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没有再安排工作聚餐。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师提出来的。他要求在镇政府的机关食堂里简单地用一顿客饭，然后在宾馆里打个盹。这样的要求也合情合理，即使不应付那些明枪暗箭，讲课也是顶累人的。如此想来，他提出这样的费用还是合理的。
我和雷午生回到他家里吃饭。雷午生问我，你对大师讲的东西印象如何？我说，还可以。雷午生说，我看他还是真有两下子的。他最后举苏联做例子是出奇制胜，走的险着。他肯定已感觉到钱、孙两个人一搭一档、一吹一唱，来者不善。他就用这一招来把他们镇住。这家伙，很会巧辩。他开始说，不懂文化经济学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来悄悄变成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说其中一个原因，这总是对的，但钱、孙两个老头被他牵着鼻子东兜西兜，早就兜得晕头转向了。
我说，但他也不仅是哗众取宠的花架子，他对一般认为的苏联经济失败的三种原因的分析，还是有独到见解的。
雷午生说，他的话的确能自圆其说，但直觉上，好像消费品生产发展不力，不会比通常说的三种原因更要紧吧？
我说，这个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不敢下结论。但至少以前没人想到从这个角度去提出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雷午生说，看来他把你这个大作家也打动了，就怪不得能把赵敏征服了。
提起赵敏，我说，她倒挺厉害的，把钱总呛得一楞一楞的。
雷午生说，我可从没见她这样过，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对雷午生说，本来有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想不通，怎么过去物资那么紧张，改革开放没多少年，一下子要什么有什么，从什么都要凭票到什么都不要凭票，国家外汇储备逐年提高，老百姓手里的钱也一年比一年多，但干活的人好像比过去少，工作时间也比过去短，也没见到劳动生产率有十倍百倍的提高，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用他的文化经济学来解释，好像能说得通。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领域，现在还包括第三产业，是资金流动最快的地方，资金转一圈就增值，是不是这个道理？
雷午生说，看来你真的被他说服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此行最大的成功。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我看你读书时的脾气没什么改变。容易激动；你喜欢什么东西，就咬定青山不放松。他要是被你看上了，他就交好运了。他到哪里去找你这样的宣传部长？
我当然能听出他的言外之音，但我不去搭他的腔。我发现我的兴趣真已被那位大师吸引过去。要是说此行一定要写篇东西的话，肯定是他而不是雷午生。但我现在的兴趣还没浓烈到非要写他不可的地步。不过，不写他，我已不会退而求其次地去写雷午生了。雷午生已铁定地被挪到了下一次。想想人的心理变化也真是奇怪，说不清理由。如此一想，我又觉得赵敏与大师关系白热化的可能性陡增百倍。
但我说出口的话却是：“你看钱总会就此罢手吗？”
雷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不会。”
“他还会想出什么招来呢？”
“他是熟读《三国演义》，招数多的是。”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烦？”
“怎么，你觉得烦？不，我觉得很有劲。老实说，我对那些理论不大感兴趣，但是，辨辨嵌在话里的骨头，看他们你来我往，像武侠小说里高手出招过招，倒蛮有意思的。你如果以后要写这件事，一定要把这一层写出来，没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更有意思。我之所以感到那个大师还有两下子，就看他斗法比钱总高一着棋，这比看电视连续剧里人拔直喉咙吵架有劲多了。”
对人事的兴趣远胜于对天理的兴趣，这也许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真先生真要推行他的“文化经济学”，任重道远着呢。
讲课下午二时准时开始。大师看上去容光焕发，中午这一觉补得很及时。他一上来就说：“文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部分，已经讲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我就按照提问来讲下去。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按照原来的框架往下讲。”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无法发问。大师正准备依他的思路往下讲，钱总忽然欠了欠身子，又抢先发言了：“我嘛，也不算是提问，我只能提点希望。中午，我本来总要睡上一觉的，年纪大了，中午不接接力，下午就要发困。但是，我今天中午没有睡着，睡不着，也不能算是兴奋，就是睡不着。睡不着，就一直想到上午听大师讲的那些话，特别是最后举的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赵敏插话说：“是苏联解体的经济方面原因。”）对，对，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他的分析，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可以说是精彩，前所未闻。我可不是当面捧场。我这个人是有什么说什么。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是抵触的，而且认为大师在故弄玄乎。不就是农轻重的发展次序、比例关系吗？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比例失调，至于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吗？但反复想想，倒真有点道理。苏联的情况，跟我国的情况还是很相似的，我国有许多地方是学苏联的。我看大师提到的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在我国今天依然存在，所以大师提出‘文化经济学’是很及时的。现在，我真有点后悔自己急功近利的态度。要是大师满足我的要求，这样精彩的、富有启发性的讲课内容不就错过了吗？所以，我虚心接受上午赵敏对我的批评，我现在表个态，我要自始至终、有始有终地听完大师的讲课。同时，我真心希望大师多从宏观上、联系我国的经济实际来开导开导我们，不要受到我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多从宏观上讲，多从理论上讲，我们很喜欢听。”
按照雷午生听言外之音的方法，我直到最后，才似乎辨出了钱总嵌在这番糯米团一样非常诚恳的话里的鱼刺。他要诱导大师犯错误。也许，在他看来，你大师这样好标新立异的年轻人，一旦兴起，挑起中国经济的刺来，就会以言辞犀利、矫枉过正为能事，这样，话就容易出轨、露破绽，到时，他再抓住把柄，给以致命的一击。他这样的低姿态，是一箭双雕，既能改变赵敏对他的看法，又能使大师放松心理戒备，得意忘形。看来雷午生说他熟读三国，此言不虚。
果然，赵敏对他丢去一个表示友好的青眼，意思好像在说，您何必这样一本正经检讨，弄得我多难为情。钱总抿着嘴把这个青睐咽进肚子，又回头去看大师的反应。
大师也憨憨地笑得很灿烂。
