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已经讲过，在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花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消费上的钱就越少，非生存消费已经成为当代消费的主流。我把这种消费称为‘观念消费’。大师这样开始他的第二课。
“为什么称它为‘观念消费’呢？因为吃饱穿暖、上有片瓦、下有坐骑，已经不是现代人的消费目标，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行得好，享受生活，这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消费。但什么叫做‘好’呢？什么才叫‘享受’呢？这个问题就使消费从实用功利领域转向了审美领域，就不能仅仅用物质标准来进行评判，而要引进并主要用精神标准来进行评判。追求‘好’的消费，就是观念消费，因为‘好’是一种观念，是精神性的。”
孙董插进来问：“按您说法，穿衣服一定要名牌，是不是一种典型的观念消费？”
大师回答说：“是的，可以这么说。”
“但名牌服装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从面料、设计、做工，都特别考究。消费者也不都是见风便是雨的，你说是名牌，他就肯大把大把掏钱出来的。名牌不是吹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得到消费者一致公认的，我认为应该是物质性的，不是什么观念。就算名牌是种观念，也是对客观物质的一种反映，本质是物质性的。”
大师的神色一下子变得有些严峻。对孙董这样的高度哲学化的质询，我也感到有些意外。如果不是事先有所准备，那么，就是孙董的哲学修养非常好，哲学神经特别**，寥寥几句话中，就听出了症结所在，一下子切中要害。不知他是否和钱总已暗中联手，否则，就是这小镇上藏龙卧虎，强手如云，反正，这三万元讲课费是有些烫手的。
但大师脸上的严峻神色也只是像电光火石稍纵即逝，他笑了笑说：“其实，我的观点与孙董的观点并不矛盾，说下去大家就可以明白。我提出‘观念消费’这一概念，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翻译过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恩斯特·卡西尔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把他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相提并论。他是西方重要哲学学派语言哲学学派的前驱，建立了一个‘文化哲学体系’，《人论》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人是文化动物’，人其实不能把握现实世界，而只能把握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当初读《人论》的时候，看到这些观点我觉得很震惊，一下子接受不了，与我从前所受的哲学教育似乎观念上有冲突。但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其实和我们以前接受的哲学原理是大同小异，只是因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一些说法从表面看去很不相同。而马克思说，哲学最重要的还不是如何说明这个世界，而是如何改造这个世界。运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的观念，可以给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以新的说明，因而，也就有可能遵循发现的客观规律，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说，我的文化经济学，是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听大师搬出这样一位西方的祖师爷来压阵，孙董的气势好像一下子退去了不少。但我相信他的话倒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来唬人的。《人论》一书我看过，对卡西尔的观点也曾热衷过好一阵，但我关心的主要是他关于美学方面的论述，或者说，是他的“文化哲学”在美学方面的运用。他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符号美学运动的“开路先锋”，他的“美在形式”的论断曾给我非常深刻的启迪。虽然我从来没想到过他的“文化哲学”还可以运用到经济学上，但刚才那位大师——传真先生对卡西尔哲学核心观点的表述是正确无误的，所以我认定他的“文化经济学”确有所本。我倒很想听听他是怎么会想到把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用到经济方面去，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的。我的职业习惯，决定我对有创意的心理过程特别感兴趣。然而我也知道在座的人对一般哲学讨论都兴趣不大，更不要说这种潜在的思想脉络发展过程了。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有不菲的价格，我当然不会用这种问题去消耗大家的金钱。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说了。”大师似乎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好像他了解我的心理活动，“我只举几个例子，说明卡西尔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正确理解他的原意，对理解后面的一系列推论很重要。
