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以后，我一个人出现在五里亭大酒店传真的房间里。
“啊呀，劳动您的大驾，实在不好意思。”传真说，“应该是我来看您的，但赵敏说您住在朋友家里，说话不方便，还是在宾馆里谈起来随便。实在是机会难得，在上海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向您请教，所以我就非常冒昧。我对赵敏说，一定不要勉强，只要允许，还是我来拜访您，想不到您真的来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一番话说得像日本人似的繁文多礼，但态度是非常的诚恳。尽管方才赵敏是用“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开始叙述的，我还是不能对他的魅力有特别的发现。不过，这位似乎信而好古的大师在一个现代派女子的咄咄逼人的爱情攻势面前，也有些够呛。
寒暄几句后，我问道：“听赵敏说，以前您也写过小说?”
“不像样子，不像样子，”他说，“只是喜欢，还没入门。听过您的讲座，您以前发表的小说我读过很多，很喜欢。这两年我做别的事情，小说很少看，您的大作也没看到。不过，小说虽没学出道，但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对我帮助很大。没有文学的熏陶，我肯定是一事无成。”
这谦虚的言辞中也包含着对自己今天的事业的期许，从三次讲课的内容来看，他有理由这样自信。我说：“你这样刻苦自学，独立研究，另辟蹊径，真是非常不容易。你提出的‘文化经济学’，从已经讲过的内容看，观点新颖，逻辑严密，立意很高，又切合实际。我觉得，它一是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转移的时代要求，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所以它大有发展前途，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
他的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芒：“能得到您这样的肯定，真是太高兴了。我心里非常激动。您的话句句都在点子上，您真是大家。知音难得，想不到在这里会碰到您，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我毫不怀疑他的真诚，但正是这份真诚，使我后面带点泼冷水味道的话难以出口。我们就这样默默对坐了片刻，他大概意识到了什么，说：“您给提提意见。我更想听到您的意见，真的，您千万不要留情面。”
我说：“经济学方面我没有研究，提不出什么。不过，对怎么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
他打断我说：“我懂了，您不要说了。对的，您说得很对，一针见血。”
他沉默了，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不让我说，我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能看着他陷在无声里。他的脸上像高仓健似的铁板一块，唯有从他咬紧的牙关，似乎能听到他内心汹涌的涛声。
过了好一阵，他活动起来。端着茶杯呷了口水，又站起身来，去取了个热水瓶，给我的差不多是满的茶杯里再续上一点水，然后坐下，有些夸张的笑了笑，说：“您的意见切中要害，我完全接受。不过，我还想为自己作一下辩护。我辩护以后，仍然希望您能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您提出的问题，我其实也思考了好久，找不到一个能让我心安的解决办法，您或许能给我出出主意。”
我注意到他用了“心安”这个词 ，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两全其美”之类，似乎是有意的。
“我知道，像我这样用讲课、咨询的方式，来推广我的‘文化经济学’，有点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不是正宗的搞学术研究的路子……”
我想有所表示，表示我并不认为性质有那么严重，但他先抬手把我未出口的话挡住了：“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曾经去找过一个在大学里教经济学的朋友，把我写的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几万字的论文给他看。他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这是几十年来，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独创意义的经济学论文。他说，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多是把外国某某人的一套理论搬来，做得地道些的是放几个中国的例子上去，一般是纯粹的舶来品，只要说这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其他什么经济学大奖的某某大师的理论，就足够服人了。但是，你的论文却发表不出来。一般大学的学报、经济学的专门刊物，发表论文都像刊登广告一样，按版面收钱的。也不光是经济学，其他学科也差不多，除非你是权威，或者由权威推荐的稿子。