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讲汽车司机，他不仅要求莫雷尔让维尔迪兰夫妇改用汽车，换下他们那辆敞逢大马车（鉴于维尔迪兰夫妇对其圈子里的老常客一向慷慨大方，这事比较容易办到），但是，比较不好办的事，是得由他，即汽车司机，取代他们的驾车大把式，即那位多情善感、思想灰暗的年轻人。这事在几天之内就以如下的方式解决了。莫雷尔先让人陆续偷走马车夫套马车用的全套必备的马具。一天，他找不到马嚼子；又一天，找不着只衔索。再过几天，他的坐垫不翼而飞，马鞭不明下落，盖布，掸衣鞭，马蹄铁，麂皮接二连三不见踪影。但他总有办法东拼西凑；只是常常迟到，弄得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十分恼火，使他陷进了苦闷和悲观的境地。司机迫不及待要打进去，对莫雷尔扬言他就要回巴黎去。一不做二不休。莫雷尔振振有词，说服维尔迪兰先生的众仆从，说年轻的马车夫曾扬言，要让他们一个个落入一个圈套，他自以为了不起，他一个人可以制服他们六个人，莫雷尔唆使他们不能对他善罢甘休。可他自己呢，他可不能介入，只是先向他们报个信，好让他们先下手。他们算计好了，待维尔迪兰先生偕夫人陪他们的朋友们出去散步时，奴仆们就冲向马厩那里向年轻人猛扑过去。我后面还要谈到——尽管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但由于我后来才对那些人物很感兴趣——那一天，有一个维尔迪兰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度假，在他告辞之前，大家想让他出去逛逛，因为他当晚就要动身。
当大家出去散步时，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正好那一天，莫雷尔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而且本该在树丛中演奏小提琴，可半路上却对我说：“喂，我胳膊疼，我不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劳驾您请夫人将她的仆人带一个来，比如说霍斯勒，要他来给我提乐器。”“我认为叫另外一个更合适，”我回答道。
“吃饭要用霍斯勒。”莫雷尔脸上怒形于色。“算了吧，我不愿把我的小提琴交给任何人。”我后来才明白个中缘故。霍斯勒是年轻车夫心爱的兄长，要是他留在家里，岂不会助小弟一臂之力。在散步途中，莫雷尔低声对我说话，生怕大霍斯勒听见：“这是个棒小子，”莫雷尔说。“而且，他弟弟也是好样的。要是他没有那要命的酒瘾就好了。”“什么，喝酒？”维尔迪兰夫人问道，未曾想自己竟有一个好喝酒的车夫，脸色顿时气得煞白。“您没看见罢了我，心里老嘀咕，他给你们驾车，竟没出过事故，真是一个奇迹。”“难道他捎过别人？”“您只要看看他翻了多少回车就够了，他今天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明白他怎么没有呜呼哀哉，他把车辕都摔断了。”“怪不得我今天看不到他，”维尔迪兰夫人说，想到那场大祸可能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禁不寒而栗，“您让我好伤心。”她想草草收场回家转，可莫雷尔却挑了一首巴赫的曲子，变着花样拉个没完。她一回到家里，连忙赶到车库，发现车辕是新的，霍斯勒也头破血流。她不问青红皂白，当即告诉他，她不再需要马车夫了，给了他点钱，然而车夫自己却不想指控他那些可恶的同行伙计，他认定正是自己的伙计们接二连三地偷了他的一应车马具，而且自己也知道，要是忍气吞声，只能被当作死鬼看待，于是他只求一走了之，这样才得以相安无事。汽车司机第二天便登堂入室，没多久，维尔迪兰夫人（她只好另找一个）对他极为满意，她竟然将他当作绝对可靠的人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我。我不明底细，便在巴黎雇他打短，按日计薪；我实在太性急了，整个详情将全部写进阿尔贝蒂娜的故事里。此时我在拉斯普利埃，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朋友到那儿吃晚饭，而德·夏吕斯先生由莫雷尔陪同也在那里，莫雷尔冒充是一个“总管家”的儿子，那“总管家”挣固定年薪三万法郎，有一辆车子，好些小管家、园丁、财产代管人和佃农归他指挥。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我岂能让读者得出莫雷尔坏透了的印象。其实倒不如说他这人充满了矛盾，有些时日，还真有点儿可亲可爱呢。
