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头上残存的几片叶子抽搐着，追逐着风儿，但叶梗有多长，它们才能追多远，有时叶和枝的连接处断了，叶子掉在地上，又奔跑着去追赶风儿。我欣喜地想，如果这种天气继续下去，明天小岛将会变得离巴黎更远，无论如何，会变得人迹稀少。我们又上了马车，阿尔贝蒂娜见狂风消停下来，就要我继续带她到圣克鲁公园去游玩。天上的云彩也和地上的树叶一样追赶着风儿。天空中出现了一层层叠合的玫瑰红和蓝绿色的云彩，夜晚犹如候鸟，向着美好的气候迁徙。在一个小山丘上，屹立着一尊大理石女神像。女神孤孤单单，呆在一个似乎已成为她的圣地的大树林里，用她半神半兽的暴跳，使这片树林弥漫着神话般的恐怖。为了从近处瞻仰女神，阿尔贝蒂娜爬上山丘，我在路上等她。从底下往上看，阿尔贝蒂娜不再象那天我在床上所见的那样又粗又圆了（那天离她很近，连她脖子上的疙瘩都看得一清二楚），而是苗条纤细，象是用刻刀雕刻成的一尊小像，在巴尔贝克幸福地度过的每一分钟给她镀上了一层古色光泽。当我独自回到家里时，想起下午我和阿尔贝蒂娜奔跑半天的情景，两天后要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去吃晚饭，还要给希尔贝特回一封信——想起这三个我曾爱过的女人，我思忖，社交生活很象雕刻家的工作室，堆满了曾一度寄托着我们狂热的爱而现已废弃不用的毛坯。但我没有想到，如果毛坯的年代不算太久，有可能被重新捡起来，雕成一个与原先构思完全不同的、更有价值的艺术品。
第二天很冷，但是个晴天：这使人感到冬天来临（事实上，冬天早已来临，前一天我们在一片萧索景象的布洛尼林园里，能够看见由半绿半枯的树叶交织而成的穹隆，这不能不说是奇迹）。醒来时，我看见不透明的单调的白雾欢快地悬挂在太阳上，象棉花糖一般稠厚、轻柔，和我以前从东锡埃尔兵营的窗口看见的情景如出一辙。接着，太阳躲了起来，到下午雾变得更浓。太阳早早地下了山，我开始梳洗打扮，但现在动身尚嫌太早，我决定去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叫一辆马车。我不想强迫她和我同行，所以没敢随车前往，但我托马车夫捎去一张便条，问她是否同意我去接她。我躺在床上等待回话，闭了一会儿眼睛，后又睁开。从窗帘上方只透进一线亮光，而且渐渐消失。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时经历过的那个时刻，它象一条幽深而多余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能找到快乐。我在巴尔贝克就学会了体味这种昏暗而令人快乐的空闲时光，就和现在一样，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其他人都去吃晚饭了，我看见窗帘上方露出的亮光逐渐消失，但我一点也不觉到悲伤，因为我知道，黑暗象北极的黑夜一样的短暂，黑夜之后太阳又会复活，以更加明亮的光芒照亮里夫贝尔。我跳下床，系上黑领带，用梳子理了理头发，把早该做的这几个动作做完。在巴尔贝克，我做这几个动作时，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将要在里夫贝尔看见的那几个少女，我从卧室内那面斜挂着的镜子里提前向她们微笑，因此，这几个动作预示着一种充满阳光和音乐的欢娱。它们就象巫师，能召唤欢娱，不惟如此，已开始付诸实现；多亏它们，我对欢娱的真实性有了明确的概念，对它那轻浮而令人陶醉的魅力有了充分的感受，就象我从前在贡布雷那样，在炎热的七月，当我躲在不透光的阴凉的房间里，听见包装工敲敲打打的声音时，我真正认识了高温和太阳，并且感受到了它们的魅力。
因此，我渴望看见的，已不完全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了。现在，我没有退路，只好和她度过一个晚上。但因为这是我父母回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宁愿她不来，这样我就可以设法去看望里夫贝尔的姑娘们了。我洗了最后一遍手，心情愉快地穿过屋子，走到黑暗的饭厅里把手擦干。我觉得饭厅通向候见室的门开着，里面似乎亮着灯，可是门却是关着的，我误认为从门缝里透进的亮光其实是我的毛巾在一面镜子里的白色反光。镜子靠墙放着，等人把它挂起来，以迎接我母亲归来。我重温了一遍我在我们这套房间里先后发现的种种幻景。幻景并不都是由视觉引起的，因为我们刚搬进这套房子时，听见持续不断的、和人的叫声有点相似的狗吠声，就以为我们的女邻居养着一条狗，其实是厨房里水管发出的声音，一开水龙头，水管就象狗一样吠叫。楼梯平台上的门也一样，穿堂风吹过时，门慢慢地合上，伴随着如诉如泣的情意绵绵的歌唱，很象《汤豪舍》序曲结束时的朝圣者的合唱，再说，我刚把毛巾放回原处，就有幸再一次聆听到这段美妙的交响乐，因为门铃响了，我跑去给捎回话来的马车夫开门，候见室的那道门发出了交响乐般的声音。我想回话应该是：“那位夫人在楼下”，或者“那位夫人在等您”。可是，他手里却拿着一封信。我迟迟不敢拆看德·斯代马里亚写来的信。只要笔还握在她手中，她就可能写出别的内容，但她现在已经停笔，写好的信就成了一种命运，它将独自继续赶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动。我请马车夫先下去等我一会儿，尽管他低声埋怨雾太大。他刚走，我就拆开信封。