权威推荐的稿子，一般也收钱，不过打个折扣。像你这样一篇文章，少说几万元钱。而且，文章发表出来，除了可以作为大学与研究单位评职称的依据，没有别的用处。你不在大学也不在研究所，这几万元算是白丢了。几万元买炮仗可以把一条街炸得几小时里鸡飞狗跳，炸得路面上像天上下红雪似的铺一层厚厚的纸屑，几万元在某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论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一块小石子丢进万丈深渊里的反响还要小。即使你身在大学或研究所，为了评职称花几万元钱登一篇论文，那么，你这文章也要彻底修改。你文章里写的全是你个人的观点、个人的发现，前无古人，这怎么行呢?我们中国的学术是讲师承、讲传统的。你没有师承，就是离经叛道。离经叛道要有资格，要媳妇熬成婆，至少熬成教授、博导，自己做了‘老板’，也就是手里有了科研经费，有了一班助手、学生，才有资格稍许发出离经叛道的声音。就是熬到当了‘老板’，也不能随心所欲的离经叛道，有身价的人说话自然要更加当心，更要照顾到左邻右舍，更要留意游戏规则，如果一不小心出了格，被人抓住一点攻击起来，就不好玩了。像你这样全面地离经叛道，要独创一门新学科，学术圈里的人是杀了头也不肯这么做的。
“那位朋友看我很困惑的样子，好像不相信，就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我偶尔在网上看到，有许多人宣布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其中有人还在香港一家报纸用一整版发表了他的证明，设个擂台，让数学家来攻擂。这个版面是不是花钱买的不知道，如果花钱，价格一定不菲，但结果呢，数学界普遍表示沉默。有记者去采访某数学家，请他对这件事表示看法，他表示这纯粹是胡闹，彻底地不屑一顾。陈景润证明1＋2都要印成一本书呢，你证明1＋1用报纸的一版就可以了?用初等数学的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完全不可能的。这话出自权威专家之口，说得也好像很权威，其实是只能唬唬外行，从一个内行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本身就犯了几个数理逻辑的错误，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所应该说的。首先，1＋1的证明就一定要比1＋2的证明烦琐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需要严格的数理证明，不能凭经验、印象。如果凭经验、印象，现在用穷举法已经可以证明相当大的偶数可以由两个质数相加而成，哥德巴赫猜想在日常经验范围内可以说早就被证明了。按这种思维方式，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行为本身就被否定了，还谈什么可证明不可证明?同样，是不是用初等数学方法就绝对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从数学上说，也是需要有逻辑证明的。否则，就不存在用尺规不能三等分任意角的证明问题。没有从逻辑上证明初等数学方法绝对证明不了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数学家就不能引以为据，来断然否定别人的证明成果。这就是严格的数理逻辑思维，这是大学里数学老师再三向我们强调的，所以说数学是思想的体操。现在，一个数学家用很不数学的思维方法来否定别人的数学研究成果，推而广之，一个专家用很不专业的思维方法来否定别人的专业研究成果，一个科学家用很不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批评别人的研究成果是伪科学，而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不说比比皆是，也可以说相当多，是个现实的存在，你有什么办法?还说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网上说，有人愿意出高价，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随你定，请个权威的数学家给他的证明作个鉴定，有错误指出错误，找不出错误就予于肯定，推荐发表，我觉得这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也行得通，未见得搞数学研究的人士， 都已经富得对几十万也无动于衷，或者忙得为几十万抽出几个月的时间都办不到。但是，就没有人肯接这个活。后来想想，行不通自有它的合理性。有人想接，但可能资格不够，像我们的，不过是个讲师、副教授。一个中国的数学专业副教授，他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还要高几级的权威推荐发表，他怎么能去证明别人的证明对不对呢?至于到了可肯定、可推荐资格的权威地位，他就要珍惜自己的声誉、晚节，万一他收下几十万，又横看竖看挑不出毛病，按约定就要推荐发表，就好像用名誉给人家做担保似的。要是发表出来被指出有缺陷，不能成立，那个证明者倒没什么，也许还有人夸他因为痴迷数学不惜倾家荡产，不成功便成仁，精神可嘉，而这位权威一世英名就完了，还会被人指看脊梁说，这老家伙是财迷心窍，不懂装懂，倚老卖老。老年人本来把物质利益都看淡了，谁肯用自己一生的成就去孤注一掷?”
