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坡,朝于迪迈尼尔驶去。骤然间,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幸福。自贡布雷以来,我并不常常有这种幸福感,这与马丹维尔的钟楼赋予我的幸福颇相类似。但是这一次,这幸福感是不完全的。在我们所循的驴背形马路缩进去的地方,我刚刚隐约看见了三株树木,大概是一条林荫道的入口,构成了我并非第一次见到的图案。我无法辨认出这几株树木是从哪里独立出来的,但是我感到从前对这个地点很熟悉。因此,我的头脑在某一遥远的年代与当前的时刻之间跌跌撞撞,巴尔贝克的周围摇曳不定,我自问是否整个这一次散步就是一场幻觉,是否巴尔贝克是只有我想像中才去过的地方,是否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这三株老树,是否就是从你正在阅读的书籍上面抬起双眼来时重新找到的现实。它向你描绘出一个环境,人们最后会以为自己确实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了。
我凝望着这三株树,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的头脑感觉到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我的头脑抓不住,就像有些物件放得太远,我们伸直了胳膊,手指头也只能碰着那物件的封套,而一点没抓住那物件一样。这时,我们稍事休息,再使一个猛劲伸出胳膊去,极力达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要让我的思想能这样集中起来,使一个猛劲,我必须独自一个人才行。就象我离开父母到盖尔芒特一侧去散步那样。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能够躲开!
可能我那么做就好了。我辨认出了这种快乐,确实,它要求某种就思维而进行思维活动。与这种活动相比,使你放弃这种活动的那种慵懒舒适看来就很平庸了。这种快乐,其对象只能预感到,我要自己为自己去创造。我只感受过难得的几次,但是每一次我似乎都觉得,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只要赖之以这每一件事实,我都可以开始一次真正的生活。
有一会,我将手放在眼前,为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而又不要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察觉。我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然后从我用更大的力气集中起来的思想中,向三株树的方向再往前一跃,或者更正确地说,往我内心的方向一跃。在这个方向的尽头,我在内心看见那三株树。我重又感到在那树后还是那个熟悉而又模糊的物件,而我无法拉到自己身边来。随着马车的前进,我看见这三株树都在靠近。从前,在什么地方,我曾经注视过这三株树呢?在贡布雷周围,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开始的一条林荫道。三株树使我忆起的名胜,在有一年我与外祖母一起去洗矿泉浴的德国乡间,也没有位置。是否应该相信,它们来自我生活中已经那样遥远的年代,以至于其四周的景色已在我的记忆中完全抹掉,就象在重读一部作品时突然被某几页深深感动,自认为从未读过这几页一样,这几株老树也突然从我幼时那本被遗忘的书中单独游离出来了呢?难道不是正相反,它们只属于梦幻中的景色?我梦幻中的景色总是一样的,至少对我来说,这奇异的景观只不过是我白天做的事晚上在梦中的客观化罢了。白天,我努力思考,要么为了探得一个地方的秘密,预感到在这地方的外表背后有什么秘密,就象我在盖尔芒特一侧经常遇到的情形一样;要么是为了将一个秘密再度引进一个我曾想渴望了解的地方,但是,见识这个地方的那天,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肤浅,就象巴尔贝克一样,这几株老树,难道不是前一夜一个梦中游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影像,而那个影象已经那样淡薄,以致我觉得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吗?抑或我从未见过这几株树,它们也像某些树木一样,在身后遮掩着我在盖尔芒特一侧见过的茂密的草丛,具有跟某一遥远的过去一样朦胧、一样难以捕捉的意义,以致它们挑起了我要对某一想法寻根问底的欲望,我便认为又辨认出某一回忆来了?抑或它们甚至并不遮掩着什么思想,而是我视力疲劳,叫我一时看花了眼,就象有时在空间会看花眼一样?这一切,我不得而知。
这期间,几株树继续向我走来。也可能这是神话出现,巫神出游或诺尔纳出游,要向我宣布什么神示。我想,更可能的,这是往昔的幽灵,我童年时代亲爱的伙伴,已经逝去的朋友,在呼唤我们共同的回忆。它们象鬼影一般,似乎要求我将它们带走,要求我将它们还给人世。从它们那简单幼稚又十分起劲的比比画画当中,我看出一个心爱的人变成了哑人那种无能为力的遗憾。他感到无法将他要说的话告诉我们,而我们也猜不明白他的意思。不久,两条路相交叉,马车便抛弃了这几株树。马车将我带走,使我远离了只有我一个人以为是真实的事物,远离了可能使我真正感到幸福的事物。马车与我的生活十分相象。
我看见那树木绝望地挥动着手臂远去,似乎在对我说:“你今天没有从我们这儿得悉的事情,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从小路的尽头极力向你攀去,如果你又叫我们堕入这小路的尽头,我们给你带来的你自己的一部分,就要整个永远堕入虚无。”确实,虽然以后我又一次体会到刚才这种快乐和焦虑,虽然有一天晚上——已为时过晚,而且永远不再来——我非常怀念这种快乐和焦虑,可是我到底没明白这些树想给我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从前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待马车再次改变方向,我背对着大树,再也看不见大树的时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我为什么面带沉思,我当时心里真是十分难过,似乎我刚刚失去了一位朋友,我自己刚刚死去,我背弃了一位死者或者没有认出一位天神来。
