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得象头驴！”我心里暗想。我在生她的气，因为她刚才怠慢我了。当我看到她对梅特林克一无所知时，不由得暗暗高兴。“我每天上午走好几公里路，就是为的这个女人？我的心也太好了！现在该轮到我不要她了！”我自言自语，但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纯粹是交谈性语言，我们在过分激动而不愿意单独呆着的时候，会感到需要同自己（因为找不到别人）说说话儿，但却好象在同一个陌生人交谈，说的并不是真心话。
“我无法向您形容，”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的朗诵让人笑破肚子，一有机会大家就笑个不停，甚至故意做得过分一些，因为那个可爱的人不喜欢。其实，为这事罗贝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不这样，那位小姐可能会再来。我寻思，这件事不知让玛丽—埃纳尔多高兴哩！
家里人都这样称呼罗贝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埃纳尔·德·圣卢的遗孀，用以区别于她的堂弟媳德·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公主，另一个玛丽。为了避免混淆，巴伐利亚公主的侄儿、堂兄妹和夫兄弟在她的名字后面或者加上她丈夫的名字，或者加上她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这样就成了玛丽—希尔贝，或玛丽—海德维格。
“头天晚上预演了一下，真是洋相百出！”德·盖尔芒特夫人揶揄地继续说，“您想象一下她是怎样朗诵的吧，刚念了一句，甚至不到一句，仅仅念了四分之一句，就停下来，一停就是五分钟，我一点也没有夸大。”
“是吗，是吗，是吗！”德·阿让古尔先生惊叫起来。
“我极有礼貌地向她暗示说，她这样停顿，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原话是这样回答我的：‘念台词就应该象在作诗一样。’您想一想，这个回答不是太怪了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她诗朗诵得不坏哩，”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说。
“她一窍不通，”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再说，我不用听她朗诵，只要看见她手里拿着百合花，就心中有数了！我一看见百合花，就立刻知道她没有本事！”
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姑妈，那天我拿瑞典王后给您开了个玩笑，您没介意吧？
我向您请罪来了。”
“不，我不介意。你要是饿了，我甚至还让你吃点心呢。”
“喂，法尔内尔先生，您来扮演女招待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档案保管员说，照例开了个玩笑。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靠在安乐椅上的身子直起来（帽子就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心满意足地审视档案保管员给他端来的几盘花式点心。
“好极了。既然我和诸位已慢慢熟悉，就可以吃一块奶油蛋糕了，看样子很好吃。”
“先生扮演女招待象极了，”德·阿让古尔先生学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开了个玩笑。
档案保管员把点心端给投石党历史学家。
“您干得很出色，”投石党历史学家战战兢兢地说，努力想赢得大家的好感。
因此，他朝那几位也象他那样说了恭维话的人偷偷扫了一眼，仿佛要与他们串通似的。
“请告诉我，我的好婶母，”德·盖尔芒特先生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我进来时遇见的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是谁？我好象应该认识他似的，因为他很客气地朝我敬礼了，但我没有认出是谁。您知道，我对记名字最头疼，这很讨厌，”
他得意地说。
“勒格朗丹先生。”
“喔！奥丽阿娜有一个表妹，她母亲的娘家姓格朗丹。我记得清清楚楚，是鹰派格朗丹。”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叫格朗丹，什么称号也没有。但是，他们求之不得，你给他们加什么，他们就会要什么。那人的姐妹就叫德·康布尔梅夫人。”
“喂，巴赞，您肯定知道婶母讲的是谁，”公爵夫人忿忿地说，“就是那天您一时心血来潮，打发来看我的那个肥胖的食草动物的兄弟。她呆了一小时，我想我都快要疯了。可是刚开始，当我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长得象一头母牛的女人进来时，我以为来了个疯子。”
“听着，奥丽阿娜，她恳求我要您接待她，我总不能对她失礼吧。再说，嘿、您也太夸大其词了，她怎么会象一头母牛呢，”他又说了一句，象是在埋怨，可是却微笑着朝听众偷偷看了一眼。
他知道，他妻子的兴致需要用合乎情理的反话刺激，臂如说，不能把一个女人比作一头母牛啦，等等。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说出比第一个比喻更幽默、更妙趣横生、更别出心裁的话来。公爵天真地毛遂自荐，不露声色地帮助妻子大显身手，就象是一个在一节车厢里偷偷帮助赌徒玩猜牌赌博的秘密同伙。
“我承认她不象一头母牛，因为她象一群母牛，”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我向您发誓，当我看见这群母牛头戴帽子，走进我的客厅向我问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对她说：‘不，母牛群，你弄错了，你不能同我交往，因为你是一群母牛，’但一边又搜索记忆，终于想起来您的康布尔梅是多罗西娅公主（她说过要来看我，也长得象一头母牛），我差点儿叫她公主殿下，用第三人称同一群母牛说话。她和瑞典王后也有想象之处，都长着鸟类的砂囊。此外，她从远距离向我发起凌厉的攻势，非常艺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接二连三地给我送名片。我家里到处是她的名片，没有一件家具上没有，好象是商品广告似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大做广告目的何在。在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康布尔梅侯爵和侯爵夫人’，还写着地址，我记不起来了，再说，我也不会用上那个地址的。”
“不过，象一个王后是很荣幸的。”投石党历史学家说。
“啊！我的上帝！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和王后算得了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因为他想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新派人物，同时也为了装出不把同王族的关系放在眼里，尽管他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布洛克和德·诺布瓦先生站起身，向我们走来。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同他谈德雷福斯案了吗？”