虽然当事人不是我，但听了这番话，一样有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的感觉。哪怕在三伏酷暑里，这样的降温法，也会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以为他的朋友只是敷衍他，现在看来，那人对他倒是掏心挖肺地说话，只不过他的心肺里积储了太多的寒气。我不知怎的咳嗽起来，也许我心理上伤风感冒了。
传真把杯子端给我，让我喝两口水，然后说：“所以，那朋友劝我不要墨守成规，眼睛只盯着主流路线，要另辟蹊径。我本来想拼着我的一点积蓄，花几万元钱，买个书号，自费出一本书；他劝我不要这样干。这样干，其实还是期望得到主流的承认，但主流一般是不会来承认你的，就像数学界的主流不会来搭理香港报纸上登出来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一样。一个原因是你的表述不合学术规范。譬如，你谈到‘生存消费’与‘观念消费’，尽管稍具生活常识的人一听就懂，但作为一门‘文化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要有严格的定义，要定性、定量，作明确的界定。其他的概念也一样。这些概念不能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逻辑性。光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弄死。你倒试着界定一下，在什么样的度之下是生存消费，在什么样的度之上就算观念消费?尽管国际上经济学的研究已出现哲学化的趋向，描述性的模糊性的概念也在被运用，但国内目前的思维定式，对这些表述还是排斥的，更何况你是个毫无背景的门外汉。但是，你的观点一旦发表出来，有某个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的人对你文章中某一点感兴趣，他动脑筋在外国某经济学权威的著作里找到与你的观点意思相近的只言片语，把你的观点往那位外国佬的名下一挂，然后，作为那个外国佬的观点的中国化运用，将你的观点再外转内销，你白白给人做了嫁妆，连声‘谢谢’也捞不着，比‘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还冤枉。就算承认与你是‘英雄所见略同’，还不照样他当他的英雄，你当你的狗熊。我向他请教该怎么办，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当年，十月革命成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孟什维克政府，掌握了政权。列宁立即下命令与德国停战，但这命令受到沙俄军队的军官们的抵制。这时，列宁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措，到电台，直接向军队的士兵们发表讲话，宣布停战，号召士兵们从战壕里出来，回家。士兵们热烈拥护列宁的宣言，一股洪流把顽抗的军官们冲得落花流水。列宁此举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它在人民的拥护中站稳了脚跟。这个办法，叫‘直接与群众面对面’。他对我说，你创立‘文化经济学’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企业改造和发展，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益，有利于开发人力资源，你就要想办法与最需要你的‘文化经济学’来调整观念的人直接面对面。你要想办法做中国的卡内基。卡内基是让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直接面向大众，你要让经济学直接走进大众的生活，要让学院到时候来请你去做教授、博导。
“我反来复去地想，想来想去他的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就走上了江湖。”
我真的无话可说。
传真注视着我。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说。
“您不要客气。在老师面前，我不遮遮盖盖，把心里话和盘托出。我这些话很少有人可以商量、讨论，我实在有些吃不准，我希望您能指点指点。”
我说：“你的话使我想起三十年前，业余创作，硬写硬投稿，到处碰壁，义无反顾的经历。我深知其中的甘苦。但我不是学术圈里的，对你帮不上什么忙。如果今后我能助你一臂之力，我一定在所不辞。”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给了他一张名片。
我想起今晚拜访的目的，就问：“你好像说过你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你年纪应该四十多岁了吧，怎么还没有结婚成家呢?”
传真说：“我结过婚，但几年前离了，还好没有孩子。我现在一个人过。”
“还好没有孩子”?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不喜欢孩子吗?还是他怕再成家时，有孩子会造成拖累?或许他已经猜出了我的来意?
传真很**，他肯定已猜出我心里的嘀咕，就补充道：“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的。有了孩子，我就会充分考虑父母离婚可能会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影响，就会选择不离婚、凑合过，而这样做对双方都不利。”
“离婚是你主动提出的?”
“不是。但是，如果我想挽救这段婚姻的话，我相信我能办到。”
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因为自信，还是想掩饰他的失败。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大致的经历。
