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天的某一日，北京东路一条弄堂纵深的一间小屋里。
我翻阅了日记本，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录。说来惭愧，我一直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只是在遇到或听到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事的时候（大多是可能成为小说素材的事），才往本子上记几笔，以备查考，因此一本100页的硬面抄可以用几年。我只能从本子上有记录的事来推定，此事大概发生在那年的三四月份。该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者座谈会，会上我曾举这件事为例，来说明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应该抱一种谦虚、探求的态度，不要急于以已知的经验与理论为根据去作一种先入为主的推论。由此可见，这件事的印象在我当时的头脑里还像刚出笼的馒头似的热乎乎、香喷喷的，大概相隔不会超过3个月。然而，尽管我在那次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会议上引用了这个例子，却没有把它及时地记到日记本上去，也可见我对这件事将给我生活造成的“直接”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当时更为关心的还是它的“思想”意义。我并没有因之而产生涉足气功领域去探险的冲动。
没有在日记本上加以记录是件憾事，但兴许也是件好事。我发现记忆除了常说的“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这样的规律外，似乎还有这样的特性；当你把信息记到纸上时，脑子也开始同步地减轻它的负担，把印象逐渐地从记忆的磁带上抹去。现在我偶尔翻阅日记本，发现记在上面的一些事，有许多印象都非常淡漠。而那天在小屋里与赵伟先生等会面的情景，却是历历在目。我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而怀疑以下陈述的细节的真实性。
先描写一下屋子。这是一间搭在弄堂里的棚户，比许多搭建在人行道或新村空地上的让拆迁户临时居住的简易房还要低矮，还要窄小、还要粗陋。然而它是有正式门牌的，看来它的历史不会比我的年龄短。室内除了一张双人床，一只五斗橱，一只小方桌外，可供活动的余地就很少了。那天中午我们六个人围着方桌吃饭（两个人坐床沿），起坐进出都不是太方便。由此推算，这间屋子的面积大概不会超过8平方米。屋子的窗与门都在西边。窗是关着的，门也关着。从这点可以印证当时天还不热。我还记得那天我穿得不少，因为我首先注意到赵伟先生与另一位徐雀山先生都穿得很单薄。后来徐雀山说，他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只穿一件单衣，而在三伏天穿棉袄。能够自动调节体温，这是有功夫的表现。
我是由我的小学同学、农场里的同寝室战友刘洪基引领到那里去的。说起来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长大后又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但是一别四五年见不上面却也惯常。前此不久我们在路上邂逅，见面后我们就像当年在农场逛大堤一样一口气在马路上荡了四五个小时。那回我们的主要话题是气功。他新近拜了一位气功师做师傅，就是赵伟先生。最早把赵伟先生引进家门来的是他的父亲。他父亲一直是气功爱好者，跟我差不多时候学的太极拳，他学的就是那种不断绕圈的拳架。刘洪基一直未能遵照其父的愿望学拳学气功，他不大相信那一套。然而这回他是真服了。他向我绘声绘色地介绍赵老师的种种神异之处。他亲眼看见赵老师表演过三次。一次是在他家里，赵伟先生指端发气打毛巾，指尖离毛巾有l米远，毛巾如被微风吹拂似地飘动起来。第二次也是在他家里，赵伟先生酒足饭饱后来了兴致，叫倒一杯冷水来。赵先生捏住杯口，叫刘洪基与他父亲等将手放到杯底下去（与杯底隔开几厘米距离），他们都感到手很烫，受不了。还有一次在公园里，赵先生将手按在一棵大树上，手突然往回一吸，枝叶抖动沙沙有声。（我不知道这一项赵先生是怎么表演的。关键在如何“按”。如果将手按在树干上又慢慢地加力，加力时树身与枝叶看不出任何变化。而突然减力，即“往回一吸”，枝叶是会抖动并发出声音的。我做过实验，有把握在直径20厘米的梧桐树上复制这一现象。内劲大的人，则应能在更粗的树上复制。倘是这样，那么还是力学而不是气功。倘若手是轻轻地抚着树皮，甚至不接触树身，那才能算是气功。）刘洪基说，他对人能放出气来打动物体感到非常惊讶。他看到《报刊文摘》上摘引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有一科学家认为，气功都是心理作用，与催眠术及催眠疗法相类似。人决不可能真的发出一种“气”来。他以前也很赞同这一观点，所以他认为赵伟先生的表演将在科学上引起一场意义十分深刻的革命。他说，赵伟先生曾参加上海气功代表团到北京中南海里向中央首长表演过。他多次打过各种仪器，证明人确实能发放外气。他在上海激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参加过两千多次实验，要不是他功夫深，体质好，这样大的能量消耗是经受不了的。如今他已过古稀之年，腰板笔挺，健步如飞，两目炯炯有神，体型像年轻的田径运动员。“我已经拜他为师学气功了，”他说，“学了几个月，气感很明显。”他热心地要安排我与赵伟先生见一见。这次见面，就是他热心安排的结果。