“昨天我做个一个试验，不知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称各位为‘资本家’，各位都推说不敢当。我相信各位在生活中一定常常被人尊称为‘老板’，各位对‘老板’这称呼的反应是不是跟‘资本家’一样呢？或许在座的也有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老板”的，别人一叫他‘老板’他立刻就声明，不，我不是老板，我只是打工的，但我相信这是个别的。一般的人，对‘老板’是乐于接受，而对‘资本家”则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老板’和‘资本家’指的不正是同一回事吗？‘老板’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老板’……”
“不，不。”孙董叫起来，“‘老板’和‘资本家’不完全是一回事。”
“怎么不完全是一回事呢？”大师问。
“过去，‘老板’和‘资本家’是一回事，不过，也有叫小业主为‘老板’的，上海的烟杂店老板，就是小业主。现在，有许多不是资本家的，像国有企业的经理、导演、实验室的主任、甚至国家机关的部门领导，都被叫做‘老板’……”
“是的，您说的一点也不错，而且正是我要说的。您得承认，‘老板’最初是用来称呼 ‘资本家”的。把开烟杂店的小业主称为‘老板’，是尊重他，被称呼者心里一定要有以‘资本家’为荣的观念，否则，就不会觉得你是尊称他，反会觉得你是侮辱他。解放以后，你就不能再叫开烟杂店的为‘老板’，要叫他‘先生’，以后又改为‘同志’，‘同志’在几十年里是至高无上的尊称。文化大革命中，见了谁都叫‘师傅’。现在，许多明明不是‘老板’的又乐于接受‘老板’的称呼，应该说明他们心中一样有以‘资本家’为荣的观念。但怪就怪在他心里虽有向‘资本家”看齐的观念，真听到有人直呼其为‘资本家’，却要声明拒绝。这种表里不一，说明在现实世界中是一回事的‘老板’与‘资本家’，在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却是泾渭分明的两回事。一个褒、一个贬，是那样明显，那样水火不兼容，在人们观念世界中是很实在、很具体，理所当然，谁也没有察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反应有什么矛盾可笑之处。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身处在观念世界中，习以为常，当然不可能察觉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从现实世界角度来看，观念世界存在的逻辑乖谬之处。
“请注意，我说的观念世界存在的逻辑乖谬，是以现实世界标尺来衡量的。如果换成观念世界的标尺，它自身的逻辑还是圆满的。就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随着地球不停地在自转与公转，却察觉不到这种旋转运动一样。地心说作为一种基于人们日常经验的解说，它自身的逻辑体系也是圆满的。欧几里得几何，运用于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中，它的逻辑体系是圆满的。如果运用于弯曲空间，它就不适用了。同样，像上面说的‘老板’与‘资本家’的差异，用观念世界的一套逻辑，也可能解释得通。但这只是证明观念世界相对现实世界是个有条件有局限的存在。黑格尔说，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说的‘现实’就是一种观念现实，他说的‘合理’，也仅是一种观念合理。所以，恩格斯合理地推论，凡现存的都是要消亡的。恩格斯的这句话，才是真正站在现实世界角度说的。相对于观念世界的现实世界，在哲学上，指的是本质世界，观念世界，指的是现象世界。人只能把握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是指一般的思维、非哲学思维，只能达到现象世界的水平，无法触及本质世界的深度。因为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只有在哲学思维中才凸现出来，所以卡西尔的理论和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我注意到孙董与钱总交换了一下眼色，钱总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摇头表示不以为然，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以后者居多。凭直觉，我相信钱孙两人是有备而来，联手出击，欲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发难，陷大师于狼狈境地。尽管大师的理论阐述是否无瑕可击还不敢说，但他的旁征博引、滔滔雄辩，已足够使孙董那点哲学三脚猫再无还手之力。而大师使自己的文化经济学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就立于不败之地，恐怕钱、孙等再也不会在这方面来挑问题找岔子了。
