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在饭桌上，雷午生显得格外的兴奋。
五、六只菜，有荤有素，有冷盆有热炒，中间放一只大砂锅，砂锅里是满满的用当地许多连雷午生也叫不出名称的菌菇煲的草鸡汤，却面对面地只有我与他两个人。他把老婆、孩子都打发到别处去吃了。这显示了他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但也使家常便饭搞得像在饭店里正式宴请似的。在上海，哪怕他再有钱，恐怕在家里也难以这样摆派头。
我这样对他说了。他笑笑，又叹了口气，说：“你不知道，一个上海人流落在乡下，哪怕生活再舒适，再养尊处优，心里也是寂寞、孤独的。文化，文化，这两天耳朵里听了那么多的‘文化’，倒使我触景生情，要生文化相思病了。我觉得那个大师来得好，说话痛快淋漓，有水平，把那些冲头斩得血淋答滴。你不知道，平时这些人斩起人来也是恶狠狠的。他们先对我说一句，‘你不像上海人’，或者说，‘你到底是我们这里的人，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改不了你的本性’，然后就当着你的面数落、讥嘲‘上海人’，我还要赔着笑。今天真是解气，让他们掏钱听上海人的教训，尝尝上海人的厉害。那个老钱和老孙，挖空心思，一个要跟人探讨经济学，一个要跟人辩哲学，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我是几次差点忍不住笑出来。活该!”
几杯啤酒下肚，雷午生满面放红光，看来他是酒后吐真言。我不由想到，也许真像那位大师说的，人对文化的需求，还要超过对物质条件的追求。
我对雷午生说：“也许上海人在国内的处境，跟美国人在世界的上处境差不多。人们对他们是又爱又恨……”
雷午生说：“最主要是妒忌。”
“不过，也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我说，“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以后，美国人也太神抖抖了。”
“但上海人并没有顺抖抖。我在这里一直是夹紧尾巴做人的。上海人大多数人家的家庭教育，都是要小孩夹紧尾巴做人。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还把上海人只能做高级白领、管理人员，而不能做大公司的总裁，列为上海人的缺点。议论上海人，都是说上海人怎么精明、小气，就算上海人门槛精，也只是看紧自己的口袋，没有去骗、去抢别人的钱。但现在，骗人家被称为有‘冒险精神’；抢人家被推荐为‘英雄好汉’；老实本份，但又经验丰富，不会轻易上当，也不会轻易去做些‘客里空’生意的上海人，却各到各处被人嘲笑，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你身在上海，生活在上海人堆里，是感觉不到这种痛苦的。”
我说：“我能够体会到你这种心情，你说的情况，我也碰到过。我想，许多美国人大概也会有这种心情。我们说美国人顺抖抖，真正顺抖抖的也只是美国人中的一小部份。即 使很趾高气扬的美国人，他自己也不会感觉到。他还以为自己是真心诚意地要把非常好的‘美国生活方式’，送给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他也许真的相信，美国轰炸机把大量杀伤力极强、破坏力很大的炸弹、导弹、贫铀弹投向别国居民区，是为了帮助那里的人民推翻暴君的统治。他也许还感到很委屈，美国为世界事务、国际新秩序付出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甚至承担了像9·11恐怖主义袭击那么巨大的牺牲，却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同情与支持，相反，却有那么多的责难、抗议与幸灾乐祸。一个人最难是认识自己。所以，责己严、责人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己所欲者，也不强加于人。一直具备这种自知之明的，也就是圣贤了。”
“好了，好了，你这种话，我不知多少年没听到人说了。像我这样的俗人，你来跟我谈做什么圣贤，不是对牛弹琴吗?现在谁还想做圣贤，活得那么累干什么?“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说，“做圣贤并不一定要活得累。相反，圣贤应该是活得很轻松的人。”
“奇谈怪论，”雷午生一扬手，隔着桌子，也差点触到我的鼻子，“你也受到那个大师的传染了，都抛出些奇谈怪论来咋呼人。圣贤活得很轻松，那么，大家都要去做圣贤了，真的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了，你不要来吓我!”
我说：“俗话说：‘知足常乐’，圣贤至少是‘知足’的人，因此他们‘常乐’，‘常乐’不就是活得很轻松吗?”
雷午生想了想，说：“一张嘴唇两层皮，我说不过你。”
我说：“我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一定要你接受我的意见。这是我最近悟到的道理。你不妨自己回头想一想，人生有许多烦恼，其实都是自找的，所以叫庸人自扰。圣贤看穿了这一点，去掉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少说也要减掉百分之七八十的生活压力，你说他活得轻松不轻松?不说别人，就说你，当初大回城的时候，知青个个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急煞要回城，你看穿了，照样过你的日子，你不是比他们活得轻松吗?现在不是也蛮好吗?”
“这么说，我是糊里糊涂当了回圣贤?”雷午生说。
“应该说，你是难得糊涂当了回圣贤。”
“这圣贤也不好当。别人着急你不急，别人看你的眼光都两样，也是很大的压力。”雷午生嘴上谦虚着，看得出他心里很受用。到底人还是愿意当圣贤的，只要这圣贤不太累。 我说：“‘圣贤’，到现在意义已变为‘楷模’，像仪仗队员一样，一举手一抬足，都要中规中矩，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得起欣赏，这样不累也得累。古时候，‘圣贤’只不过是大聪明人的意思。圣贤不是有处理具体事务、人际关系的小聪明，而是具有生活的大智慧。大智若愚，所以圣贤在生活中往往不时地吃亏，还乐此不疲，说什么吃亏是福，被人误认为傻瓜。这样的圣贤，还不肯当楷模，怕出名。庄子说：‘为善不近名，为恶不近刑，缘督以为经’，这样的圣贤，活得轻松不轻松?”
雷午生端详着我，忽然“卟哧”一笑：“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圣贤了?”
“这难道不好吗?”
“不知道，”雷午生脸色很郑重地摇摇头，“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这么七扯八扯着吃得杯盘狼藉。这时，门铃响了。雷午生跑去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赵敏。
戏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赵敏是个足够引人惊奇的女子。
作为不速之客，她带来的诧异还来不及消解，又把一个更大的惊疑摆在我们面前。
她匆匆地听了我们对传真讲课的印象，然后，就单刀直入地提出，要我到传真那里去说项，替她做媒。
这要求是如此地出乎我的意外，以致今日回忆起来，我想不出她原话是怎么说的。如果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读者，该是多么精彩。
我只记得她的神情相当自然，也可以说是脸不改色心不跳，或者说是像在谈一件工作。相反，我倒有些不知所措，慌不择言：“你，你怎么想到选我呢?”话出口，我便觉得十分不妥，好像她要嫁的是我似的。
赵敏说：“他认识您，他很崇拜您，您说的话他会听。”
雷午生插上来说：“好，看在我的面上，这位叔叔可以为你去跑一趟。不过，你先要把这想法的过程彻彻底底地跟我们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