听说马车夫被撵出了门，我自然不胜惊讶，尤令我惊愕不已的是，取代马车夫者正是那位开车带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到处游山玩水的司机。但他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编了一段故事，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听了以为他真的回到了巴黎，而且人家是从巴黎把他请来为维尔迪兰夫妇开车似的，我对此未曾闪过一秒钟的怀疑。解雇车夫是莫雷尔同我攀谈几句的原因，为的是向我表白，那个棒小子走了之后他有多么难过。况且，除了我独处以外的时间，除了他喜气洋洋连蹦带跳朝我扑过来的时候，莫雷尔在拉斯普利埃，眼看人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我，顿感自己却故意疏远了对自己无害的人，因为他曾对我过河拆桥，自断后路，剥夺了我对他露出保护神色的任何可能性（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想采取这种神态），于是他便不再与我保持距离了。我则把莫雷尔态度的变化归结到德·夏吕斯先生的影响上，的确，在他的影响下，在某些方面，莫雷尔已不那么狭隘迟钝了，更象个艺术家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对主子滔滔不绝的吩咐言听计从，哪怕通篇是欺人之谈，而且是信口开河，这反倒使他更加笨拙了。德·夏吕斯先生能告诉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预料到的这码事。我何以能未卜先知，猜到人家后来才告诉我的事情（我对此一直没有把握，安德烈所提供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种种证词，特别是后来提供的，我总觉得很不可靠，因为，正如我们过去有目共睹的那样，她打心眼里并不喜欢我的女朋友，甚至妒忌她），但不管怎么说，倘若确有其事，那么这两个人都瞒着我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贝蒂娜对莫雷尔很熟悉？正当马车夫即将被解雇之际，莫雷尔对我一反常态，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总认为他生性卑鄙，当他需要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便对我奴颜婢膝，过后，一旦帮了他的忙，他却翻脸不认人，我这才形成了对他的看法。对此，还要补充的是，他与德·夏吕斯先生有明显的**关系，还有并无后果的兽性本能，当兽性得不到满足（当兽性发作时），或由此引起了并发症时，他便会闷闷不乐；但这种个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永远那么丑陋，而是充满了矛盾。它好比中世纪的一部旧书，错误百出，通篇是荒谬的传说和**阴暗的内容，但堪称杰出的大杂烩。开始我以为，他的艺术，在他真正被视为大师的领域，给了他超出演奏者技巧的优势。有一次，我说了我要开始工作的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干吧，干出名堂来。”
“这话是谁说的？”我问他道。“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他还知道拿破仑的一封情书。“不错，”我心里想，“他有文学修养呢。不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恐怕是他对全部古今文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话，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对我重复它。还有一句话，他在我面前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为的是不让我向任何人谈及有关他的任何事，这句话，他也以为是文学语言，其实只勉强算句法国话吧，或者至少可以说不表达任何种类的意义，也许只对一个故弄玄虚的仆人才有用，这句话就是：“怀疑怀疑他人的人吧。”其实，从这句愚蠢的箴言到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话，莫雷尔的性格可见一斑，虽然变化多端，但也不象表现得那样矛盾。这小子，为了几个小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且没有内疚感——大概并非没有古怪的气恼，有时甚至气得发疯，但内疚一词与此风马牛不相及——这小子，只要有利可图，他不惜趁人之危火中取栗，这小子把金钱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讲普通人类最天然感情之上的善良，还是这小子，却把他获得的音乐戏剧学院一等奖证书置于金钱之上，在笛子班或对位法作品班，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是的话。他怒火中烧，发起无名火又阴又毒，其源盖出于他所谓的普遍的尔虞我诈（可能他将他遇到的怀有敌意的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普遍化了）。