其实，孙董与钱总所标榜的一样，对“文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意识形态身份证问题，本来并不一定有什么兴趣。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只是想找个堂皇的理由，把大师从讲台上撵下来。想不到这番挑衅，倒让传真先生有了一个充分表现自己哲学涵养的机会。我注意到赵敏注视大师的目光更加富有感情，要是钱孙的挑战使大师在赵敏心目中更见光彩，甚至真的由崇敬培育出了爱情，那钱总真要后悔不迭，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想到这里，我竟有点幸灾乐祸起来。
但言多必失，发挥到这里就请打住吧。
然而大师兴犹未尽：“我们再来看看孙董刚才所举的例子。他说，名牌服装的面料、设计、做工都很考究，这些都是物质性的，不是观念的。不错，名牌服装的面料、设计、做工都很考究，是要比一般服装多耗用劳动时间，但一件名牌服装多用的劳动时间，是否真如名牌服装与一般服装的价格比，要相差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呢？名牌服装有名牌效应，有名牌的高附加值，这高附加值，就不是从面料、设计、做工等物质性因素中来的，而是从一种时尚流行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就像面料，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它的材料质地，而是决定于它是否流行。人造化纤、的确凉刚面世时，它们受到高级时装的青睐，但如今，它们又被曾经沦落的天然纤维织物所取代，几乎不可能成为名牌服装的面料。这种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其中有一些技术因素，譬如天然纤维织物的染色效果、免烫性比过去有很大提高，但最主要的是观念的变化。当有钱人穿化纤、涤纶等人造织物时，人造面料就吃香，就时髦；当有钱人改穿天然织物时，天然织物就东山再起……”
“请问，”孙董打断说，“这种观念的变化背后有没有物质原因呢？”
“当然有物质原因，”大师回答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存在决定意识。但物质原因与观念的形成、转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往往不能从物质条件的改变来推论出观念的转变，而相反，从观念的转变反过来分析物质原因的 变化。因为观念的变化要快得多，不稳定得多，而物质原因的改变相对要深得多、隐蔽得多。而且，恩格斯说过，精神的继承、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马克思和他还来不及详加研究。所以，我们在注意观念变化与物质条件关系的同时，还应该多注意研究、探讨观念变化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像名牌服装选用面料的变化，就与国际上的绿色运动不无关系。绿色环保运动，当然是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但为什么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会发展成西方世界一项很重要的组织运动？有些西方国家中，绿党已成为议会中的一个大党，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能用‘存在决定意识’三言两句说清楚的，不是能轻而易举 预测出来的。但是，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必然对经济带来重大、深刻的影响，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大师，”钱总终于打破了沉默，“您的理论的确立意很高，哲理性很强，但对我来说，好像太阳春白雪了。我努力听了半天，只听见‘观念’，‘观念’，印象中好像‘观念’比什么都重要，有了观念就有了一切。但也许我脑袋里观念太陈旧，不开化，我始终觉得没有找到联系实际的抓手，没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大师，请您能不能在关键的穴位上点一下，让我开开窍？”
我感到钱总的话有些近乎无赖。是他们不断用问题干扰传真的讲述，把他的话引向哲学讨论，现在又反过来指责他脱离实际，讲得太玄，公要馄饨婆要面，这样左右夹攻，大师倒是难于招架的。
大师显然对这样的责难缺乏心理准备，他停下来，手指下意识地弹了弹桌面，好像是在整理思路。这时，赵敏开腔了：“钱总，您好像太性急了。我觉得大师今天讲得很好，比我在上海听到过的内容讲得更好。特别是他结合回答孙董的问题，阐述了‘文化哲学’与唯物主义的关系，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也解决了我心头隐隐约约存在的疑虑：太强调‘观念’，会不会滑到唯心主义上去。现在我感到豁然开朗了，而且，更体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觉得这段话虽然理论性强一点；但一点不枯燥。也许您修养高，早就知道了，但您要照顾一点我们水平低的。大师讲课还是很生动的，联系实际针对性很强的，您耐心点听下去，要是到最后还不满意，我按讲课费标准赔您一份听课费，怎么样？”
钱总闻言，色勃如也。我也没想到，赵敏会这么厉害地出手一击，这个小姑娘真不可小觑。我回头瞧了雷午生一眼，只见他正阖上眼皮，但嘴角来不及藏起意味深长的一丝笑。这堂课，真快变成鸿门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