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德林新月区，是诺丁汉一排装饰着盆栽的红砖造三层楼房。用各色陶土随意涂白的石阶看似干净但令人不敢领教，有些因为发现自己被注意到而羞红了脸，有些则板着黄脸表示不欢迎来者，有些在忿恨的情绪下气得脸发白。但它们全都一副“要你管”的表情。你最好扯一下发亮的铜铃——的确，被擦得晶亮的它们眨眼示意急切邀请你这么做——而你却过门不入，站在其中一级宽阶梯上想着重新粉刷石阶得花多少钱。格兰特走到索瑞尔过去常走的马路上去，心想如果黎凡特人知道他也这么做了，不知会怎么想。伊芙雷太太，瘦小，近视眼，年约五十的妇人，把门打开九十八度，格兰特上前询问索瑞尔的事。
索瑞尔先生已经不住在这儿了，她说。他一个星期前刚离开去美国了。
显然是有人造谣。
是谁说他已经去美国的？“当然是索瑞尔先生自己说的。”
没错，索瑞尔可能为了掩饰自己的自杀而撒谎。
他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她问，格兰特自称是便衣刑警，想进门和她谈几分钟。她似乎受到惊吓，但还是冷静地应对，把他带到一楼的起居室。“这以前是索瑞尔先生的房间，”她说，“现在住的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她不会介意我们暂用一会儿。索瑞尔先生没闯什么大祸吧？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他是个斯文的年轻人。”
格兰特向她再三保证，又问了她一次索瑞尔是不是独居。
不，她说。他和另一位先生合租这个房间，可是在索瑞尔先生决定去美国之后，另一位先生就去找其他的房子，因为他一个人无法负担房租，当时正好这位年轻的小姐有意搬进来。伊芙雷太太很遗憾他们搬走了。他们是一对好孩子，也是莫逆之交。
“他朋友叫什么名字？”
“乔瓦得·拉蒙，”她说，索瑞尔先生过去从事赛马赌注登记的工作，拉蒙先生和他一起工作。哦不，他们不是合伙人，但他们私交很深。
“索瑞尔先生其他的朋友呢？”
他没有什么朋友，她说。他和拉蒙几乎形影不离。费力回想后，她记起来有一两个朋友曾到过索瑞尔家里，她详尽描述来者，格兰特确定不是黎凡特人。
“你有没有索瑞尔先生或他朋友的照片？”
她想起在哪里留着几张快照，如果探长先生不介意等一下的话，她可以去找。她拿着两张明信片大小的生活照迅速返回，格兰特根本就来不及巡视屋内。“这些是去年夏天他们在泰晤士河边拍的。”
两张照片显然是在同一天拍的，背景同是泰晤士河边的垂杨。一张拍的是穿法兰绒便装的索瑞尔，一手拿着烟斗，另一手撑在别人身上。另一张照片拍的也是一个身着法兰绒便装的人，就是那名外国人。
格兰特盯着那张黝黑的脸孔好一阵子。照片拍得真好，眼睛没有像一般快照拍得模糊不清，眼睛就是眼睛。
格兰特似乎又看到那天在史翠德那双闪烁着惊恐的眼睛。
即使是在河畔轻松愉快度假的时刻，那双眼睛看来仍含着敌意。线条凌厉的脸一点也不友善。
“拉蒙后来去哪里了？”他理所当然地问。
伊芙雷太太并不知情。
格兰特仔细端详她。她说的都是真的吗？他的多疑让他觉得，她和另外一个人在演双簧。他一定住在泰晤士河南边的某处。
他满心疑虑。她是不是知道得比透露得多？是谁出钱要帮索瑞尔料理后事？索瑞尔的朋友和黎凡特人是同一个人，从索瑞尔那里拿了223镑的黎凡特人，应该不会出这笔钱。他盯着妇人坚毅的脸。她的笔迹有可能和男人一样，字迹鉴定专家不可能从来不犯错。她就是那个出钱，同时拥有一把左轮的人。不对，他纠正自己，是那个“寄”钱，同时拥有一把左轮的人。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拥有左轮手枪？他问。
没有，她从来没看过他们两个谁有这玩意儿。他们不是这种人。
又来了，没完没了地说着他们的斯文有礼。纯粹是私心偏袒呢，还是不怀好意想让格兰特上钩？他想问她黎凡特人是不是左撇子，但某种原因让他忍住了没开口。倘若她对他没有据实以告，问到跟拉蒙相关的问题等于打草惊蛇，暴露了他先前所有的调查工作。她可能会警告并惊动这只藏匿已久、他们早准备好要射击的猎物。现在还没有必要这么做。照片里的人是和索瑞尔住在一起的人，是在史翠德瞥了他一眼后急忙逃逸的人，是拿走索瑞尔所有的钱的人，也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排在队伍里的人。乐高得能指认他。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伊芙雷太太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线索。
“索瑞尔什么时候动身前往美国的？”
“他的船14日启航，”她说，“但是他13日就离开这里了。”
“黑色13号！”格兰特说，想让他们之间的谈话不会那么拘谨，少一点敌意。
