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知识大多是从病人那里学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关于“病人”的这种知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自以为可以向他身边的病人炫耀他以前从其他病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因此，迪·布尔邦大夫就象一个巴黎人同一个乡下人交谈，希望用一句方言使对方大吃一惊那样，狡黠地微笑着，对我外祖母说：“最厉害的催眠药对您无可奈何，说不定狂风暴雨倒能使您入睡呢。”“恰恰相反，先生，大风绝对让我睡不着。”可是医生的气量很小。“见鬼！”迪·布尔邦皱了皱眉，咕哝一声，好象有人踩了他一脚，以为我外祖母在暴风雨的夜晚睡不着觉对他是一种人身攻击。他毕竟自尊心不算太强，而且作为“超尘拔俗”的人，他认为不相信医学是他的责任，因此他很快就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
我母亲竭力想从贝戈特的朋友那里得到一颗定心丸。为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她补充说，我外祖母的一个堂妹得了神经官能症，在贡布雷她的房间里卧床不起整整七年，一星期只起来一、两次。
“您瞧，夫人，我不知道还有这件事，要不然我会给您举这个例子的。”
“不过，先生，我和她完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的医生不可能让我躺在床上不起来，”外祖母说，也许她有点被大夫的理论激怒了，或者她是想把别人对这个理论可能提出的异议先提出来，希望他能反驳，这样，在他走后，她就用不着再对他的权威性的诊断产生怀疑了。
“当然，夫人，精神病，对不起，我的话不好听，精神病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集中全部症状。您得的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昨天，我到一家私人神经衰弱病疗养院去了。在花园里，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张长凳上，象演杂技似地一动不动，歪着脖子，看上去很吃力。当我问他在做什么时，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头，答道：‘大夫，我的风湿病很重，而且我很容易感冒，刚才我活动得太厉害了，当我象这样愚蠢地弄得全身冒热汗时，我的脖子就会歪倒在我的法兰绒领子上。如果我没等热汗退下去就让脖子离开法兰绒，我准会得歪脖子病，要不就要得支气管炎。’的确，他可能得了歪脖子病。‘您是一个可爱的神经衰弱病人，您就是这种病人，’我对他说。您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向我证明他不是神经衰弱病人的吗？他说，疗养院的病人都有量体重的怪癖，因此，医生只得在磅秤上加了把锁，免得病人一天到晚量体重。而他却与众不同，他对量体重没有一点兴趣，医生只好强迫他上磅秤。他因为没有别人的怪癖而洋洋得意，却不想一想他也有自己的怪癖，正因为他有自己的怪癖，才没有另一种怪癖。请别见怪，夫人，因为这个怕感冒而不敢扭动脖子的人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有怪癖的可怜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别怕人说您是神经质。您属于这个非凡而可怜的家族，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东西全都是神经质的人创造的。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宗教，写出了杰作，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功绩，尤其不会知道他们在创造时忍受的痛苦。我们欣赏美妙的音乐，观赏美丽的图画，享受无数美好的东西，却不知道作者所付出的代价，失眠、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荨麻疹、哮喘病、癫痫病，惧怕死亡，而这种惧怕死亡的苦恼要比上述一切苦恼更具有危害性。您可能也有这种苦恼吧，夫人？”他笑咪咪地问我外祖母，“因为您得承认，我进屋时看见您正在心烦意乱。您相信自己病了，可能病得很厉害。上帝知道您相信您在身上发现了哪一种病的症状。您没有弄错，是有症状。神经质具有一种模仿才能。无论什么病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模仿消化不良病人的肚胀，孕妇的呕吐，心脏病人的心律不齐，结核病人的发烧，简直是真假难辨。连医生都会受蒙骗，病人怎么能不信以为真呢？