他绝不谈论任何人，却暗中玩弄自己的把戏，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从而以摆脱普遍的欺诈为荣。我的不幸在于，由于我回巴黎后势必引起的后果，他的不信任并没有对巴尔贝克的司机“表演”过，在司机的身上，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同类人，也就是说，与他的箴言相反，一个褒义的多疑者，一个在诚实人面前装聋作哑，却可与流氓恶棍一拍即合的多疑者。他感到——但这并非绝对错误——这样防人一手大有好处，永远使他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在贝尔热街的院楼里，人家休想抓住他任何把柄，对付他更是一筹莫展。他只要干下去，也许会干出点名堂，有朝一日会成为久负盛名的音乐戏剧学院大赛小提琴评判委员会的大师，人人将对他毕恭毕敬。
但是，在莫雷尔的脑子里发现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处，这也许是极符合逻辑的事。实际上，他的本性，就好比是一张揉皱的纸，皱折走向乱七八糟，以致不可能恢复正常状态。他似乎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美中不足的是错别字登峰造极，他一写信就是几小时，对他兄弟说，他待妹妹们不好，他是她们的兄长，他是她们的支柱；对妹妹则说，她们对兄长也有礼貌不周之处。
转眼间，夏日将尽，我们在杜维尔下火车时，只见太阳，受朦胧云雾的温存，在一色淡紫的天空中，只脱落成一片红轮了。傍晚，一派平和静谧的气氛临降到这一片片草木茂盛的盐碱草地上，吸引来许多巴黎人到杜维尔来度假，其中大都是画家，潮气初泛，却把这些巴黎人早早赶回他们自己的小小木屋别墅里去了。好几家灯火已上。只有几只奶牛望着大海哞哞叫着，另有几只奶牛，对人类更感兴趣，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车子。只有一位画家，在一个陡峭的高坡上架起了画架，试图将这大片的宁静，这柔和了的光线尽收画中。抑或，这一头头奶牛，正无意识地尽义务似的去为画家充当模特儿，因为它们举目凝视的神态，它们逍遥自在的身姿，在人们回家之后，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傍晚散发出来的休憩气氛已是夜间了。我若下午出去转一圈，那么最晚五点就得回去添加衣服，此时，又圆又红的太阳落入倾斜的明镜，而过去这面歪镜有多可恶，可现在，夕阳酷似希腊火硝，在我的书橱玻璃上，燃起了大海的战火。我匆忙穿上我那身无燕尾的常礼服，活象念咒者的举动，唤出了机警而轻佻的爱，就是我同圣卢一同去里夫贝尔吃晚饭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以为把德·斯代马里亚小姐带到林中之岛去吃晚饭的我，我无意识地哼起了当时也哼的同一个小调；我对镜顾影，方从歌曲中认出了那个且唱且停的歌者，歌者，其实，他只会这首歌。我第一次唱这首歌，那是我刚刚爱上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但我当时觉得，我也许永远还摸不透她的心。后来，在巴黎也唱了一回，那就是我中止爱她的时候，即第一次占有她后没几天。现在我又唱了起来，是在我重新爱上了她，将同她一起去吃晚饭的时候，饭店经理为此深感遗憾，他以为，我最终会住到拉斯普利埃，不再住他的店，他口口声声说听人说过，那边热病流行，病源来自“鸟嘴”沼和沼中的“死”水。我喜欢这种多样性，我的生活向三个平面铺开，就这样我看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当人们暂时变回过去的一个人，就是说，与长期以来的自己不同，其感觉的灵敏度，由于不被习惯所削弱，可以接受极其强烈的印象最微妙的刺激，使以前的一切统统黯然失色，而且由于这些印象勾魂夺魄，我们便会象一个醉汉那样一度且痴且狂。我们上公共马车或普通车子时天一般都黑了，车子把我们送到车站去乘小火车。在候车室里，首席院长对我们说：“啊！你们去拉斯普利埃！该死，她真不象话，维尔迪兰夫人，她竟让你们在夜间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吃一顿晚饭。然后，晚上十点还要迎着群魔乱舞的鬼风再往回走。可见，你们是没事找事干，”他搓着手补充道。也许，他这样说话，是因为不满意自己没受到邀请，也可能是“忙”人——哪怕是瞎忙——
通常有的满足，“没时间”去干你们闲极无聊的事。