“我才不信这个，”她说，“每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格兰特努力思索着。13日是谋杀当晚。
“拉蒙跟他一起走？”他问。
是的，他们当天早上一起离开。拉蒙先生要把他的东西搬到新家，顺便和索瑞尔先生碰个面。索瑞尔先生晚上搭乘与船联运的火车到南安普敦。她原本想去送行，但他坚持不用，所以她没去成。
“为什么？”格兰特问。
“他说时间太晚了，而且他不喜欢送行的场面。”
“他有没有别的亲人？”
没有，她从没听他提起过什么人。
拉蒙呢，该有亲人吧？有。他有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但大战后都移民到新西兰去了，从此就没再见过面。
这两个年轻人住在她这儿多久了？索瑞尔先生住在她这儿快八年，拉蒙先生也住了有四年之久。
拉蒙还没来的前四年，索瑞尔跟什么人分租房间？一些不同的人，但住得最长的一个是她现在在爱尔兰的侄子。是的，索瑞尔先生跟他们相处十分融洽。
“是他个性开朗，令人愉快吗？”格兰特问。
不是这样的，她说。用个性开朗和令人愉快形容索瑞尔先生并不贴切。这倒像是在说拉蒙先生。拉蒙先生才是个性开朗又令人感到愉快的人。索瑞尔先生比较内向，但是很好相处。偶尔容易情绪低落，而活泼的拉蒙先生最能逗他开心。
格兰特在想，就是这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从背后暗下毒手杀死了索瑞尔。他纳闷事件为什么不是另一种结局，为什么不是索瑞尔杀死拉蒙？他们之间曾经起过争执吗？没有，就她所知从来没有。她应答得也太快了。
“那么，”格兰特最后说，“我想你不介意把这些照片借给我一两天吧？”
“你保证把它们还给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损坏？”她说，“这是我仅有的照片，我真的很喜欢那两个年轻人。”
格兰特保证，小心翼翼地将照片夹人笔记本里，祷告着照片上还留着可辨识的指纹。“你保证他们会没事？”他临走前她又问了一次，“他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捅过什么娄子。”
“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一定没事的。”格兰特说。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苏格兰场，等候照片上的指纹化验结果时，他聆听威廉斯报告他在伦敦市赛马赌注登记市场毫无斩获的一天。没多久，那些照片又回到他的手上，他拿着照片匆忙赶往劳伦特。时间很晚了，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一名侍者茫然地收拾餐桌上的面包屑，空气中还洋溢着鲜美的银白鱼汤及烟酒的气味。无精打采的侍者正端着刚撤下来的仅剩面包屑的篮子，弯身为自己别无所求的心态高兴时，领班带进一位在别人都用完餐后才来的不速之客，使他原本的好心情不禁跌落谷底。当他认出来客是格兰特，马上整肃仪容转变态度，一脸“能为知名人士服务深感荣幸”的热诚，然而，心里却凉了半截地说，“我的老天，怎么这么倒霉！竟是马索的贵宾来了。”
格兰特要找马索，却听说他当天早上已经匆忙赶回法国去了。他父亲过世，他是家中独子，可想而知，他将继承一个成功的事业和一大片葡萄园。格兰特并未因没能再见马索一面感到特别失望，马索目中无人的态度常让格兰特不敢领教。他点了一份套餐，问说如果哈乌·乐高得在的话，可不可以让他过来谈一下。几分钟后，哈乌一身白色亚麻衣裤带着便帽的瘦长身影从门后的屏风出现，跟着一名侍者唯唯诺诺地走到格兰特的桌前。他看起来像个害羞的孩子，想来领取他自知已经到手的奖品。
“晚安，乐高得，”格兰特亲切地说，“你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现在，我要你看看这些，看你认不认得出他们。”他把十二张照片放在桌上呈扇形摊开，让哈乌仔细看清楚。这段空档长到让格兰特有时间想像，男孩最后会承认他说曾见过那个男人不过是吹牛罢了。然而，哈乌却毫不迟疑地回应他。
“这个，”他说，伸出细长食指指着索瑞尔的照片，“就是队伍里排在我旁边的人。而那个——”他的食指下移，指着拉蒙的照片，“就是过来跟他说话的人。”
“你发誓？”格兰特问。
哈乌知道格兰待只是要他证实所言不假。“是的，当然。”他说，“我愿意发誓。”
这就是格兰特要的。“谢谢你，哈乌，”他感激地说。
“等你当到领班时，我会光临，并把英国大半的贵族名流都带来捧场。”
哈乌不客气地对他笑笑，“那还是别来算了，”他说，“他们电影拍得太多，现在随随便便都看得到——”他努力搜寻恰当的字眼，“你知道吗——”他说，突然问，他出其不意地扮了一个忧郁的鬼脸，让格兰特差点将口中的鸭肉和豌豆喷出来。“我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他说，“等我真的发了——”他的手指指向一问企业，“我会买下一栋饭店。”
