话可信度不高。我这样说只是为了遵循科学实验最起码的要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 hoc【由于这】。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550页。编者对最后一句话的注解是：“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的实验条件很差。一方面，我得不到仪器的帮助；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科学知识有限，实验设计与观察都受到很大的局限，漏洞在所难免，还可能有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一心坚守气功研究的业余性质（一则我觉得它无法取代我对文学的爱好，再则我怕专业化以后反会使兴味索然），所以实验条件不可能且我也不想去争取有所改善。我只能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尽可能客观，当自己希望见到的现象出现时能对之持一种谨慎的怀疑态度。尽量排除干扰因素，尽量不取孤证，尽量能使现象得到复制，以证明它确实存在。即使这样，我知道离开严格的科学实验要求还相差很远，因而，据此得到的结论被推翻的可能性就很大。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出得到某一结论的根据与经过，就是为了给深入研究者提供方便。我很愿意在气功研究方面起一点人梯的作用，只要后来者踩上我肩膀时，不要说我是黄牛肩胛。
在100多个受功者中，授功时即能“看”到图像的为数很少（仅看到光色变化的不计在内）。我觉得超视觉功能也许需要一定的气功基础，王红舒、朱卓鹏都有这样的基础。1991年1月24日上午我给魏淮（《上海商报》记者）授功时，他也反映说“看”到了东西。他以前同样练过一段时间的站桩功，并有自发动现象。那天授功时，我刚开始布气（授功前的准备动作），他的身子就出现微微摇晃。才从天目处注气进去，他的晃动幅度便明显增大。行气至中丹田、下丹田，身体都有相应的动作。行气至命门时，他的腰扭动起来，脚步也开始移动。气经夹脊行至大椎、百会，他的动作幅度更大。主要是身子往后仰，偶而也前俯，又转圈。行气至腿部三阴交等穴位时，他向后退步。我用意念往前拉，他即改变原来的动作，随着我手指的方向转过来，身子向前倾斜，像被线牵着似的，但牵引的力量尚不足以使他向我走过来。授功完毕后，我让他站了一刻钟，然后拍拍手说，好了。他睁开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感觉好像刚从梦中醒来。授功时身体的感觉与眼前的图像交相出现。他先说身体的感觉。开始觉得右膝骨头里有一团气在拱动，有痛感。同时，胃里有一股气往上顶，很闷，感到恶心欲吐。右膝的气团突然跳到右肋间，又跳到左肋间，接着似乎一分为二，同时在左右两肋间作痛。然后集中到左肩，痛了很长时间。最后突然跳到胃里，与胃里的一股气汇合，一冲而出，打了一个嗝，人才觉得舒服。他眼前先出现网络状的红光，继而“看”到两条叠合在一起的尾巴。一条像龙的尾巴，金色。一条像凤的尾巴，青蓝相间。接着又看到白色的莲花，花瓣层层叠叠，中间升腾着一缕缕青色的气。然后，他听到我嘘气的声音（授功完毕，我要嘘6声长气，嘘气时两手从头到脚将受功者的气捋6次），这时看到一只动物的头，白色，又似牛又似羊。他想仔细分辨，这动物的头化成一座石雕，但非常的白，晶莹光洁，比汉白玉还光洁，似乎光可鉴人。接着，他看到一个太阳似的很亮很亮的白色的光球。他说，出现的图像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一会儿在正前方。这些图像不是他想象出来的，都比较稳定，可持续几分钟。有的很清晰，有的不太清晰，出现与消失都很突然。
关于超视觉现象我在下一章中还将讨论，暂且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