这间小屋是他的师姐金秀英的。一般的妇女都不喜欢别人问她年龄，小金（刘洪基这么叫）却相反。见面后听说她已经是个退休的人（尽管是提前的），我吃了一惊。因为从面容、打扮、神情等方面，都难以将她和一个退休工人联系起来。一般地看，她至多四十刚出头。但据说她以前浑身是病，跟赵伟先生学气功后，不仅将自己的病练没了，还能到气功康复门诊去给别人治病，一天给几十个人发功也应付得下来。赵伟先生有个这样的徒弟，可以说是他的功法的活广告。
那天是小金请赵先生吃午饭。同来的徐雀山也是一位气功师，几年后担任“日月气功研究会”会长，隶属于“道明拳社”，据说功夫也是非常了得。除了能自动调节体温外，还能让人灵魂出窍，到远方去旅游。刘洪基曾带两位外国留学生到他那里去过。两个人闭着眼睛，一个说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看见亲人到机场来迎接；一个说到了西藏，看见金顶的大佛寺；刘洪基将他们说的英语译成中文（他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英语研究生）。后来我同刘洪基一起到徐大师家里去，想替他安排一次与新闻界见面的现场表演会。我希望徐大师能当场使我的灵魂也出窍一次，可惜这次没有成功。联系到后来我在万体馆的主席台上，离开中国屈指可数的气功大师严新仅十几米，抱着极其虔敬的心情想有所感应而除了打个瞌充外别无所获，那回的不成功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何况那天上午徐大师是刚下夜班在酣梦中让我们叫醒的，恐怕功力要大打折扣。徐大师那时已担任“日月气功研究会”会长职务，然而这个会长是不脱产的。维持生计还要靠他厂里的那份工作。他不主张靠气功去赚钱，去发财。他很重德。
我自己搞了一些气功实验后才体会到，尽管气功治病、授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作、可复制的，但是这种操作、复制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我想不会高过一般通过鉴定的新药的近期效果百分比。它的成功率要受“施者”与“受者”两个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它的操作与复制不像机器生产产品，而像作家写小说。即使一个技巧纯熟、生活积累厚实的作家，也很难保证每篇小说都获得成功（维持在他的平均水准线上），甚至不能保证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当时，我对气功师的要求还太苛刻，所以那次现场表演会后来就没有热心去组织。徐大师还有一手绝招是能立时叫一杯白开水变味，变成带牛奶味或酒味，我因此至今未获机会能亲口尝一尝。
与赵伟先生同来的还有一位姜庙桃先生，我忘了是螳螂拳还是通臂拳的拳师，与赵也是老朋友。我那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亲眼看一看赵伟先生发气打动物体。物体不可能受心理暗示，也不会主动与人配合。在刘洪基的一再要求下，赵先生破例在吃饭前表演（我后来听说有好几个人亲眼见过赵伟先生表演，其中包括沈俊盛伯伯，但表演一般都在酒酣饭饱之后。据说赵伟先生喜欢别人请他吃饭。那天他说练气功消耗很大，他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定量。参加实验时，科研单位补助些粮票也是涓涓细流，难解久早。他希望我能设法呼吁一下。七十多岁的人能有这样的好饭量使我吃惊，我觉得这就是有功夫的表现。廉颇当年不是以“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来显示他威风不减当年吗）。赵伟先生经常表演打悬挂物，如毛巾、手绢、报纸，那天表演的是打窗帘。我是聚精会神地看，看有没有作弊的可能。好在空间很小，我这近视眼足以观察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靠近床边的地方，我站在窗前。他的右臂伸直，捏一个剑诀。伸出的食指与中指离开窗帘将近1米。窗是紧闭的。窗帘不是一上来就动，而是在隔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才开始动起来。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倘若在室外的话，相当于1～2级风在吹拂。我仔细看了一眼赵先生的嘴，不可能用嘴在吹气。整个过程大约是两三分钟，窗帘动起来以后，动幅没有增大。但它真的是动了，是被人发出的外气推动的！
窗帘一动，本来在我眼里组织得井井有序、条理分明的世界被颠覆了。
如果不得不在这个已知的世界里引进“外气”，而这“外气”又是由意识直接发动的，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的结果，那么，我们过去知道的“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界限是否会消失呢？“外气”将给科学理论与哲学理论带来怎样的混乱？在那间低陋的屋子里，我不禁产生出杞天之忧来。