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上山下乡”已经名存实亡，况且他还是家中独子，就顺理成章地分配进了一家工厂。因为他喜欢写写画画，进厂没多久就从工人岗位抽调到办公室，做专职的政宣干事。至此，他的生活道路可说是一帆风顺，而且是风头很健。也许是因为太顺的缘故，他在人情世故方面不免锋芒毕露，有所欠缺。别人觉得他恃才傲物，他觉得别人蝇蝇苟苟，渐渐地他与周围环境越来越格格不入。他想放弃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到大学里去深造，但那时他已结婚，他的想法遭到父母、妻子与丈人丈母的一致反对，终于未能实现。后来，他去报考夜大读法律，得到本科毕业文凭后，他又考出了律师资格证书，这时，他不顾一切地辞去工作，当上了专职律师。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律师这一职业。他能言善辩，且长于逻辑思维，工作态度也很认真，肯花力气收集证据，按理说，都是当个好律师的有利条件。但他在人情世故方面少根弦，虽然他自己觉得，经过在工厂里的十来年磨炼,棱角已磨去许多，人已学坏了许多，但究其实，还是纸上谈兵，真要到人情世故的大海里去游泳，他还是免不了要呛水。所以，当有些他以为应该赢的官司没能赢时，他就受不了。在他，并没有觉得是为自己争名、争脸，而是认为他的当事人了冤枉。这种意识其实更糟糕。如果他觉得是在为自己争名争利(律师的招牌就是他的财源)的话，他就会适可而止；而当他只觉得自己是在为当事人伸雪冤枉而战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正义感，一切对利益、后果的考虑都被遮蔽，一切游戏规则与潜规则他都置若罔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被一种疯狂的情绪所左右，哪怕这是一种正义的疯狂。他会鼓动当事人去上诉，义务地给当事人写上诉状，义务地替他出庭辩护。他在上诉状中，会连篇累牍地控告一审法官的徇情枉法，把上诉状写成举报司法腐败的揭发信，叫二审法官看了，不免对一审的同事被这样的无赖缠上而生恻隐之心，因此，在二审中想方设法地挫其锐气，又在“维持原判”的法律文书的措辞上动足脑筋。他还不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又挑唆当事人到检察院、人大去申诉，要求检察院对终审判决进行抗诉。这样的折腾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很快，他的坏名声就在圈子里传开了。不出一年半载，他就处于事实的下岗状态。没人来找他代理诉讼，即使是事务所分配给他的案子，常常打到一半，当事人提出要中途换马，因为得到有关方面的暗示或明示，由传真当律师，本来能赢的官司也要输。事情甚至闹到义务代理的法律援助官司，当事人也会提出请求，请传真“回避”。剩下来，他只能给那些杀人越货、走私贩毒、组织**的刑事犯当法院指定的辩护人。这些案件，他往往一看案卷，就顿失精神，好像怕腥味的人走进了水产市场， 只觉得胃部痉挛，浑身虚脱，恨不能早一刻逃出。而除了在法庭上说几句“本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但请法庭能考虑到×××××，从轻处理”的无关紧要的辩护词，他实在无从发挥他的满腹经纶，实现他的远大抱负。而在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在一个月里相继病故，父母过世，他与堂、表兄弟姐妹间本来很脆弱的联系就几乎断绝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他情绪跌入低谷时，“意外”地发现妻子与她的老板关系暧昧。他也懒得去收集证据，就仓促地与妻子摊牌，结果反被妻子倒打一耙，说因他的猜疑妒忌导致感情破裂，要与他离婚。这个以出庭替他人辩护为职业的人，却不愿出庭为自己打离婚官司，结果达成“城下之盟”，以协议离婚了结，妻子只给他留下一间家徒四壁的空房。幸好婚后家里实行的是经济AA制，他的负担虽偏重些，但还略有节余。他算了一下，一个人按上海市民中下生活水准过，可以维持十来年。于是，他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了个名而不去上班，埋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开始，他一心专攻长篇小说。第一部准备写法庭小说，像美国的《天使的愤怒》或梅森探案之类的。他认为这类长篇小说目前中国文坛上尚未出现，而他很喜欢看这类小说，不仅情节紧张曲折，而且能折射出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艺术性，问世后一定会大受欢迎。而他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有相当的法律实践经验，又善于编故事，所以写这样的小说非他莫属。一旦小说畅销，名利双收，他就可以靠这第一桶金养活，去写作他更加心仪的纯文学小说。他甚至认为自己具有诗人气质，应该出一本会受到社会广泛好评的诗集。但是，当他真正坐下来构思时，发现要写出一本具轰动效应的法庭小说并非另事。首先是案件的选择。要扣人心弦必须是刑事案，而且最好要牵涉到不止一条的人命。但中国的人命案，只要死一个人就是大案，由公安部门全力组织侦破。等到开庭审理，控方掌握了大量的人 证物证，构成了周密的证据链，辩方是难以像梅森一样有所作为的。参加审理的人民陪审员也不同于陪审团，梅森探索中极为精彩的争取陪审团的部分，如果照搬过来，会显得非常虚假，而不搬过来，法庭上就无戏可唱。从理论上说，中国也有冤假错案，命案错判，把无辜者判成死刑的也有，但落实到具体，都是办案人员素质太差造成的，你把曾经发过的错案原样搬到小说里，文艺批评家会批评你的虚构“不典型”，即使没人批评，你自己看看也会觉得“不典型”。他想到，“十五贯”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王朝里是典型的，如果今天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你写到小说里，就不典型。他说到底还是一个较为理性的人，理论上这个弯子转不过来，故事他就编不下去。他还想到，哪怕这样的故事可以写，面对水平那么低的控方，辩方的水平也显示不出来，这样的小说就毫无艺术性可言。而中国，只要事关命案，就由公安部门独家侦查，任何人都不得插手，律师若发现有什么疑点，应及时向公安部门提供，不可自行其是，等等等等，都决定目前诞生一部法庭小说的时机尚示成熟。
