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走了那身住院服。那会儿顾不上这个。第二天，打完那一针之后，我又有精神了，而返回N大夫那里。他以一副怜悯的样子迎接了我，可是从那份怜悯里还是透出一种鄙视。这可是徒劳。要知道，他——是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应当明白，我这人并不能时时管住自个儿。我有病。究竟为什么要鄙视我呢！我交还了那身住院服。
他说：——
谢谢，——又补上一句，——现在，您又打算去干点什么呢？
我说得很利落（这会儿我正处于那种欣快状态之中）：——
我决定返回我那个边远地区去，况且，我这休假也快到期了。我非常感激您的帮助，我的健康情况大有好转了。我将在我那儿继续治疗。
他这样回答我：——
您的身体状况丝毫也没有好转，我呀，说实话吧，我觉得您跟我说这些真好笑。只需看一眼您这一对瞳孔就够了。喏，您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我呀，教授，我不能一下子就戒除掉……特别是眼下，在所有这些事件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发生这种时候……枪战可把我这人折磨得完全心神不宁……——
枪战结束了。有了新政权啦。您还是再躺下来养病吧。
此时，我回想起一切……阴森森的走廊……一个个均是空荡荡的，饰有油画的一道道墙壁……我在地上爬行着，活像那被打断了一条腿的狗……我在期盼着什么……什么呢？……是热水浴吗？……是那注射千分之五的吗啡的一小针呢。这种剂量，确实并不会使人致死的……而所有的忧郁依旧滞留在心头，像个重重的负荷横亘在那里……一个又一个空寂无聊的夜晚，那身住院服，我把它从身上给扯碎了，就是以此举来央求人家放我出去？……
不。不。既然发现了吗啡，从那神奇美妙的植物那些噼啪作响的枯干茎头中提炼出这个玩意儿，那么，也就该找出一种能对付它而没有痛苦的治疗办法来！我执拗地摇摇头。，一这时，他欠起身子，我便陡然惊恐地朝门那边扑过去。我觉得，他是有心要将我锁在门里，要强行将我留在诊所里……
教授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我可不是典狱官，——他开腔了，语气中不无愠怒，——我这儿也不是布特尔基精神病院。您且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吧。两周前，您还夸口说您这人完全正常哩，可是这……——他颇有表情地重复了一下我那惊恐的神态，——我并不强迫您留下来——
教授，请把我的治疗卡还给我吧。我恳求您——我这嗓门甚至都可怜巴巴地哆嗦了一下——
那好吧。
他转动钥匙喀嚓一声打开桌子，把我的治疗卡交还给我（卡上写着，我有义务承受那整个疗程为两个月的治疗，人家可以将我强行留在诊所里，等等，一句话归总，都是一些通常习见的规定）。
我用一只直哆嗦的手接过那张小纸片，将它收好。悄声说道：——
谢谢您了。
随后，我便站起身就要离去。我迈开了步子——
波利亚科夫医生！——这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握着门把手，扭过头来——你瞧，——他说起来，——您还是改变主意吧。您可要明白，您反正早晚还是要住进精神病诊所的，喏，那就有点晚啦……况且，您会是在那种要糟得多的状态中住进来的。我毕竟还是曾经把您当做一名医生的哩。而到那时，您将是在精神完全崩溃的状态中前来就医。您这人，亲爱的，其实，是不能行医的；看来，不向您的工作单位提个醒便是一种犯罪哟。
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清楚地觉得我脸上的血色顿时荡然消失了（尽管我这人脸上的血色本来就十分匮乏）——
我，——我以低沉的嗓门说道，——我恳求您哪，教授，可别向任何人透露……也好，那样我准会被解职的……人们准会说我是一个病人的……您出于什么动机要把我弄到这种地步呢？——
您走吧，——他懊恼地喊道，——您走吧。我什么也不说了。反正早晚会把您送回来的……
我离开了，一路上，疼痛与羞愧弄得我抽搐不止，这可是真情，我可以发誓的……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啊，我的朋友，我的忠实的日记。你倒是该不会出卖我吧？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套衣服，而是在于：我在诊所里偷了吗啡。三个立方厘米的晶体块，外加十毫克的浓度为百分之一的溶液。
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而是还有别的东西。钥匙就插在药柜子的门锁上。喏，要是没有钥匙呢？我会不会把药柜撬开？啊？凭良心讲实话吧？
我会撬开的。
这么一来，波利亚科夫医生——就是小偷啦。这一页，我会来得及将它撕去的。
喏，在有关行医的事上，他毕竟是过火了。没错，我是一个堕落者。完全正确。道德个性在我这人身上开始崩溃了。但我能工作呀，我并不会给我那些病人当中的任何一位造成什么不幸或是什么损害的。