当然，这的确合符情理，一个人整天拟订报告，整理帐目，答复事务信函，密切注视着交易所的行情，当他冷嘲热讽地对您说：“您真舒服，成天无所事事，”自觉高人一等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完全可以用来表示蔑视，甚至还要更厉害一些（因为进城吃晚饭，忙人也照吃），假如您的消遣是写《哈姆雷特》或只是读一读而已。对《哈姆雷特》写也罢读也罢，忙人是很少考虑的。他们对文化不感兴趣，当人家搞文化活动时偶然被他们碰上了，他们总觉得文化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们消磨时间的游戏，他们可能会这么想，在他们自己的行业里，正是同样的文化使一些可能本来不如他们的行政长官或管理人员脱颖而出，面对这班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口中念念有词道：“看来，他是个大文豪，一个杰出的人物。”不过，首席院长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之所以喜欢在拉斯普利埃吃晚饭，那是因为——正如他的所言极是，尽管是批评中提及——一席席晚餐“代表一次次真正的旅行”，我认为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行，因为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不是在旅途中寻欢作乐，因为大家赴会才是欢乐的所在，旅行的魅力是很难被整个气氛所左右的。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离开了饭店的热窝——已经成了我的家的饭店——登上了火车厢，同阿尔贝蒂娜同行，当喘着气的小火车进站时，车窗玻璃上便有灯的反光在闪烁，说明车已经到达一个站头了。我生怕戈达尔大夫发现不了我们，又没听到报站的呼叫，于是我打开车厢门，但呼地冲进车厢的，并不是老常客们，而是风，雨和寒冷。在茫茫黑夜，我看得出阡陌田野，听得到大海澎湃，我们正在茫茫原野中穿行。阿尔贝蒂娜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盒子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准备与核心圈子里的人相聚。的确，开始几次，吃晚餐之前，维尔迪兰夫人让阿尔贝蒂娜到她的盥洗室去整理整理，我虽然象我近来生活那样平心静气，但仍然有一点不安和嫉妒，我不得不在楼梯脚下就与阿尔贝蒂娜分开，我独自一人留在沙龙里，与小圈子里的人应酬，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心想，我的女友在楼上干什么呢，第二天，我连忙请教了德·夏吕斯先生，怎样才能打扮得更风流些，而后，我即在加蒂埃店里订购了一套梳妆必备品，它是阿尔贝蒂娜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它于我是一种心理安宁的保证，它对我的女友则是一种关怀抚慰。因为她肯定猜到了，在维尔迪兰家里，我不高兴她离开我，于是，在车厢里，她就做好了赴晚宴前的全部打扮了。
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常客里，如今也包括德·夏吕斯先生，他加入圈子已有好几个月了，是常客中的常客。很有规律，每星期有三次，在西东锡埃尔站的候客室里或月台上，进出站的旅客们可以看到这位胖子走过，只见他长着灰头发，黑胡子，双唇涂脂，这胭脂在季末不如炎夏时夺目，因为炎夏强烈的阳光照得它更突出，而酷热又把它半熔化了。他径直朝小火车走去，情不自禁地（只是出于行家的习惯，因为他现在已有一种感情，可以使他行为端正，抑或，至少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使他行动可靠）瞟一眼苦力们，大兵们，着网球服的青年人，那目光既蛮狠又胆怯，看后立即拉下眼皮，眼睛几乎闭上，怀有教堂祭司做祷告时的热心，又有用情专一的贤妻或大家闺秀的持重。老常客们坚信，他肯定没看见他们，因为他上了另一个包厢（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也常常这么干），活象这样的人，他弄不清人家被人发现与他在一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他却给您留下找到他的权力，假如您有找到他的愿望的话。最初那几回，大夫并没有找他的意愿，要我们让他一个人呆在他的车厢里。自从他在医学界获得显赫地位之后，犹豫不定性格就益发显露出来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后仰着身子，从夹鼻眼镜上头看着茨基，不是故意嘲弄，便是转弯抹角使同仁们的舆论为之一惊：“你们明白吧，假如我孤身一人，还是个小伙子……，不过，由于我妻子的缘故，听了你们告诉我的那事之后，我考虑是否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旅行，”大夫低语道。“你说什么？”戈达尔夫人问道。“没什么，这与你无关，这不是给女人听的，”大夫眨着眼睛回答道，对自己有一种庄严的满足，神色分寸适中，介乎于对其学生和病人板着脸孔说笑话的表情与维尔迪兰家里夹杂着俏皮话的不安表情之间，接着又低声说着话。