幸亏那年头是1985年，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童叟皆知、深入人心的时代。我由此想到，赵伟先生若在“文革”中表演这种“邪术”，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能与别的气功师一起进中南海去作汇报表演，这件事本身标志着政治风气的转变。而我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担心，则正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我一向认为自己思想不僵化，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时可能还快半拍。现在看来还是有点僵化，这是经过文革十年风风雨雨反覆“捶打”所免不了的吧。这种担心确实幼稚可笑。如果没有正视事实的勇气，怎么能称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唯物主义者至少应该知道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此永远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又想到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所表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人类新的认识成果应持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七想八想，我的担忧就渐渐变成一种兴奋。
那天赵先生的兴致也很高。饭桌上，他又让我摊开左掌，感受他的气流。他的指端离开我的掌心有两尺远，我感到有股明显的冷风随着他的指尖的转动而在我的掌心里转。不过我对这种感觉有点吃不准。因为练太极拳与推手，使我长期以来只要意识注意到自身某一部位，该部位就有不同于其它部位的感应。或麻，或胀，或痒，或酸，或热，或有压力感。当然这些感觉都很微弱，似有若无，但你用意识去搜寻、显影，它的确是存在的。既然感觉对我来说是可以“想”出来的，故而，我一直怀疑感觉的可靠性。我具备那种一想便有感觉的本领大概至少有十多年了，习惯成自然，我几乎要认为这种本领也许每个人都是天生就有的。只是我还记得，刚习拳3个月，指尖上出现那种麻胀痒感时的欣喜；还记得发现那种感觉可以由意念来调动、指挥，“想到哪个指头麻到哪个指头”时的兴奋，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不是因为腹泻而是由意识引发出来的肠鸣音时的激动；还记得一边行路一边叫下丹田不断地翻滚兜圈的快乐；因此我可以推定（却难以忆起）有一个“想不出什么感觉”的“史前阶段”存在。我称这种感觉叫“内感觉”，即由意念从体内激发出来，而不是由外来刺激所引起的。比之内感觉更让我困惑的是超常视觉。前面已经说过，我至今没有开天目，不能看见自己与别人的气，更不能透视别人与自己的骨骼与内脏。但是，我将两眼闭起，哪怕在黑暗的环境中，眼前也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图像。只是这些图像变幻不定，不像我在后面章节中将谈到的，有些人在我给他们发功的时所看到的图像那么清晰与稳定。然而，我听到更多的人对我说，他们闭起眼睛眼前就是一团漆黑，这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记得这种超常视觉（如果能称为超常视觉的话）是与生俱来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看见那些图像。最常出现的一种图像，开始是星星点点的红光，就像夜里在山头上看山脚下密集的篝火堆。接着在黑色的背景上出现一排排绿色的云霓。云霓由右向左成30°角倾斜，并递进着从左上角消失。图像约能持续一分钟左右。这种图像非常美丽，小时候我就希望能随时唤起它，后来果然让我办到了。我最初使用的方法是用力地闭紧双眼，以眼皮压榨出那点点星火来。现在我只要运用意念，随时可以复制那个图像。其它的图像都太不稳定，稍纵即逝，我无法捕捉住，无法叫它们多停留一瞬让我辨认清楚，更无法复制它们。然而，在我观看这些图像表演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些图案是多么奇特呀!这些颜色是多么鲜艳，搭配得又是多么巧妙呀!这些图案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到过的，要是能依此印成花布多好啊，要是有种摄影机能将我脑屏上的图像拍摄下来该多好哇!怎么会有许多人闭起眼睛就什么也看不到呢？我真不敢相信。所以我将我的感受详细地写在这里，让更多的读者来鉴定一下，这种“视觉”是否“超常”。
我这样写着不知不觉触及到了我常有的一种困惑，当一种气感反覆地出现，就会逐渐演化成自然的感觉，与自然感觉的界限便会消失，以至到后来会分不清刺激源来自外界还是来自意念。这种感觉的混淆，在测气与测病时常常使我无所适从，因此导致我在测病方面停滞不前。