德·诺布瓦先生仰头望了望天（但仍面带笑容），象是为了证明他心爱的女人要他做这件事是强人所难似的。然而，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对布洛克说，法国正经历着骇人听闻的或许是极其痛苦的年代。这很可能表明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狂热的反重审派（然而，布洛克曾明确对他说过，他相信德雷福斯无罪），因此，当布洛克看见大使的态度和蔼可亲，看见他故意装出认为他的交谈者言之有理，毫不怀疑他们之间观点相同，并且想与他携起手来共同谴责政府的神态，此刻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奇心更加强烈。他暗自思忖，德·诺布瓦先生没有明确指出的、但却似乎暗示他们之间看法一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他对德雷福斯案的看法究竟在哪几点上和自己一致？布洛克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在他和诺布瓦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神秘的一致性似乎不仅仅与政治有关，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对德·诺布瓦先生详细介绍过他的文学作品。
“您倒不赶潮流，”前大使对布洛克说，“因此我要祝贺您。在现在这个时代，公正不偏的研究已不再存在，尽向公众兜售**的或荒唐可笑的货色，可您却不。假如我们有一个好政府的话，您做出的努力按说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布洛克为只有自己幸免于这场世界性灾难而得意忘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想了解细节，他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荒唐可笑的货色是指什么。布洛克感到自己的创作路子跟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并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又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但无法理清德·诺布瓦先生的观点。他竭力想让他谈一谈现在报界经常提到名字的军官；他们比介入这一案件的政界人物更令人瞩目，因为政界人物早已遐迩闻名，而军官却不见经传；他们身穿军服，刚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走出来，打破了严格保持的沉默，就象洛亨格林从一只由天鹅引导的吊篮中走出来一样，激起人无限的好奇心。布洛克认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律师，多亏这个律师，他多次旁听了左拉诉讼案的庭审。他随身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一早就到那里，晚上才出来，就象去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或中学毕业作文比赛一样。习惯的改变使他的神经异常兴奋，而咖啡和激动人心的庭审又把他热烈的情绪推到顶点，当他离开法庭后，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晚上回到家里，还想重返美丽的梦境，他跑到两派经常出没的饭馆去找观点相同的人，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白天发生的事，用命令的口吻——这使他幻想自己在发号施令——要来一份夜宵，以弥补这一早就开始的中间又没有进餐的一天给他带来的疲劳与饥饿。人总是生活在实际经验和想象中间，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总想深入猜想他们如何生活，而对那些我们只能猜想如何生活的人，又渴望能认识他们。德·诺布瓦先生对布洛克的问题作了回答：
“已有两名军官介入这个案件，我曾听到一个人谈起过他们。这个人是德·米拉贝尔先生，他的判断力我是信得过的，他对那两个军官很赏识。一个是亨利中校，另一个是比卡尔中校。”
“可是，”布洛克喊道，“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女神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就象两头雄狮，争斗不休。比卡尔上校在军中身居要职，但是宝剑的闪光把他引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利剑一定会斩断他的虚弱的身躯，他会成为食死人肉动物和飞禽的佳肴。”
德·诺布瓦先生没有作声。
“他们躲在那里闲聊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指着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德雷福斯案件。”
“啊！见鬼！对了，你们知道谁是德雷福斯最狂热的保护者吗？你们谁也猜不着。是我的外甥罗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当赛马俱乐部的人听到他的‘光辉业绩’时，都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
“当然，”公爵夫人插嘴道，“如果他们都象吉尔贝，主张把全部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
“啊！这么说，盖尔芒特亲王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罗，”德·阿让古尔先生打断公爵夫人说。
公爵常把妻子当门面炫耀，但并不爱她。他“唯我独尊”，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况且他在家里向来对妻子很粗暴。作为一个坏丈夫和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他看到妻子非但不听他说话，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话头，不由得恼羞成怒，浑身颤抖，便立即收住话头，朝公爵夫人狠狠瞪了一眼，瞪得四座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您怎么想得出来跟我们谈吉尔贝和耶路撒冷的？”他终于又说话了，“风马牛不相及嘛。不过，”他缓和了一点语气又说，“您一定会承认，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被赛马俱乐部开除了，尤其是罗贝，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当过十年主席，终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这件事让那些人好不高兴，一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睛的。我不能责怪他们。您是知道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认为种族偏见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很想与时代同步前进。可是，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您要我同您说什么呢！”
