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性。这种**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圈子中，对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人不屑一顾。但我**到她并不是生性冷漠才不和别人来往的，而且也不总是闭门谢客。心血来潮时，她也想结识这个或那个没有资格受她接待的无名人士，可能因为她觉得那人长得漂亮，或者仅仅因为听人说他很讨人喜欢，或者认为他与她熟悉的人不一样。而她所熟悉的人全都是最纯的圣日尔曼社交圈里的人，在那个时代，她对他们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决不会抛弃她。那个得到她赏识的生活放荡的青年，没有身分的小市民，对她的邀请不肯赏光，她就不得不一再发出邀请，久而久之，她在那些假上流人的眼里渐渐威信扫地，因为他们评定一个沙龙好坏，往往根据女主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她接待什么样的人。的确，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年轻时对自己是贵族的精华感到乏味，有意得罪她周围的人，以作践自己的地位自娱的话，那么，当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后，反倒眷恋起她失去的地位了。从前，如果说她为了向公爵夫人们显示自己比他们高明，她们不敢做的事她敢说敢做的话，那末现在，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公爵夫人们都不愿光临她的沙龙，她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她还希望能独霸一方，但不再是用思想，而是用别的方法。她想把过去她竭力排斥的贵妇都吸引到她的沙龙里来。不知有多少女人，一生就象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况且，对她们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年龄，似乎有着不同的世界，老人们守口如瓶，使得年轻人对过去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很难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当她们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时，她们又会不遗余力地去夺回她们在前一个阶段心甘情愿地抛弃的东西。那么是用怎样的方式抛弃的呢？当今的青年是想象不到的。更何况他们眼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回忆录作者，戴着白发套显得那么庄重，却曾经是一个一宵千金的风流女人，使多少现在已长眠地下的男人丧魂失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曾巧妙而自然地、坚持不懈地作践她高贵的出身给予她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即使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她对她的地位毫不重视。同样，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可以整天为自己密谋一种清静而懈怠的生活，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生活不堪忍受；当他赶紧在束缚他的网上再开一个洞眼时，很可能他只梦想舞会、狩猎和旅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地把我们现在的特征，而不是理想的人的特征作为临摹的图样。勒鲁瓦夫人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招呼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映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本性，却丝毫也不符合她的愿望。
毫无疑问，当勒鲁瓦夫人同侯爵夫人“断绝来往”（这是斯万夫人心爱的用语）时，侯爵夫人为了自我安慰，可能会回想起玛丽—阿梅莉王后从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爱您就象爱女儿一样。”但是王后的这种恩宠是不公开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就象艺术学院旧时颁发的头等文凭，上面布满了灰尘，它仅仅对侯爵夫人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上流社会中，唯有那些能创造生活，并且会随时消失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既不想保留，也不想到处张扬，因为在同一天中，还会有一百个好处接踵而来。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必要时会回忆王后的话来作自我安慰，但她却宁愿用王后的话换取勒鲁瓦夫人经常受到邀请的权力。就象一个大艺术家走进一家饭店，谁也不认识他，他那件过时的旧上衣和脸上腼腆的神情也显示不出他的才华，他宁愿自己成为邻桌那个年轻的场外经纪人，尽管这个人属于社会最低层，却有两个女演员相陪，老板、侍应部领班、侍者，穿制服的服务员，就连学厨的小徒弟，全都走出厨房，络绎不绝地跑来向他大献殷勤，就象童话剧中看到的那样，而那个饮料总管手里拿着满是灰尘的酒瓶，浑身上下也都是灰尘，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一瘸一拐地朝着经纪人走来，象是刚才从黑暗的酒窖上来时，半路上扭伤了脚似的。