我的客人阿里克斯·德·斯代马里亚子爵夫人在名片上写道：“很抱歉，凑巧今晚我有事，不能和您到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这几天，我一直在盼望这个时刻。我回斯代马里亚后会给您写一封更长的信。实在抱歉。请接受我的友谊。”突然的打击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泥塑木雕般地呆立着。名片和信封掉在我脚下，就象枪的填弹塞，子弹一射出，填弹塞就掉在地上了。我拾起信封和名片，开始琢磨信上的那句话。“她对我说，她不能和我在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就是说，可以和我在别的地方吃饭。我当然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找她，但总可以这样解释吧。”四天来，我的思想早已提前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到了那个岛上，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的欲望不由自主地继续沿着几天来日夜遵循的斜坡滑下去，尽管有这张便条，但因为刚收到，它不可能制约我的欲望，我本能地继续做着动身的准备，就象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希望多回答一个问题一样。我终于决定去找弗朗索瓦丝，让她下去给马车夫付钱。我穿过走廊，没有找到她，就拐进饭厅；突然，我的脚踩在地板上不再发出刚才那样的响声了，几乎听不见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寂静，甚至在我弄清原因之前，就给我以一种窒息和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毯的缘故。我父母就要回来，佣人们开始钉地毯了。这些地毯在愉快的上午，该是多么美丽啊！太阳犹如一位来带你到乡下去吃饭的朋友，在乱糟糟的地毯中等候你，把充满森林气息的日光投在地毯上；可是现在完全相反，地毯是冬牢的第一件陈设，我就要被迫生活在这个牢房里，和家人一起吃饭，再也不能自由地进出。
“先生留神，别摔倒了，地毯还没有钉好，”弗朗索瓦丝对我大声嚷道，“我早点打开灯就好了。现在已是‘九月’底，美好的季节已经结束。”
冬天即将来临。窗角上已出现一道冰痕，犹如一块加莱玻璃上的条纹。甚至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不到妙龄少女的踪迹，只有麻雀在顾影自怜。
我失望不仅是因为不能看见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而且还因为她的回信让我感到她似乎一次也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可我从星期天以来一直只为它而活着。后来，我知道她荒唐地爱上了一个青年，并且和他结了婚。可能那时候她和他就有来往了，也许为了他，才把我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如果她没有忘记，就肯定不会等我派车去后——况且事先并没有约好——才通知我她没有空。我和一个青年贵族女子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岛上共进晚餐的美梦，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爱情开辟了道路。现在，我失望，愤怒，我想不顾一切地重新抓住这个拒绝我的女人，这一切把我的感情也调动起来了，这样，就能使这个至今一直是我的想象力在孤军奋战（但却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可能的爱情维持了下去。
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多少这样的爱情啊！被我们遗忘的少女和少妇的面孔就更多了！这些面孔各不相同，就因为它们在最后一分钟躲开了，我们才觉得它们更迷人，朝思暮想地想再见到它们。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更是如此。现在，要我爱她，只须让我再见到她一次，使她留给我的强烈而短暂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否则，她不在我身边时，我就想不起她的面容。情况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我没有再见到她。我爱上的不是她，但本来可能是她。我很快就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当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心里思忖，如果情况稍微有些变化，我会把狂热的爱给予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个想法使得我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变成了最残酷的爱。没过多久，我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爱情，因此，爱情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我很愿意，也很需要这样认为。