德·盖尔芒特先生在说到“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夸张。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称号的人更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的自尊心使他想夸大盖尔芒特公爵高人一等的地位的话，那么，他的想象力却比高雅的情趣更促使他贬低公爵称号，谁都这样，总是此山望着彼山高，家花不如野花香，想象力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但适用于其他人，也适用于公爵。不仅是想象力的规律，语言也一样。不过语言的两条规律不管哪一条在这里都用得上。其中一条要求一个人的谈吐符合他思想所属的阶级，而不是他本人所属的阶层。因此，德·盖尔芒特先生哪怕在谈论贵族时，他的谈吐也很可能象平庸的资产者，会象他们那样说“当一个人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的称号”之类的话，而一个文人，一个象斯万和勒格朗丹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一个公爵，哪怕以上流社会的习俗为题材，也会写出充斥小市民气味的小说，贵族爵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个平民写的小说却可以冠以贵族的称号。至于德·盖尔芒特先生究竟是听哪个资产者说过“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的，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语言的另一条规律要求不时地有一些新表达方式问世，就象一些疾病，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谈起；在同一个时期内，可以听到有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偶然，就象一种美洲野草，一次偶然的机会，野草种子粘在旅行毯的绒毛上，然后又落在法国一条铁路的斜坡上，就在法国发芽生长了。然而，正如有一年布洛克对我谈起他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最可爱、最杰出、最有地位、最苛求的人发现，只有一个人他们认为是绝顶聪明、讨人喜欢和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布洛克”），我从一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只不过是把布洛克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罢了，同样，听到“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您要我说什么呢，”公爵继续说，“种族偏见在那里占优势，因此，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尤其是可笑的，”公爵夫人回答说，“他母亲坚决反对重审，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法兰西祖国联盟怎么就对他没有影响？”
“是这样。可不光有他的母亲呀，别给我们瞎吹了。不是还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吗？一个品行不端、最坏最坏的女人，她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她又恰好是德雷福斯先生的同胞。她把她的思想状态传给罗贝了。”
“公爵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可以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思想状态吧，”档案保管员说，他是反重审委员会的秘书，“用‘精神状态’，这个词和‘思想状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至少谁也听不懂。妙就妙在这里，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最时髦’的词。”
然而，档案保管员刚才听说了布洛克这个犹太名字，现在又看见他在向德·诺布瓦先生提问题，因而露出不安的神色，侯爵夫人见状也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只是理由不同罢了。侯爵夫人在档案保管员面前战战兢兢地装出反对重审的样子，生怕他知道她接待了一个同“工会”多少有点关系的犹太人会责备她。
“啊！精神状态，我得记在本子上，以后我要用的，”公爵说。（这不是故作姿态，公爵确实有一个小本本，记满了“引语”，每赴重大宴会之后总要温习一遍。）“我喜欢这个词。许多这样的新词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最近我读到一句话，说是一个作家很有‘才具’。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词。”
“精神状态可比才具用得广，”投石党历史学家插了一句，“我是国民教育部下属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在那里多次听到人用这个词。我在我那个圈子，也就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甚至在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的晚宴上也听说过。”
“我没有这个荣幸，我不是国民教育部的人，”公爵装出谦卑的样子回答说，但又那样踌躇满志，他的嘴巴禁不住露出微笑，眼睛禁不住向听众投去得意目光，可怜的历史学家看见公爵嘲笑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我没有这个荣幸，我既不是国民教育部的成员。”他自鸣得意地慢悠悠地重复道，“也不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的人（我不过是赛马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而已）……先生，您没参加赛马俱乐部吗？”他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嗅出了他话中的傲慢，但感到茫然不解，不由得浑身颤抖，“我也不到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去吃晚饭，我承认我不知道精神状态。阿让古尔，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德雷福斯背叛行为的证据公布于众吗？
据说因为他是陆军部长妻子的情夫，私下里都这样说。”
“啊！我还以为是内阁总理的妻子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无聊，成天谈这件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她从社交的观点出发，一心想显示自己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打算永远象这样当一个幸运的局外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玛丽·埃纳尔和维克迪尼埃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强迫我们与一大堆我们素不相识的叫什么迪朗或迪布瓦的女人为伍，说她们很有头脑啦，她们不在犹太商人那里买东西啦，她们的小阳伞上写着‘处死犹太人’啦，等等。前天我到玛丽·埃纳尔家去了。从前她家的聚会是很吸引人的。可现在，那里尽是些我们一生都想避开的人，就因为她们仇恨德雷福斯就聚到她家来了。还有一些人更是不三不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