然而，应该承认，勒鲁瓦夫人没有出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尽管使女主人伤心，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客人的注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勒鲁瓦夫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她仅仅在上流社会有名气。他们毫不怀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招待会是巴黎最出色的招待会，正如今天她的回忆录的读者所确信的那样。
离开圣卢后，我就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第一次去她家里，是德·诺布瓦先生向我父亲提议的。我在她的客厅里找到了她。客厅的墙壁装饰着黄绸，沙发和令人赞叹不绝的安乐椅是用博韦的绒绣做面，玫瑰红的几乎可以说是紫罗兰的颜色，看上去就象成熟的覆盆子，与墙壁的黄绸相映生辉。在盖尔芒特和维尔巴里西斯两家人的肖像旁边，还可以看到玛丽·阿梅莉王后、比利时王后、德·儒安维尔亲王和奥地利皇后的肖象，这是他们亲自赠送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头戴一顶旧时的镶着黑色花边的软帽（她以一种对地方色彩或历史色彩先入为主的本能保留了这顶软帽，就象从布列塔尼来的旅店老板，尽管他的顾客全都换了巴黎人，他却仍然认为应该让他的女仆们戴帽子和穿大袖管衣服），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桌上放着画笔、调色板和一张刚动笔的水彩画，旁边是玻璃杯、茶碟和茶杯，里面放着苔蔷薇、百日草和铁线蕨。客人纷至沓来，她这时已停止画花，那些杯、碟中的花草似乎象一张十八世纪的铜板画上的花卉，花就放在一个卖花女的柜台上。客厅里暖烘烘的，因为侯爵夫人在从城堡回来的路上受凉得了感冒，屋里特意生了火。我来到客厅时，已有几个客人在了。其中一个是档案保管员。今天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他一起，把历史人物写给她的亲笔信归了归类。这些真迹fac—similes后，准备作为证明文件放进她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在这些客人里，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看上去惶惶不安，不苟言谈。他得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继承了一张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想复制一份，作为他那部关于投石党的著作的插图，因此他来恳求得到她的同意。我的老同学布洛克也来了。他现在是个青年剧作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指望他能为她提供一些不要报酬的演员，参加她即将举办的日场演出。诚然，社会的万花筒正在转动，德雷福斯案件就要把犹太人贬入社会最低层，但是，一方面，尽管为德雷福斯翻案的狂风四起，波涛在暴风雨的开始阶段是不会达到高潮的。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至今还置身于德雷福斯案件之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听到家里有人怒斥犹太人，她也听而不闻。最后，象布洛克这样的青年犹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他们党内有代表性的知名犹太人却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他下巴上点缀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紧腰长礼服，手里拿着手套，犹如拿着一卷纸沙草纸。
罗马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会讨厌犹太人。但是在一个法国沙龙里，这些人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感觉得到。一个犹太人走进一个沙龙，就好象走出了大沙漠，象鬣狗那样倾斜着身体，弯着颈背，口中不停地说着“萨拉姆”，这副模样和神情，恰好能满足人们对东方风味的好奇心。不过，这个犹太人必须不属于“上流社会”，否则，他的外表很快就会象一个英国贵族，举止风度会完全法国化，这样一来，他那桀骜不驯的、象金莲花那样胡乱生长的鼻子会使人想到马斯卡里耶，而不是所罗门。但是布洛克还没有被“圣日耳曼区”的训练软化，也没有因为同英国和西班牙接触而变得高贵，尽管他一身欧洲装束。但对于那些爱好异国情调的人来说，他仍然是德刚画笔下的犹太人，奇特颖异，饶有趣味。
这个种族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个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现代的巴黎，伸到我们剧院的走廊里和银行、邮局、商店的营业窗口后面，伸到葬礼中和大街上；它使现代的帽子犹太化，吞并了欧洲的装束，使人忘记了旧式礼服，使之就范，总之，使和画在大流士一世宫门前一座絮斯风格建筑物中楣上的亚述誊写人所穿的衣服十分相象。（一小时后，德·夏吕斯先生向人打听布洛克这个名字是否是犹太人的名字，布洛克就认为夏吕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其实这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好奇心和对地方色彩的热爱。）但是，谈种族的延续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对所有这些人民的印象，最好还是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从古代画中熟悉了古希腊人的面孔，在絮斯一个宫殿的三角楣上看到过亚述人。然而，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邂逅这个或那个种族的东方人时，仍然会感到他们是超自然的人，是靠招魂术的力量招来的幽灵。