戈达尔夫人只听清了两个单词，一个是“善会”，另一个是“舌头”，在大夫的语言里，前者指犹太种族，后者指饶舌多嘴，戈达尔夫人便想当然得出结论，德·夏吕斯先生可能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以色列人。她实在不理解，大家凭这一点就把男爵排斥在外，作为小圈子里的元老，她有责任要求大家别让他一个人呆着，于是我们大家都往德·夏吕斯先生的包房走去，由戈达尔大夫带头，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德·夏吕斯先生靠在角落里，正在读一部巴尔扎克的书，他已经发觉来人踟蹰不前，但他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就象聋哑人根据正常人无法感觉的气流就能知道有人来到身后那样，他对人家冷淡待他的态度，有一种真正的神经过敏的感觉。这种神经过敏，由于它形成习惯，无处不有，便给德·夏吕斯先生酿成许多想象出来的痛苦。就象那些神经过敏患者，感到稍有凉意，便怀疑楼上有人打开窗户，进门时怒气冲冲，并打起喷嚏来，德·夏吕斯先生也一样，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显得忧心忡忡，便断定有人把他议论此人的话告诉了对方。但是，人们大可不必露出不在乎的神色，也大可不必阴沉着脸或故意嘻皮笑脸，他却可以一一想象出来。相反，真诚实意反而很容易向他掩盖他不明底细的诽谤的真相。他一眼就看出戈达尔的犹豫，老主雇们以为那个埋头看书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待他们站好位置，距离恰到好处时，他突然向他们伸出手去，弄得老伙计们大为惊讶，然而他对戈达尔大夫只是欠欠身子，但马上又昂首挺胸，不屑用戴着瑞典手套的手去握大夫已经向他伸出的手。“我们坚持要与您同行，绝不能让您象这样孤单地呆在您的小角落里。这是我们的一大快事，”戈达尔大夫善意地对男爵说。
“我不胜荣幸，”男爵欠身冷着脸念道。“我很高兴，听说您决定选择这个国家扎下你们的帐……”她是要说古代犹太人在沙漠中搭的“圣帐逢”，但她似乎记得这词是希伯来语，这个字眼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可能有含沙射影之虞。于是，她挖空心思选择另一种她认为是亲切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一种庄严的表达辞令：“在这片国土上安下你们的，我是说‘你们的宅神’（的确，这些‘宅神’‘灶神’不属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属于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宗教，它已经没有门徒相传，因此也就不必担心有冒犯之虞了。）可我们，不幸的很，学校开了学，大夫要看病，我们始终不得在这一片同样的地方挑选住宅。”她指着一个纸盒子对他说：“况且您看，象我们这些女人，我们不如强性幸福；就连到维尔迪兰家这么近的地方去，我们也不得不随身带一大堆累赘。”就在这当儿，我看了看男爵手上那部巴尔扎克的书。这可不是一本装订书，随便买来的，象第一年他借我的那部贝戈特的书。这可是他书架上的一本藏书，如同带有题铭的那种：“德·夏吕斯男爵珍藏，”有时候，为了表现盖尔芒特家族勤奋读书的爱好，用“Inproeliisnonsemper”，以及另一个座右铭“NonsineLabore”取而代之。但我们发现这些题铭很快又被别的题铭所取代，尽量迎合莫雷尔的喜欢。不一会儿，戈达乐夫人找了一个她觉得对男爵更带有个人色彩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先生，”她稍停片刻后说，“可我这人想得开，照我说，既然人们真诚实意信仰，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我不象那些人，看见一个新教徒……就象得了恐水症似的。”“人家告诉我，我所信奉的宗教是真的。”德·夏吕斯先生说。“这是一位盲信者，”戈达尔夫人想：“斯万，除了最后，都是比较仁慈宽容的，他的确已经归依了。”然而，恰恰相反，男爵不仅是基督徒，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而且怀有中世纪的虔诚。对他而言，犹如对十三世纪的雕刻家一样，基督教堂，就该词活生生的词义上讲，里面居住着众多的生灵，而且被认为实实在在的：先知，使徒，天使，各路圣人，都簇拥在降世的圣子，圣母和圣父，上帝，所有的殉道者和圣师的身边，犹如他们的教民，形象鲜明突出，挤满了门廊，充满了礼拜堂。在他们中间，德·夏吕斯先生选择了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和拉斐尔作为求情人，他与他们常有晤面，请求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转达他对上帝的祈祷。因此，戈达尔夫人的阴差阳错令我们很是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