啊！别以为我在拿您的病开玩笑，我不了解您的病，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要知道，真诚坦白应该是相互的。我刚才对您说了，没有神经官能病，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郑重地伸出食指，又说，“也不会有伟大的科学家。我还要说，神经官能病医生如果自己不得神经官能病，别说是好医生，就连一般的医生都算不上。在神经病理学中，一个医生尽管不怎么说傻话，但他也是一个治愈了一半的神经官能症病人，正如批评家是不再写诗的诗人，警察是不再行窃的小偷一样。而我，夫人，我不象您那样自以为得蛋白尿病，我并不神经质地害怕营养，也不怕出门，但我夜里总怕大门没有关上，不起来二十多次就不能入睡。那家疗养院，就是我昨天发现有一个不能转动脖子的诗人的地方，我去那里预订了一个病房，因为，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呀，当我给别人看病过度劳累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时，我就要到那里去休病假。”
“可是，先生，我也要接受那样的治疗吗？”我外祖母胆颤心惊地问。
“这倒没有必要，夫人。您抱怨的病状会消失的，我向您保证。再说，您身边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要他今后当您的医生。这个人就是您的病，是您的过度活跃的神经。我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治愈您的病，我自己不用动手，只要指挥您的神经就行了。我看见您桌上有一本贝戈特的书。您的神经质医好时，您也就不会再喜欢这本书了。然而，我难道有权用您过于活跃的病态神经带给您的快乐，去换取一种不可能给您快乐的完好无损的神经吗？您的神经带给您的快乐，恰恰是一种威力无比的良药，也许没有一种药能和它媲美。不，我不想让您活跃的神经变弱。我只是要求它听我的话；我要把您托付给它。但愿它向后退一退，能把阻止您散步，阻止您吃饭的劲儿用来促使您吃饭，促使您读书、出门。总之，要使您得到消遣。别对我说您会感到疲劳。疲劳是一种先入之见在身内的具体体现。您首先要做到不去想疲劳。如果您有时感觉不舒服——这种情况谁都难免——您就装出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因为您的活跃的神经会把您变成德·塔列朗先生曾深刻地说过的想象出来的健康人。瞧，它把您的病治好一些了，您听我说话时坐得很直，一次也没有后靠，目光有神，脸色红润，可是时钟才走了半个钟头。您自己当然是感觉不到的。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当我把迪·布尔邦大夫送出门后回到房间里时（房内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了，几个星期来象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头的忧愁顿时烟消云散了。我感到，我母亲已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而我自己也很快就要喜形于色；我恨不得让我身边的一个人分享我的激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迫切的心情，可以和我们知道有个人就要从一道紧闭着的门里进来吓唬我们的害怕心理相比；我想跟妈妈说说话，但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我把头靠在妈妈身上，久久地为痛苦哭泣，体味接受、珍爱痛苦的滋味（因为我知道它来自我的生命），就象我们总喜欢为一些合乎道德的，但情况却不允许我们付诸实现的计划兴奋激动一样。
弗朗索瓦丝对我们的快乐无动于衷，这使我非常恼火。她情绪很激动，因为盖尔芒特家的听差和那个爱打小报告的门房大吵了一场。一定要公爵夫人大发善心，出面调解，两个人才勉强讲和，而且，公爵夫人还宽恕了听差。因为她心地毕竟还算善良，她认为不相信“闲言碎语”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最好办法。