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年时间，买了一大堆书，抽掉一大摞烟，结果是一丈水退去八尺，对自己绝望得差点发精神病。这时，有朋友得知他赋闲在家，就请他去参加企业的CI策划。刚去时，他连什么是CI也不知道，但半天听下来，他就了然其中的门径。他有脑海里立刻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新奇的点子，参与策划的结果，大部分点子都来自他。他发觉自己非常适合搞企业CI策划，做这类项目有如鱼得水之感。他后来又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赚到了一些钱，交到了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了解到一些中国企业现时比较深的问题，更要紧的，是又找回了一份好感觉。
但他是个不安分的人。几次企划做下来，他发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基础是比较差的，起步又晚，而且，对此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化钱做CI，只是把它看作外在的包装，是在市场上作秀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真正将其视为内在素质的提高。与此相应，中国的CI水平也不高，无论是本土的公司、还是外来的和尚，都是照搬西方大公司的一些经营理念、方略，中国几千年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基本上与现代企业的经营之“道”无缘，至多在“术”的层面上，被零敲碎打、断章取义地应用。这种现状，使他看到了自己才华发展、腾挪的空间。在一次企划讨论的发言中，他谈到了“观念消费”这概念，如灵感降临，一下子照亮了他的脑海，使他看到了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东西。这天晚上，他通宵未眠，思如潮涌，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就此形成。以后的两三个月里，他就埋头将之完善，形诸文字。再以后就是听了搞经济学朋友的劝导，放弃走主流路线的幻想，挺进江湖，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黄总是他在参与企划时结识的企业家朋友，比较投缘，所以，挺进江湖的第一站，他就找到了黄总。黄总对他的一套学说很感兴趣，主动提出，邀集几位企业界的朋友到家里来听他宣讲，当然，这次讲座完全是免费的，他还要自掏车马费与服装费。他以前不太重视衣着，黄总特地向他指出，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是江湖上的规矩。要闯江湖，就不能不遵守这规矩，而且，要利用这规矩来为自己壮行色。因此，他特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定制了一件唐装，就好像演出服似的。第一次宣讲很成功，好几个与会者提出要请他到企业里去上课，按教授级别开讲课费。特别是赵敏恰好来拜访表舅，忝列聚会，听讲后激动万分，自告奋勇地当起他第一次有偿讲演的经纪人。讲课费用等等，都是赵敏一手操办，名片也是赵敏越俎代庖去印来的，印名片时连带给他买了台手机，作为她拜师的束修。连来五里亭镇乘火车而不乘轿 车，也是赵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能两个人在一起多呆几个小时。从严格意义上说，五里亭镇才是他推介文化经济学的江湖行动的发祥地。
听他这样说，赵敏言道：“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果然言之不虚。而赵敏在我们面前，隐去她越俎代庖为其张罗之情节，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形象，正是痴情女子一往情深之表现。他是过来之人，不会毫无察觉。时间不早，我就不再迂回包抄，直截了当地把赵敏请我来的说项的意图告诉了他。
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她会把您搬来。在火车上，我已隐约感到一点，没搭理她。您也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该往那方面去想的。她年纪轻，好幻想，好冲动，我是不该去附和她，沾便宜的。今天晚上，她又找到我房间里来，明确地说，我需要一个助手、一个经纪人，她愿意辞去这里的一份公职，跟我去闯江湖。她相信我们一定能干出一份大事业来。我连忙表示拒绝。她有些不高兴，我就扯开话题，说，很想与您谈谈，听听您的意见。她说，我可以去把他请来，没想到她会搬您这位大菩萨来做媒人。”
我说：“这么看来，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下定了决心。你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呢?年龄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说：“不，不，我觉得这件事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已经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不想再有第二次。”
他的理由显然无力，说明他内心对赵敏的热烈的爱情并非无动于衷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我对他与赵敏的结合倒并不悲观，无论如何，赵敏不可能图他别的什么，只是纯粹的爱其才。虽然一个人的才能，说起来还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才能还不能与品质划等号，爱才还不能与爱情划等号，但是，也未见得为才所吸引一定不如为貌所动；一见钟情就一定只能冲着风度翩翩的外表来，而不能以耀眼的才华为对象。爱才并非就是爱情，但爱才也并非就不是爱情。而据我的观察 ，才华是传真身上唯一源源不绝的资源，且可能越老涌出越多。如果赵敏对他的爱情真是建筑在爱才的基础上，那么，这爱情将白头常新。而且越到老，两人之间因年龄差距产生的隔阂会越小。六十岁与四十岁是两代人，而六十岁与八十岁却变成了一代人。
这些意思，我和他翻来覆去大约讨论了一个小时，最后达成一项妥协：如果赵敏坚持，他可以同意赵敏以留职停薪的形式，跟他到上海去一起干事业，以后的关系听其自然。
我带着这份口信回到雷午生家，赵敏还守在那里恭候回音。听完我的陈述，她站起身来说：“谢谢!”就转身走了。 虽然她脸上没有露出明显的笑容，但我想她心里一定是乐滋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