是呀，我为什么偷呢？非常简单。我认定，在打仗和由政变所招致的一片混乱的时期里，我是无从弄到吗啡的。可是，当一切消停下来的时候，我还是在城郊的一家药店里弄到了——（……）溶液——这种对我既没好处而又让我厌烦的东西。（……）我还不得不低三下四。药剂师要求有印章才行，用那阴沉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在第二天里，我处于正常状态了，便没费任何周折就在另一家药店里得到了（……）——我给医院开了一个处方（当然，顺便开出了一些咖啡因和阿斯匹林）。可是，说到底，为什么我应当躲躲闪闪战战兢兢呢？我这人的脑门上果真写上了，我——乃吗啡中毒者？说到底，这又与谁有何相干呢？
再说，这崩溃是不是就甚为严重呢？且让我以这些笔记为证吧。笔记时断时续，可是，要知道我并不是一名作家！难道这些笔记里有什么疯狂的思想？在我看来，我的议论推断是十分健全的呢。
吗啡瘾者拥有一种独出的幸福，那可是谁也不可能从他那儿夺去的，——这便是那种在绝对孤寂之中打发生命的能力。而孤寂——这能孕生一些重大的、卓越的思想，这能产生那种静默的观照，那种超然的宁静，那种出众的智慧……
夜在流逝，黑沉沉，静悄悄。什么地方有片树叶都脱落了的林子，这林子后面是一条小溪，冷飕飕的，秋天。很远，很远才是那乱糟糟的、狂飚突进的莫斯科。我可是什么也顾不上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对哪儿也不神往。
燃烧吧，我这灯里的火焰，静悄悄地燃烧吧，经历过莫斯科的这些奇遇之后，我一心所想要的是休息，我有心将它们给忘却。
我便忘却了。
我忘却了。
十一月十八日。
霜冻。气候变得干燥了。我出了门，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小溪走去，因为最近我几乎从未呼吸到室外的空气。
个性崩溃——就让它崩溃去吧，但我仍然在试图阻止这崩溃。譬如说，今儿早晨我就没有注射。（……）我真可怜安娜。每一个新的百分比都是在要她的命呀。我可怜她。啊，多可怜的人！
是呀……是这样……你瞧……当我觉得难受时，我决定还是受一阵折磨得了（且让N教授来对我这模样欣赏一番吧），我拉开针头，走出家门，上小溪边去了。
多么荒漠而冷寂啊，没有声音，没有动静。黄昏尚未出现，但它已隐身在什么地方，这就要从沼泽地、杂草丛、树桩间浮游出来……这就要朝列夫科沃医院奔袭过来……我也在蹒跚而行，手中拄着拐棍（实说吧，近来我的身体已经很有几分衰弱了）。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在那小溪边，顺着斜坡，一个满头黄发的小老太婆朝我疾飞而来，她那件色彩鲜艳形如钟罩的裙子下面，两条短小的腿脚并没摇动……起初，我没明白她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感到惊恐。小老太婆不过是小老太婆呗。奇怪的是——这小老太婆怎么在大冷天里没戴头巾，只穿一件短衫呢？……而紧接着又有一个疑问，这小老太婆来自何方？她是谁呢？我们在列夫科沃的接诊一结束，最后一批农家的雪橇便各奔东西，于是，方圆十俄里——便是一个人影也见不着的，有的只是一团又一团的薄雾，一块又一块的沼泽，一片又一片的森林！而随后，我的脊背上一下子就冒出冷汗来了——我明白了！这小老太婆并不是跑，而正是在飞，脚不着地地飘飞哩。好兆头吗？但并不是这情形迫使我喊叫起来，而是这小老太婆双手握着一把草叉。我何以这么惊恐呢？为什么？我跪下一条腿来，伸开双手捂住双眼，以免看见她；过后，我转过身来，一瘸一拐地往回跑，往家中奔，犹如奔往一个可以生还的得救之地，我什么欲望也没有了，只求我的心脏别进裂，只求尽快地跑进那温暖的寓所，只求见到活着的安娜……还有吗啡……
我跑回来了。
一派胡言。无根无据的幻觉。偶然涌现的幻觉。
十一月十九日。
呕吐。这真难受。
我同安娜二十一日夜间的谈话。
安娜：——医士是知道的。
我：——真的？无所谓了。没关系的。
安娜：——你要是不离开这儿上城里去，我就上吊去。你听见没有？你看看你这双手，你看看。
我：——它们是有点发抖。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工作。
安娜：——你看看——它们可是透明的了，只是皮包着骨……你看看你这张脸……你听我一句，谢廖沙，你离开吧，我恳求你，你离开吧……
我：——那你呢？
安娜：——你离开吧。你离开吧。你可就要完了。
我：——喏，这话言重了吧。不过，我自己确实也闹不明白，我的身体何以就垮得这么快？要知道我染病还不到一年哩。看来，我这人的体质本来就如此。
安娜（悲伤地）：——有什么能使你起死回生呢？也许，就是你那位叫阿姆涅丽丝的妻子？
我：——噢，不可能的。你放心吧。谢谢吗啡，是它使我摆脱了她。
安娜：——唉，你呀，天哪——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也只有在小说里才会有像这个安娜这样的人。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康复，我定要将我的命运与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但愿那一位别从德国归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很有些日子都没拿起笔记本来了。我裹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在等着我哩。博姆加德离开了戈列洛沃地段，我被派去接替他的位置。派到我这个地段的——是一位女医生。