好几天以前，就有人陆续知道我外祖母生病了，纷纷前来向我们打听消息。圣卢给我写信说：“我不想在你亲爱的外婆生病的时候，对你进行过分的责备，她毫无过错。但是，如果我对你说，或者通过暗示让你知道我会忘记你的背信弃义，原谅你的狡诈和背叛，那是撒谎。”但我有几个朋友却认为我外祖母没什么大病，或者根本不知道她有病，约我第二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找他们，然后同他们一起先去拜访一个人，再到乡下去参加一个晚宴。他们说，这个晚宴会给我带来快乐。我没有理由放弃这两次娱乐机会。我们对外祖母说，她应该听迪·布尔邦大夫的话，多出去散散步，她就立即提出要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带她去那里对我说来是举手之劳，她坐着看书，我就可以同我朋友商定碰头地点，只要我抓紧时间，可能还来得及和他们一起赶乘到维尔—达弗雷的火车。可是，等到要出门时，我外祖母又不想动了，她感觉很累。可我母亲受了迪·布尔邦大夫的开导，来了一股子劲，她大发脾气，一定要我外祖母服从她。她想到外祖母又要回到神经质状态，从此一蹶不振，就差一点要哭了。这天风和日暖，再没有比这更适合外祖母出门的天气了。太阳不停地变动位置，把它稀稀朗朗的光线照到看上去不太坚固的阳台上，使石头的表层微微发热，给它蒙上一层朦朦胧胧的金色光晕。因为弗朗索瓦丝没得空闲去给她的女儿打电话，一吃完午饭就走了。不过，她还算不错，走之前到絮比安家去了一次，让他给我外祖母出门要穿的那件短大衣缝几针。我正好散步回来，就和她一起去裁缝家了。“是您的少东家带您来的，”絮比安对弗朗索瓦丝说，“还是您带您的少东家来的？要不就是什么古风和命运女神把你们二位一起带来了。”絮比安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天生就讲究句法，如同德·盖尔芒特先生天生只会——尽管他作了很大努力——违反句法一样。弗朗索瓦丝走了，短大衣也已补好，我外祖母该梳妆打扮了。她固执地拒绝母亲留在她身边，独自在房间里打扮，老也不见她出来。现在我知道她身体挺健康，我又满不在乎起来了（我们的亲人只要还活着，我们对他们就会采取这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我觉得她太自私，明明知道我跟朋友有约会，要到维尔—达弗雷去吃晚饭，可她却慢腾腾地没个完，就象故意要叫我迟到似的。我等得很不耐烦，尽管人家两次跟我说她就要准备停当，我还是一个人先下楼了。她终于赶了上来，还是象往常迟到时那样，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象一个有急事的人，满脸通红，慌里慌张，随身要带的东西忘记了一半。她追上我的时候，我快走到玻璃门了。门半开着，从外面吹进习习暖风，潺潺有声，仿佛有人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可房子的内壁却仍然冷得象冰块。
“我的上帝，早知道你要去会朋友，我就该穿另一件短大衣来了。这一件叫人看了有点寒碜。”
我看她脸那么红，吃了一惊，我意识到，她一定知道晚了，就匆匆忙忙下了楼。我们在加布里埃尔林荫大道上下了出租马车。刚下车，我看见外祖母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转身朝那个有绿色树墙的古色古香的小房走去。从前有一天，我在这个小屋里等过弗朗索瓦丝。我跟在外祖母后面（她大概想吐，一只手捂住嘴巴），登上那座建造在花园中央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小剧院”的台阶，我看见上次在这里遇见的那个护林员这次还在“侯爵夫人”身边。“侯爵夫人”一如既往，坐在厕所门口收钱，她那大得出奇的很不端正的脸上搽了一层劣质白粉，头上套着棕色假发，假发上戴了一顶插有红花，镶有黑花边的小软帽，活象马戏场上满脸涂着白粉准备登场，亲自在门口收门票的小丑。但我确信她没有认出我来。护林员擅离职守，坐在她身边同她聊天，他的制服也是绿色的，和树木的颜色很协调。
“那么，”他说，“您就老这样呆下去了吗？您不想离开？”
“我干嘛要离开，先生？您倒说说看，我在哪里会比在这里更好？到哪里去找这些安逸和舒适？再说这里人来人往，我自得其乐。我把这里叫做我的小巴黎，我从我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全巴黎发生的事。听着，先生，五分钟前从这里出去一个顾客，是一个职位很高的行政官员。嗨！先生，”她激动地喊了起来，仿佛——如果护林员假装怀疑她的论点并且提出异议的话——准备用武力维护她的论点似的，“八年来，您好好听着，上帝创造的每个星期之中，他每天三点钟准时到这里来，总是彬彬有礼，说话从来轻声细气，从来不把地面弄脏，他在里面要呆半个多小时，一面解小手，一面看报。只有一天没有来。当时我没有在意，可是到了晚上我突然心里嘀咕：‘一天过去了，可是那位先生没有来，也许他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对好人总是很留恋的。因此，第二天，当我又看见他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对他说：‘先生，昨天您没事吧？’他对我说，他自己没什么事，是他的妻子死了，他心神不定，魂不守舍，因此没有来。当然，他看上去就象婚后二十五年丧妻的人那样愁容满面，但他毕竟很高兴，因为他又来了。我感到他平时的微小习惯被打乱了。我尽量给他鼓劲儿，对他说：‘您不要自暴自弃。还象从前那样每天到这里来，这能使您在忧愁中得到一点儿消遣。’”
“侯爵夫人”接着换上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因为她看到花坛和草坪的保护神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没有提出异议，他的一把剑——看上去更象一把园艺工具——仍然安静地躺在剑鞘里。