那天我用手掌感受赵伟先生的气，属于最基本的测气方法，应该是任何人（无论会不会气功）都能作出明确的回答的，但偏偏是这个最简单的“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叫我没有把握。然而刚才我亲眼看到窗帘动了，所以我相信我手心里盘旋的冷气的确来自赵先生的指端而不是我接受了某种心理暗示的结果。赵伟先生听我回答说有冷气后，高兴地说，我放出的是冷气，别的气功师多数只能放热气，我能放冷气。姜庙桃先生在一旁补充说，根据仪器测下来看，大多数气功师发出的是红外线，老赵发出的是粒子流，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功夫是很少见的。姜先生又说起在激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配合赵先生做实验的一些故事。我至今记得的是赵先生发气打面粉。姜先生拿一只筛子将面粉均匀地筛下来，赵先生发气穿过这团“面粉雾柱”。在强光的照耀下，可以看见两条夹带粉尘的白色气带急速旋转着射出几米远，摄影机拍下了这样的镜头。据姜先生说这场景十分壮观。赵先生还拿出一些照片来给我看。一张是翻拍中华医学会出具的证书，对赵伟先生到中南海表演气功表示感谢云云。其它都是赵伟先生作表演的情景。其中有一张拍赵伟先生弓步推掌，向插在一条长桌上的十几支蜡烛发气，可以看到烛火都歪向另一边。这是在空军某部作表演时照的。摄影者站在舞台的后侧，赵伟先生在照片的左侧。据说与赵伟先生相对的是一台功率很大的鼓风机。在开始发气前，烛火原来是被风吹得往赵先生那边倒的。赵先生是顶风发气而压倒了风力，可惜在照片上鼓风机看不到。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把尺在量一条裸露的大腿上的划痕。据说赵先生另有一手绝招是将手凌空一挥，即可使表皮上出现一条红印。以往他都在自己的大腿上做表演。那天在科学会堂表演时从台下跳上来一个不怕死的小伙子，一定要赵先生在他的大腿上试一试。拗不过他的坚决请求，赵先生破例表演脱空打人。手指离开那腿20厘米左右从上往下一划，撩起裤管来看，果然是一道显明的红印，用尺一量长10厘米。这张照片就是量红印时拍的。
奇迹，真是奇迹!有窗帘为证，有照片为证，我凭什么还可以说不相信？我心里痒痒的，终于斗胆问赵先生，您看我是不是也有气？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练拳时的一些感受。赵先生说，打了那么多年的拳，又是童子功，气总是有的。不过太极拳只讲收不讲放，所以练拳的人一般肚子都比较大。你看我的肚子很小，但里面的气还是很足的。我们讲究收收放放，有收有放，新陈代谢。放掉一点气不要紧，我马上可以到大自然中采来。练气功不会采气不行，不会放气也不行。姜庙桃让我用劳宫穴对着他的劳宫穴放气试试。他试后说，你有气的，但有点浊，不够清。主要是没有放惯。你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那次会见，确实重新鼓起了我对气功的热情。我试着站了一两回桩，也打了两三次座，结果都因为心猿意马，杂念太多，静不下来而作罢。X君在我心中投下的阴影太浓重了。过去我不相信有气，现在我相信有气了，X君的例子又可以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去作解释。我们习惯把发精神病叫神经搭错，这神经也并不那么容易搭错的。在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往往在受到重大的精神打击后才会突然迷失本性，而练气功出偏差却也能达到这种强烈的效果，由此可见气的能量有多大。我已经亲眼看到气流怎么打动物体，如果这股气失去控制，指向本来工作正常、秩序井然的中枢神经呢？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按照气功的理论，气开始是在意念的引导下，慢慢从周身向下丹田聚集拢来，形成气团的。气团再在意念的指引下沿着一定的经络路线作运行。要是气团有了一定的规模，跟中枢神经指挥部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在没有找到绝对可靠的驾驭气团的方法前，我想自己不应贸然造次。发精神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像我这样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脑力劳动者资格的人。
要不是不久之后我又跟气功发生了一次碰撞，那么这次会见也许在我生活中就仅仅是一份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附注：此章中写到的刘洪基，去年已经归天了，至今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本博客上有纪念他的文字。他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农场的上下铺，《正常人》里的重要人物洪流就是以他为原型。后来他去了南非，是约翰内斯堡上海商会的终身名誉会长。我最感遗憾的是，他把我引进气功之门，但最后死在不相信气功能治好他本不怎么严重的病，给现代医学将他治到带着别人的心脏去见上帝。在表明给婴幼儿吃的奶粉里可以添加三聚氰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毫不愧疚的杀人的语境下，这样来为他一条龙服务到死，也属正常，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所以，我今天不忍重看这一章。但我还是要借他的例子对人们说一声，只有你自己可以救自己，包括你的灵魂和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