格兰特目送优雅的身影返回汤匙和擦拭银器的破布堆里，不觉微微一笑。典型的法国人，够精明，有商业头脑，有幽默感，又能灵机应变。但一想到他所有的优势都会被稍嫌薄弱的体格和俊秀的容貌给毁了，格兰特就不禁有点难过。但愿到时他动物性脂肪细胞组织里，仍能保有他的幽默。等格兰特返回苏格兰场，手上已经握有搜索令，批准逮捕3月13日晚上在沃芬顿戏院外杀了亚伯特·索瑞尔的凶手——乔瓦得·拉蒙。
当她在探长身后关上门，住在布莱德林新月区的妇人好长一段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会客室地毡的褐色花纹，伸出舌头舔着她的薄唇。她没有显现一丝不安，全副心力都集中在思考，大脑像个电动钟摆一样快速运动着。约莫两分钟的光景，她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仿如一件家具，一只安静的闹时钟。终于她转过身走回起居室，跌坐在被探长的重量压扁的椅垫里。她全凭本能让自己小心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似乎那是生命当前最马虎不得的一件事。她从餐具橱的抽屉里取出一条白色桌巾，开始准备晚餐，在厨房和起居室间从容地来来去去，精心将刀叉平行摆放好，一如她平日所做的。在她一切就绪之前，钥匙“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一位28岁，穿一身淡褐色的女人走进门。她的灰褐色外套，鹿褐色围巾，稍称得上流行的绿褐色帽子，告知了她的职业。她在走廊脱下橡胶鞋套走进起居室，应酬地笑谈外面的雨天。
伊芙雷太太应和着，说：“我帮你准备了一些冷餐当做晚饭，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出去一下。我急着去见个朋友，希望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女人向她保证没什么大不了的，伊芙雷太太感激地回到厨房。她从托盘里端出烤牛肉，切薄片做三明治，用白色餐纸将三明治裹起来装在面包篮里，配上煎好的肉肠、切成菱形的肉片和一包巧克力糖。她在火炉里添了一点儿柴，装满一壶水，把壶搁在炉台上，等她回来时水就烧开了，然后赶紧上楼。她回房里换上外出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把几缕顽固的发丝塞在帽子底下。她从抽屉里拿出钥匙，接着又打开另一个抽屉，数过抽出的那叠钞票后，把它们塞进钱包，然后在堆叠的帆布和丝绸上打开记事本写了一封短笺，将信签装入信封藏在外套口袋里。她再度下楼，拉出手套，拽起厨房桌上的小篮子从后门出去，并将门锁上。她走到街上，毫不左顾右盼，她挺直脊背，昂起下巴，坚毅前行，像是在对世人昭告自己是个操行良好的公民。她在富汉路的巴士站等车，表现出一副明达事理及懂得矜持的女人的样子，对其他候车乘客视若无睹。和往常一样，她上车时，车上只有那个观察力出奇好的驾驶员认出她曾经搭过他的车。当巴士带她前往布莱辛顿的途中，她丝毫不动声色：同车乘客以为她要不是只麻雀，就是根灯柱。抵达布莱辛顿前，她在史崔罕丘下了车，消失在夜晚的浓雾里，没有人记得她当时是往哪个方向去，没有人因她隐藏在外表下的紧张惶恐而觉得不安。
街灯如朦胧的月光般悬挂着，她往上走了好长一段路，又向下走到另一条一模一样——笔直平坦、雾茫茫的街灯、冷冷清清的路。一条又一条。在最后一条街的半途她突然转身，返回最近的一盏街灯。一个女孩匆匆忙忙地超过她，约会要迟到了；小男孩合掌摇着两便士发出“叮当”声响。没有别的人了。她假装借光看表，重新朝着原来的方向走去。她左边一幢有高耸宏伟的柱廊建筑，承袭着布莱辛顿上流社会的高傲和冷漠，墙上的灰泥如雪片般剥落，鲜艳夺目的窗帘显出房屋主人庸俗的品位。此刻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值得细看的，惟有门内扇形窗户缝隙露出的一丝光线显示屋里有人居住。她隐身在其中一扇门里，轻轻关上厚重的门。爬上两层光线微弱的老旧阶梯，爬到第三层楼，三楼没有灯。她抬头望望黑漆漆的楼上，倾听着，但整栋房子里只听得到旧木头发出的叽嘎声。她一步步缓慢地摸索着往上爬，在转弯处小心翼翼以免绊倒，终于走到没有半丝光线的楼梯顶端，停下来喘气。盘算着某人应该知道是她来访，她用手摸索看不见的门，找着了，她轻轻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门底下也没有显示里面有人的光线。但她还是又敲了一次门，嘴唇贴在门与门框衔接的缝隙悄声说，“乔瓦得，是我！”几乎在同时，门里有什么东西被一脚踢开，门开了，她从敞开的门外看见点了盏灯的房间，男人的侧影看上去像是逆光的十字架耶稣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