“钱总说喜欢听我从宏观上理论上多讲讲，我觉得放心了许多。”我的心却一下子提了起来，“我本来一直担心大家是不是会嫌内容太空泛，但有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不说清楚又不行，否则下面的内容难以展开、推论难以讲清。所以，我出去讲课，一直注意把开头的理论部分尽量浓缩。想不到在这里碰上喜欢理论的知音，那我就在这方面再展开一点。”坏了，世上百事都穿，马屁不穿，大师一下子以为他的理论真的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兴趣，投桃报李，结果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知音”设下的圈套。就算他的理论天衣无缝，使钱总无从下手，那么，至少大谈理论，会使听众们对他失去兴趣。钱总表态要坚持到底，其他人却没有表态。只要听众一课课少下去，钱总也达到了坏他牌子的目的。
“钱总说得不错，我国的经济，有许多方面是学苏联的，有的不良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但是，在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方面，我国在理论上、决策方面比苏联要清醒，要先走一步。”
大师这话显然出乎钱某人的意料。他立刻嘀咕了一句：“是吗？我看好像不见得。”
大师说：“钱总一定读过‘毛选’第五卷中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但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毛主席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当初，学习这篇文章时，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去理解的，所以对其中有段话印象特别深，都能背出来：‘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背得出来，是因为对‘真想还是假想’这种提问题的思维方式很感兴趣。对经济关系方面，这段讲话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研究文化经济学以后，重新阅读这篇讲话，我感到震惊。农轻重的发展次序，就是这个时候定下来的。这次讲话是在1956年，中苏矛盾还没有公开化的时候。毛主席就断言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由此想到，这个错误，应该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它至少导致基础不稳固。所以，这篇讲话，也可以看作关于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的科学预言。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真是厉害，用赵敏小姐的话来说，我是好佩服、好佩服。”
经钱总的诱导，大师竟作了一篇学习毛选的讲用发言，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城府之深如他，一时也掩不住满脸的尴尬，这使我更相信自己对他的心思揣摩得不错。
大家听到最后大师对赵敏的调侃，都不禁笑了起来。唯独钱总没笑，而且，他将此认为是曲折地对自己的嘲弄，有点恼羞成怒，说：“但是中国的经济，在1956年以后，也未见得比苏联搞得好。那些凭票供应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饿肚皮的日子，我想大师也是亲身经历过的。大师自己也说过，六七十年代，苏联青年在追求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然有人批评，但至少还是公开、合法的；但在我们国家，一律穿蓝布中山装或者草绿色军装，女的穿领口绣花边的衬衫也可能被批判，更不要说涂口红、烫头发了，还有什么生活消费，不用说什么‘观念消费’了。为什么同样的错误，导致苏联解体，没有造成中国的类似情况呢？”
如果真像雷午生介绍的那样一向稳健、城府很深，那么，钱总此刻的表现是有点反常的。我想到了一句成语：“图穷匕见”。假如他以前是诱导大师犯错误，那么，现在他是想用激将法来逼得大师犯错误了。使学术报告的政治味越来越浓，对作报告人是不利的。
“1956年得出的正确的理论，作出的英明的决策，后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解体，除了经济原因，还有其他原因，也是很复杂的。您问我为什么苏联解体了，而中国没变？这个问题我没有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好回答。而且，也不是我这次来讲课的主题。钱总如有兴趣，我们可以抽时间个别探讨，我还要请教您的高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文革‘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改革开放，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城市的经济改革，也是从搞特区试点、从中小企业改制放权开始的，特区和中小企业，主要是轻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和第三产业，这就回到了《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资金积累很快，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普遍、快速的提高。相对来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想搞经济改革，但他们的习惯思路，使他们只注意体制的问题、劳动生产率问题，而没有意识到消费品生产在搞活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改来改去，旧的改掉了，新的建不起来，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又失掉了本来作为超级大国公民的自豪感，精神、物质两头不着落，民心就涣散了。
“还有一条我必须说一下，党中央对文化的意义与作用越来越重视。**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第六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过去我们说到文化，总是划在精神建设方面，好像是务虚的。我注意到，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把文化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相提并论，完全是实打实的。当然，江总书记讲的文化方面的竞争，是宏观的、全面的；文化经济学，只是研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是文化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过，这也许能证明，我这文化经济学，是顺应时代需要，适时而生的。钱总，您看我这么说，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钱总干涩地笑笑：“推销自己，这也是流行的嘛。”
赵敏插上来说：“你这也是顺应时代，适时而生。”
大师哈哈一笑，大家都笑起来，钱总也跟着笑了，但刹那间，笑容比哭相还难看。
钱总又卖力地为大师提供了一回做广告的机会，也让雷午生看了一出现代版的“草船借箭，”也许还捎上了“甘露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