弗朗索瓦丝把我一个人留在饭厅里了，她对我说，我不该在她生着火之前就呆在里面。她去准备晚饭了，因为即使我父母还没回来，从今天晚上起，我也要开始关禁闭。我发现碗橱旁有一大捆地毯还没有打开。我把头埋进地毯，歔歔欷欷地哭起来，地毯上的灰尘和脸上的泪水咽进肚子里，就象服丧的犹太人，用灰烬覆盖自己的脑袋。我浑身哆嗦，不只是因为饭厅里冷，还因为从眼睛里一滴滴落下的泪水，象能穿透衣服的、没完没了的、冰冷的绵绵细雨，使我的体温大大降低（这可以抵抗我们不想抵抗的危险，应该说是微小的诱惑）。蓦然，我听见一个声音：
“可以进来吗？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你可能在饭厅里。我来看看，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找个地方吃晚饭，如果这对你不妨碍的话，外面雾浓得可以用刀割了。”是罗贝·德·圣卢。他今天上午就到巴黎了，可我以为他还在摩洛哥或在海上哩。
我曾谈过我对友谊的看法（而且，正是罗贝·德·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无意中教会我这样认识的）。我认为友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很不理解某些天才人物，例如尼采，竟会幼稚地认为友谊具有一种精神价值，因而拒绝接受某些缺少精神价值的友谊。是的，当我看见有些人为了表示真诚，免除良心不安，竟会不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看到他们认为真实可以用行动，尤其可以用友谊这个本质上模糊的和不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认为在听到卢浮宫失火的假消息时，可以擅离职守去会一个朋友，和他一起为这场火灾哭泣，每当我看到这些，总会感到无比吃惊。在巴尔贝克时，我就发现，和妙龄少女一起玩耍对精神生活的有害影响比友谊的影响要小，至少前者和精神生活无关，而友谊却竭力要我们牺牲——不是通过和艺术一样的手段——我们自己唯一真实的和不能与别人沟通的部分，要我们服从表面的“我”。真实的“我”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但表面的“我”却只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外部的支持，受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外人的关照，从而找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它为得到保护而喜不自胜，感到心安理得，舒适安逸，为发现自己的一些品质——他会把它们叫做缺点——而惊叹不已，并且努力改正。此外，蔑视友谊的人可以成为上流社会最好的朋友，但他们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会受到良心责备。这种艺术家是一个道理。艺术家是构思杰作的，他感到活着就应该工作，但尽管如此，为了不显得或可能显得自私，他和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无益的事业，而且，他不想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理由越无私，就越勇敢地为它献出生命。但是，不管我对友谊有怎样的看法，即使认为它带给我的快乐不伦不类，介乎疲劳和厌烦之间，然而，再有害的饮料有时也能变成兴奋精神的宝物，给我们以必要的刺激，使我们得到自身得不到的热量。
当然，我不会要求圣卢带我去见里夫贝尔的姑娘，尽管一小时以前我很想再见到她们。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没有赴约在我身上留下的遗憾不愿意那么快就消失，但就在我感到心灰意懒，毫无趣味的时候，圣卢进来了，给我带来了慈爱、欢乐和生命，虽然现在它们还不属于我，但它们想把自己奉献给我，只求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可是圣卢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发出感激的惊呼声，为什么感动得掉眼泪。此外，在我们的朋友中，有谁会比那些当外交家、探险家、飞行家，或者和圣卢一样当军人的朋友更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感情呢？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去乡下，不知道还要上哪里，却把晚上奉献给我们，似乎想对这个晚上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们惊奇地看到，正因为这个印象难得而又短暂，就格外使他们感到甜蜜，但我们不明白，既然他们那样喜欢，为什么不让这个印象延长或者重复呢？