安娜——在这里……她会上我那儿去的……
虽说相隔三十俄里。
截然决定了：从一月一日起我就请病假，为期一个月，上莫斯科去，找那位教授看病。我又得在那治疗卡上签字，然后在他的诊所里领受一个月的非人的折磨。
别了，列夫科沃。再见了，安娜。
一九一八年
一月。
我没有启程。我不能同我这晶体的可溶解的小神灵分手。
治疗时我准会完蛋的。
我的脑海中愈来愈频繁地涌现这么一个念头：我不需治疗的。
一月十五日。
早上呕吐。
黄昏时三针百分之四的溶液。
夜里三针百分之四的溶液。
一月十六日
白天里，有手术，因而很是抑制了一段时间——从夜里直到晚上六点。
黄昏时分——这可是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住所里，我都已经清晰地听见那单调乏味而又咄咄逼人的声音，这声音反复念叨着：——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
注射过后，一切顿时荡然消失。
一月十七日。
暴风雪——没有病人要接诊。抑制时，我在读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恐惧不已的印象。我这人是完了，没指望了。
抑制时，树叶的沙沙声都会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人们一个个都是面目可憎；我害怕他们。欣快时呢，我则喜爱他们每一个人，但我更喜爱孤寂。
在这里，是需要小心谨慎的——这里，有一名男医士，两名女助产士。需要十分留意，才不致于暴露自己。我变得老练了，不会暴露自己的。谁也不会打听到，眼下我这儿就有吗啡储备。我亲自配制溶液，或者，预先就把配方寄给安娜。有一回，她曾（荒唐地）尝试用百分之二来替代百分之五。她亲自冒着严寒与暴风雪从列夫科沃把溶液送来了。
为这事我们俩在夜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说服了她，要她别这么干了。对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呢，我则宣称，我有病，我许久许久地琢磨，绞尽脑汁，一心要杜撰出什么样的一种病来。我声称，我患有腿风湿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我提醒他们说，我就要在二月里离开这里休假去，上莫斯科治病去。事情都很顺当。工作没有任何间断。在我闹起那种总要打嗝儿而抑制不住的呕吐的那几天里，我就避免去给病人做手术。因而，又不得不添上患有胃炎这一说。唉，一个人身上患有的病也太多太多啦！
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很有怜悯心，一个个都主动催促我快休假去。
外表：瘦削，面无血色，苍白如蜡。
我洗了个盆浴，并在入裕时在医院的磅秤上称了称体重。去年，我体重四普特①，现在呢，是三普特十五俄磅。我朝指针看了一眼，不禁诚惶诚恐；过后，这份惶恐消失了——
①一普特约为16.38公斤。
两只臂膀的前部已布满那不断长出的脓疮，两条大腿上也有。我不会无菌配制溶液，此外，有那么两三回，我注射时用的是未经煮沸的注射器，启程之前太匆忙了。
这种操作是不许可的。
一月十八日。
有过这样一次幻觉：我期待着黑糊糊的窗口出现一些面色苍白的人们。这真让人受不了。只有一幅窗帘。我便在医院里拿了一块纱布给挂上了。借口呢，我就是想不出。
唉，真见鬼！说到底，我为什么就得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想出借口不可呢？这可的的确确是苦折磨，而不是生活了！
我是否在顺畅地表述我的思绪呢？在我看来，顺畅。
生活？真可笑！
一月十九日。
今儿在班上，接诊间歇时，我们在药房里休息、抽烟那会儿，那男医士一边捻药粉，一边讲述道（不知怎么的还带着笑声），一位女医士染上吗啡瘾，由于没有机会弄到吗啡，她便每次服用半小杯鸦片酊。在他讲述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那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把我的目光藏到哪里才是。这种事情上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我直觉得他这人面目可憎。这里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有什么呢？
我像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溜出了药房。
“您认为这种病有什么好笑之处吗？……”
但我还是忍住了，忍……
处在我这种境地就不应当那么特别自以为是地待人了。
唉，这个男医士。他也同那些精神病医生一样心肠冷酷，那些医生们可是帮不了病人什么、什么、什么忙的。
什么忙也帮不上。
前面的那几行，写于抑制之时，其中自有不少不公正的东西。
二月一日。
安娜来了。她面色蜡黄蜡黄的，病恹恹的。
是我把她给毁了。我毁的。没错，我的良心承荷着这莫大的罪孽。
我向她发了誓，二月中旬我一定离开。
我能不能履行这誓言呢？
没错，我能履行的。
这就意味着，我还能活下去。