我们仅有一个表面印象，现在这个印象有了深度，它在三维空间上伸展开来，它在动。年轻的希腊妇女，一个银行阔老板的女儿，当今最时髦的女子，看上去就象在一出历史芭蕾舞剧中扮演群众角色的女演员，活生生地代表着希腊艺术；但在戏剧中，导演使这些人物形象变得苍白无力。相反，当一个土耳其妇女、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沙龙，我们会看到一幅动人的场面，人物形象会变得生动活泼，奇妙非凡，仿佛真是招魂术招来的亡灵。是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是那些亡灵显形说中一贯宣扬的灵魂）在我们面前做着这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和表情，是我们从前在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模模糊糊地看到过的灵魂，从微不足道的先于经验存在的生活中找出来的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灵魂。在那个年轻的希腊妇女身上我们想拥抱的——但这只是妄想，因为我们靠近她，她就闪开——是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曾得到人赞美的人物形象，如果我利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客厅的光线给布洛克照几张相，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以色列的形象，正是那些亡灵的照片显示的形象。这形象是那样撩拨人心，因为它不象人；可又那样令人失望，因为它毕竟与人类太相象。更广义地说，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可怜的世界上，连我们周围人说的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尽管我们象围着一张转动的桌子围在他的身边，等待他道出无穷世界的奥秘，他也只会说出布洛克刚才说的话：“但愿他们注意我这顶大礼帽。”
“我的上帝，那些部长们，我亲爱的先生，”我走进客厅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象正在和我的老同学说话，我的闯入打断了她的话头，不过她立刻又接上了，“那些部长们，谁也不想见他们。尽管我那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国王曾要我祖父邀请德卡兹先生参加一个舞会。舞会上，我父亲要同贝里公爵夫人跳舞。国王对我祖父说：‘您会让我高兴的，弗洛里蒙。’我祖父耳朵有点背，听成了德·加斯特里先生，感到国王的请求很自然。当他明白是要他邀请德卡兹先生时，他心里一阵反感，但还是折腰应允，并且当晚就给德卡兹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光临他下周举办的舞会。因为，先生，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礼貌，女主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在请柬上亲笔写：‘清茶一杯’，‘跳舞茶会’，或‘音乐茶会’。然而，他们既懂得礼貌，也会表现出无礼。德卡兹先生接受邀请了，可是舞会前夕，人们得知我祖父因身体不爽而把舞会取消了。他没有违抗国王，但也没有让德卡兹先生参加他的舞会……是的，先生，我清楚地记得莫莱先生，他很风趣，他在法兰西学院接见德·维尼先生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十分拘泥虚礼，我仿佛还看见他手中拿着大礼帽回家吃晚饭的情景。”
“啊！这很能使人想到受腓力斯人影响相当深的一个时代，因为毫无疑问，回家时把帽子拿在手上是普遍的习惯，”布洛克说，他很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一个见证人了解昔日贵族的生活特点，而那位有时兼任侯爵夫人秘书的档案保管员向侯爵夫人投去了温柔的目光，仿佛在对我们说：“瞧！她多么了不起！她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答道，一面把浸着铁线蕨的玻璃杯挪近一些，呆会儿她还要画花，“这仅仅是莫莱的习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在家还拿着帽子。除非国王驾临，因为国王到哪儿都是家，而主人在自家的客厅里反而成了客人。”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有过教导，在……”投石党历史学家比埃尔先生壮着胆子说道。可他说话时畏首畏尾，怯生怯气，结果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患神经性失眠症已有几个星期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天天睡不着觉，累得精疲力竭，因此除了工作需要外很少出门。别人出门是家常便饭，可他就象从月球上下来一样费劲。正因为他不能经常出去走走，当他看到别人的生活不能随时发挥最大的效率以满足他生活中勃发的冲动时，就会感到万分惊讶。他每次去图书馆总要夺紧腰礼服，尽量使自己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就象威尔斯笔下的人物，可他常常吃闭门羹。值得庆幸的是，他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却没有被拒之门外，他马上就可以看见那张肖像了。
布洛克打断了他的话头。
“真的，”他说，这是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讲的国王驾临的礼节问题作出的反应，“您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象他不应该不知道似的）。”
“说到国王驾临，您知道昨天上午我侄儿巴赞同我开的愚蠢的玩笑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档案保管员。“他自己没来，而是派人来告诉我，瑞典王后想见我。”