同我们一起吃顿饭，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可这些旅行家们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就和一个亚洲人看见我们的林荫大道时产生的感觉一样。我和圣卢一同出去吃晚饭。下楼时，我想起了东锡埃尔，每天晚上我都去那家饭店找罗贝，那些被我遗忘了的小餐室现在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一间小餐室，以前我从没有想起过，它不在圣卢包饭的那家旅馆里，而是在一家更简陋的客栈，有点象乡村旅馆，也有点象膳食公寓，女老板和她的一位女仆负责端饭上菜，侍候顾客。大雪把我困在那里了。再说，那天罗贝不去他的旅馆吃晚饭，我也就不想挪地方。我在楼上一间全木结构的小餐室里，人们给我端来了饭菜。晚饭时电灯灭了，女仆给我点上了两支蜡烛。我把盘子伸给她，假装看不清楚，在她往盘子里放土豆时，我象要给她指引方向似的，抓住了她赤裸的上臂，见她没有抽回去，我就在上面抚摸起来，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把她拉到我身边，吹灭蜡烛，叫她搜我的身，拿一些小费走。以后几天，我觉得，当我渴望得到肉体快感时，不仅想要那个女仆，而且想要那间与世隔绝的木结构小餐室。然而，直到我离开东锡埃尔，一直没有再回那里，而是每天晚上到圣卢和他朋友们吃饭的那间餐厅去，这是出于习惯，也是为了友谊。然而，即使是圣卢和他的朋友们包膳的那个旅馆，我也许久没想起了。我们很少充分享受生活。在夏日的黄昏或早早降临的冬夜，有许多时光我们没有好好利用，然而，我们本来是可以从中寻找一点儿安宁和快乐的。但是，这些时光不是绝对都浪费了。当新的快乐时刻开始以同样尖细的，线状的方式歌唱，时光就使它们具有和管弦乐一样丰富的基础和内容。时光就这样延伸出去，和一种典型的幸福挂上了钩，这种幸福我们隔一段时间才能遇到一次，但它们仍然继续存在；在眼下这个例子中，幸福意味着放弃其余一切，和朋友到一个舒适惬意的地方去吃晚饭，那里象一幅美丽的图画，铭刻着我们对往事的记忆，我们曾作过经常去光顾的许诺。这个朋友将用他的全部活力和真挚友情搅动我们死水般沉闷的生活，把一种颤栗的快乐传导给我们，平时，我们在社交活动中是得不到这样的快乐的。我们将只属于他一个人，向他宣誓忠于友谊。誓言产生于这个特殊的时刻，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也许第二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圣卢宣这个誓，因为第二天，他就会带着友谊不可能持久的预感，勇敢而明智地离开巴黎。
如果说下楼的时候我重温了东锡埃尔的夜晚，那么，当我们来到街上，看见夜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雾浓得似乎盖住了路灯，走到跟前才依稀可辨微弱的灯光时，我眼前突然重现了某天晚上我到达贡布雷的情景：那时贡布雷的街上相隔老远才有一盏路灯，我在象马槽那样潮湿、温暖和神圣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难得看见一盏路灯，却只有一支大蜡烛的亮度。那时贡布雷的夜景（我已经记忆模糊）和我刚才从窗帘上方又一次看见的里夫贝尔的暮色相比，差距多大啊！当我觉察到这些差距时，我感到一阵兴奋，如果此时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兴奋情绪会给我带来许多启迪，使我在找到我那看不见的禀赋——我这本书就是一部寻找禀赋的历史——之前，少走多少弯路。如果今晚就能找到我的禀赋，那么，这辆马车对我来说要比贝斯比埃大夫的马车更值得纪念（那次，我在贝斯比埃的马车上写了一篇描述马丹维尔教堂钟楼的短文，恰好前不久把它找出来了，改了改，寄给了《费加罗》报，但却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不是连贯的，一天接一天的，而是固定在某个凉爽的或太阳照射的上午或傍晚，接受某个孤立的、偏远的、封闭和静止的风景区的庇护，把其他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之缘故？是因为那些不仅在外界，而且在我们的梦幻和性格中渐渐产生的变化——梦幻和性格千变万化，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已被消除的缘故？如果我们回忆起不同岁月的一件往事，由于中间存在着记忆的空白，隔着遗忘的高墙，我们觉得这件往事和其他往事之间仿佛隔着万丈深渊，就象是两个无从比较的东西，一个是可呼吸的空气，另一个是周围的色彩，互不相容，势不两立。但是，我此刻感到，在我刚才相继回忆起来的有关贡布雷、东锡埃尔和里夫贝尔的往事之间，不只是存在着时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不同世界的差距，它们的组成物质各不相同。如果我想在一件作品中，采用在我看来刻着我在里夫贝尔全部记忆的物质，那么，我就必须在至今一直和贡布雷灰暗的粗陶相类似的物质中加进玫瑰花的成分，使之骤然变得透明、密实，铮铮有声，赏心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