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默村何许人也?为何选择丁逆为制裁对象?事情还得从丁逆的特工生涯说起。丁默村(1901—1947)时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社会部长、特工总部主任等要职,权倾一时。丁默村天生反骨,投敌之前,便数易其主。1921年秋,丁到上海,由施存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回故乡常德后于1922年10月曾被选为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1月,又在上海加入国民党,1926年到广州,投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门下,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办事员。而顶头上司调查科科长就是后来显赫一时的cc派和中统的首脑人物陈立夫,丁默村深受陈科长的信任,被派往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艘军舰起义。临行前,陈向丁面授机宜,并问丁有无成功把握,丁胸有成竹地回答“把握在军中,如进军顺利,职虽不才,此去即使不能策动起义,起码可使其包持中立。”陈很欣赏丁的胆识,随即发给“特派员”的委任状。1927年丁任北伐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1932年任调查统计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1934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村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邮政检查处)少将处长,与第一处(总务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军警处)处长戴笠并立为当年中国特工的三巨头,而北伐时赏识丁默村的那位陈科长,早已变成政治暴发户,名列显赫一时的中国四大家族,虽然事隔8年,但在特工系统内,陈立夫仍旧是丁的顶头上司,而丁的出任第三处少将处长一职也是得力于老上司陈立夫的推荐。看似有职有权有势的丁默村,应验了乐极生悲的古训。1938年,张国焘投奔老蒋,陈立夫命爱将丁默村主持接待,引起二处处长戴笠嫉妒,到老蒋那里告了一状,说丁贪污招待费,丁被抹黑之际,正值国府特务机构大改组之时,那一年国府分别组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原有的一处处长徐恩曾和第二处处长戴笠分别出任调整后的“中统”和“军统”的副局长,主持局务,原与一、二处平起平坐的三处被解散。丁默村在卡位战中被排挤出局。只检得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虚职闲差,一气之下,便托词到昆明养病。这时,李士群正在上海组建汪政权的特务机构,邀约丁默村来上海共创“大业”为新主子服务,处于失意中的丁默村,与李士群一拍即合,遂与1939年1月从昆明转道香港回到上海。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上海东体育会路7号的虹口重光堂,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的引荐下,拜会了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贤二,并以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颇获土肥原的赏识。次日,即派其助手晴气慶胤到丁默村住所具体联络。丁又向晴气提出了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内容包括: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十个党部和各学校、各团体、各工会中的特别党部;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人民抗日会 等;三、指挥上海周围游击队的机关——江南游击总司令部;四、国民党的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并附有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人员及经费来源的详细说明。以及“对渝方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心理作战研究”等重要情报资料。这些都是日本人根本无法搜集到的机密情报。因此,晴气慶胤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所策划的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将上海为中心。于是,稳定上海局势,镇压抗日风潮,制止重慶方面的特务暗杀活动,是“和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丁默村的献计献策,正中下怀。在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下,日军参谋本部迅速给晴气慶胤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给予手枪五百枝,子弹五万发及炸药五百公斤。1939年3月以后,每月拨経费三十万日元。随即,与“和平运动”合流的上海特工部正式成立,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1939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上海特工部又划归“梅机关”指挥。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抵沪后,丁默村又归顺汪精卫,成为汪伪“和平运动”、“国府还都”的打手,除疯狂镇压抗日活动、残杀爱国志士之外,他们还绑架勒索、栽桩陷害、贿赂舞弊,可谓无恶不作,实属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