“啊！他就这样冷漠地派人来同您说一说就完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布洛克高声说，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位历史学家只是羞怯而庄重地稍微笑了笑。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从乡下回来不几天，想清静一下，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心里纳闷，瑞典王后怎么会知道我在巴黎的，也不让我歇两天喘口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番话使她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讶：瑞典王后想登门拜访，而女主人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的确，如果说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在同档案保管员查阅她回忆录的有关资料的话，那么现在她已不知不觉地试图用回忆录的结构和魔力来影响一个代表着她未来读者的一般听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同一个真正高雅的沙龙是会有差别的。在高雅的沙龙里，不大可能出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待的那种庸俗女人，相反却能看见最终被勒鲁瓦夫人吸引过去的杰出的贵妇。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看不出来。作者没有把那些出身低微的朋友写进去，因为没有机会提到她们，却塞进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贵宾，因为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能写进很多人。如果写进回忆录的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历史人物，那么读者就会从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某某沙龙是一个高雅的沙龙。按照勒鲁瓦夫人的评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是一个三流沙龙，为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感痛苦。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勒鲁瓦夫人了，她这个评价也烟消云散。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昔日常有奥马尔公爵、布洛伊公爵、梯也尔、蒙达朗贝、迪邦卢殿下来访，今天又有瑞典王后光临的沙龙，会被丝毫没有改变价值观念的后代子孙誉为十九世纪光彩夺目的沙龙之一。从荷马和品达罗斯时代起，人类的子孙依然如故。在他们眼里，值得羡慕的地位是高贵的门第，皇亲国戚或准皇亲国戚，是国王、平民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友谊。然而，所有这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都沾点边，无论是她现在的沙龙，还是在回忆录中。她借助于回忆录，把她现在的沙龙延伸到过去，有些事稍微作了润色。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没有能力恢复他女友在上流社会的真正地位，但却把外国或法国政治家带进了她的沙龙。这些政治家需要诺布瓦先生。他们知道，经常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讨好前大使先生最有效的办法。勒鲁瓦夫人大概也同这些欧洲的知名人士相识。但她是一个知趣的女人，总是避免使自己的谈吐象个女学究，绝对不和总理们谈论东方问题，不和小说家、哲学家谈论爱情的本质。有一次，一个矜夸的贵妇问她：“您对爱情有何高见？”她回答说：“您问爱情？我只管实践，从不谈论。”如果文学名流和政治人物来到她的沙龙，她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样，只让他们玩扑克牌。不过，他们常常宁愿打扑克，也不愿意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束缚，一味地漫谈闲聊。这种闲谈，在上流社会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她却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素材和政治见解，写出了具有高乃伊式悲剧作品那样良好效果的回忆录。况且，只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可以传给后代，因为勒鲁瓦夫人们不会写，即使会，也没有空闲。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文学禀赋是使勒鲁瓦夫人们看不起她们的原因，那么反过来说，勒鲁瓦夫人们的蔑视却大大有利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文学禀赋的发展，使这些女学究们有闲从事文学生涯。上帝要人写出几本好书，便在勒鲁瓦夫人们的心里煽起了蔑视之火，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邀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赴晚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就得立刻撂下文具匣，吩咐给她套车，八点就得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