二月三日。
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它覆盖着冰雪，无边无涯，就像是童年岁月里听说的童话里雪橇将之连同卡伊①一起给运走了的那座小山。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在这座小山上飞驰，我也清楚，下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哎呀，安娜，你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要是你爱我的话……——
①卡伊：安徒生童话《雪女王》中的小主人公。
二月十一日。
我决定就这么办。我去找博姆加德。为什么恰恰就是去找他呢？就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医生，就因为他年轻，而且还是大学同窗。他那人健康，强壮，可是性情柔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他的。兴许，他会找……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关切。他是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的。且让他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我可不能上他那儿去哟。我已经获准休假了。我得躺着。我不去医院上班了。
我可是诬蔑了那个男医士了。喏，人家笑笑……并没有什么的。他常来看望我。总是请我到班上去听诊听诊。给他指点指点。
我没答应。又找拒绝的借口？我可不愿杜撰什么借口了。
给博姆加德的那封短信已经寄出。
人们啊！有谁能帮帮我呢？
我悲怆地叹息起来。如果有谁读到这句话，他会以为——这是做作。不过，谁也不会读到的。
在给博姆加德写信之前，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海里尤其浮现出十一月的莫斯科的火车站，那时，我从莫斯科逃出。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我在厕所里注射偷来的吗啡……那真是活受罪。门口挤满了人，人声如钢铁般轰鸣，人家责骂我久久地占着地方，双手不住地颤抖，门钩也不住地在颤抖，眼瞅着，门马上就要敞开来……
就是从那会儿起始，我身上便生出一些疖子。
回想起这一切，我哭了一夜。
十二日夜。
又是一次哭泣。夜间的这份软弱这份下作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拂晓时分记于戈列洛沃
我满可以祝贺自己了：我已经是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有打针了！一连十四个小时呀！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天色已然蒙蒙发亮。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决定去行事。我并不需要博姆加德，也不需要任何人，拖延自己这条生命，哪怕再延长一分钟，也是可耻之举。延续这条生命吗——不，绝不能。药，就在我手边哩。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喏，得了，下手吧。我对谁也不欠下什么的。我毁掉的只是我自个儿，再有，就是安娜。我还能怎么办呢？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就像阿姆涅丽丝吟唱的那样。她的日子，当然，过得又单纯又轻松。
这本笔记留给博姆加德。一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拂晓时分，我在远方的一个小镇上，读完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的这些笔记。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是全文，没有经受任何改动。我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笔记是否可资借鉴，是否为人所需呢？
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
现在，在十个年头都过去之后的今天，——这些笔记所引发的那份怜悯与那份恐惧均已逝去。这很自然；但是在现如今，当波利亚科夫的躯体早已腐烂，对他这人的记忆也全然消失的时候，重读这些笔记之后，我依然对它们有兴趣。兴许，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我是敢斗胆断然肯定这一点的。安娜-基里洛夫娜于一九二二年在她工作的那个地段死于麻疹伤寒。阿姆涅丽丝——波利亚科夫的首任妻子——栖居国外。她不会回来的。
我能否将人家赠送给我的这些笔记发表出来呢？
我能。我能发表的。医生博姆加德。
一九二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