“还有，”她说，“我对顾客是有选择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我叫做‘客厅’的地方受到接待。您看，这里难道不象一个客厅吗？还有花呢！因为我的顾客中有几个很懂礼貌，他们——不是这个，便是那个——都愿意给我捎来一枝美丽的丁香花，茉莉花，或者玫瑰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我们既没给她带丁香，也没有给她送玫瑰，我想她不会对我们有好印象，不禁脸色赧然。为了尽量避免当面——宁愿让她缺席审判——聆听她对我们的批评，我就朝出口处走去。但是，在生活中，受到最热情接待的不总是手捧美丽的玫瑰花的人，因为“侯爵夫人”以为我等不及了，对我说：
“要不要给您开一间小的？”
我表示不要。
“不要？”她微笑着又说，看上去是诚心诚意的，但我知道，要解手是不管要不要付钱的，但一定要有解手的需要。
这时，一个衣着很不体面的妇女匆匆走进厕所，看样子她确实需要解手。但她不是“侯爵夫人”世界里的人，因为“侯爵夫人”用一种冒充上流社会女人的凶相对她说：
“全满了，太太。”
“要等很久吗？”可怜的女人问，她头上插着黄花，脸憋得通红。
“啊！太太，我劝您上别处去吧，因为，您看见了，还有两个先生在等着呢，”她指着我们——我和护林员——说。
“再说，我只有一间能用，其他几间正在修理……一看这女人的脸就知道她不会付钱，”“侯爵夫人”说，“她不是这里的人，身上很脏，又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我恐怕要用一个小时才能把女厕所打扫干净。我才不后悔少收入两个苏呢。”
外祖母终于出来了，她在里面足足呆了半个钟头。我想她决不会为她的不得体的行为付小费的，于是我先走了，以免“侯爵夫人”可能对她嗤之以鼻时我也被捎带上。我走上一条小径，但走得很慢，好让外祖母不费劲地撵上来，同我一起走。果然，外祖母很快就撵上来了。我以为她会对我说：“让你久等了，我希望你不至于错过与朋友的约会”，但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有点失望，不想先开口；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她，我看见她在我旁边走，头却扭向另一边。我怕她又恶心了。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走路一颠一颠的，不由得心里一震。她帽子歪斜着，大衣很脏，显得邋里邋遢，神情很不满意，脸涨得绯红，看上去忧心忡忡，就好象是一个被车撞倒或被人从泥坑中拉上来的人。
“外婆，我刚才真怕您又恶心了。现在好些了吗？”我对她说。
她肯定在想，如果不回答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安。
“我听见‘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全部谈话了，”她对我说，“简直是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圈子里的人说话的腔调。上帝！那种事竟也能讲得如此文雅。”接着，她又认真地引用了一句她的侯爵夫人，也就是德·塞维尼夫人的话：
“听他们说话，我心里暗想，他们在为我准备愉快的告别会呢。”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她在说这些话时，动用了她的全部智慧。她的引经据典的嗜好和对古典作品的记忆，甚至比平时更加用心，象是为了显示她对这一切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听见的，毋宁说是猜到的，因为她的声音嘟嘟囔囔，牙咬得很紧，用怕呕吐的理由是很难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吧，”我轻松地对她说，尽量装得不把她的不舒服看得太认真，“既然你有点想吐，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家去吧，我可不愿意带着一个消化不良的外祖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遛达。”
“因为你和朋友有约会，我没敢提出来要回家，”她回答我说，“可怜的孩子！但是，既然你愿意，那当然更好。”
我担心她会发觉她说话时发音有些特别。
“行了，”我生硬地对她说，“别再说话了，你会累的，既然你恶心，再讲话就不合情理了，要说回到家里再说吧。”
她忧郁地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她明白没有必要再向我隐瞒了，我已经猜到，她刚才心脏病有一次小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