该想到归去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大自然颇有欣赏能力,比我外祖母更为冷静。甚至除了博物馆和贵族住宅之外,她也能辨认出某些古老的事物那纯朴而壮丽的美。她吩咐车夫走通往巴尔贝克的老路。这条路来往的人很少,两旁种着老榆树,叫我们看上去叹为观止。
我们一旦得知有这条老路,以后出去时,总要走这条路,除非去时我们已走过这条路,返回时,为了换换花样,我们才走另一条路,穿过尚特雷纳和冈特卢的树林。林中,无数小鸟就在我们身边相互应答,但是我们看不见小鸟在哪里,使人产生与闭上眼睛完全相同的宁静印象。我就象普罗米修斯被锁链拴在山岩上一样被紧紧拴在我的折叠式座席上,倾听着我的俄刻阿尼得斯。纯属偶然,我望见一只小鸟从一片树叶跳到另一片树叶底下,表面看上去它与这合唱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以至于我觉得从这个跳跃的、吃惊而又没有眼神的小小躯体上,看不出来为何要来这个大合唱。
这条路与人们在法国遇到的许多这一类的路完全相同,上坡很陡,然后下坡很长。当时,我不觉得这条路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只是为返回住所而感到高兴。但是后来,对我来说,这条路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因由,它留在我的记忆中,如同一条道路开头的一段。我后来散步时或旅行中经过的所有与此相像的道路,无法延续下去,都立刻与它连接起来,借助于它,能够与我的心即刻相通。马车或汽车一踏上这样的路,似乎是我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走过的那条路的延续,就像刚刚过去的事情支撑我现在的意识一样,我在巴尔贝克附近出游的那些下午产生的印象便立刻来支撑我的意识(这中间的年代完全消失)。那时,树叶散发着芳香,薄雾在缓缓升起,即将抵达的村庄后面,可在树木之间依稀望见落日的余晖,似乎那里便是我们的下一站,树木葱郁,距离遥远,当晚是到不了的。现在我在另一个地区,在一条相似的路上,我感受的印象,充满了与那时的印象相同的次要感觉:自由呼吸,好奇,懒散,有胃口,欢快,排除一切其他的感受。原来的印象与此刻的印象连接在一起,又得到了加强,更加浓稠,成为一种特殊的快乐类型,几乎是一种生活框架,后来我很难得有机会再次遇到。但是在这个框架之中,唤起回忆便在具体物质感受的现实之中注入了相当大一部分回忆的、想象的、难以捕捉的现实,在我经过的这些地区里,除了一种美感以外,又叫我产生希望从此永远在这里生活这种转瞬即逝而又狂热的欲望。有多少次,只是因为闻到了树叶的芳香,便忆起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面的折叠式座席上,与卢森堡亲王夫人擦肩而过时,亲王夫人从自己的马车上向她致意,忆起回到大旅社进晚餐的情景。这一切都如同难以形容的幸福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而这种幸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再次还给我们。人的一生中只能领略一次!
常常,我们未返回,太阳就已落山。我将天上的月亮指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腼腆地背诵出或夏多布里昂,或维尼,或维克多·雨果的美丽诗句:“它将忧郁的古老秘密撒下来”,或“象迪亚娜在泉边那样哭泣”,或“暗影如新婚之夜,庄重而崇高。”③
“你觉得这些诗句很美,是吗?”她问我,“‘天才’,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告诉你吧,我看见人家现在把一些事情看得太重,总感到很奇怪。而这些先生的朋友们,虽然一面也充分肯定他们的长处,却也首先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从前不像现在这样滥用天才这个词。如今,如果你对哪一个作家说,他只有些才华,他会把这当成是一种污辱。你刚才给我背诵了夏多布里昂先生关于月光的一个长句子,我可反对,我有我的道理,你马上会明白。夏多布里昂先生常到我父亲家里来。单独跟他相处时,他非常令人愉快,因为这时他很纯朴,逗人开心。可是客人一多,他就开始装腔作势,变得十分可笑。在我父亲面前,他宜称是他将辞职书摔到了国王的脸上,并且指导教皇选举会。他忘了,是他亲自托我父亲去向国王求情再次启用他,我父亲也曾亲耳听到他对选举教皇发出那些疯狂的预言。关于这个颇有名气的教皇选举会,应该听听布拉加斯先生的话,他跟夏多布里昂先生可不是一样的人。至于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关于月光的那几句话嘛,在我们家完全成了一种负担。每次城堡四周月光明亮时,如果有新来乍到的客人,总是建议他晚餐后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出去换换空气。待他们回来时,我父亲一定会把客人拉到一边,对他说: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口若悬河吧?’
‘噢,是的。’
‘他跟您谈月光。’
‘对,您怎么知道呢?’
‘等一下,难道他没有对您说……’于是父亲背出那个句子。
‘对对,可这是怎么个秘密呢?’
‘他甚至还与您谈到罗马乡间的月光。’
‘您简直是巫神嘛!’
我父亲并不是巫神,而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论对谁都上那一盘现成菜。”
听到维尼的名字,她笑起来。
“就是那个总说:‘我是阿尔弗莱德·德·维尼伯爵’的人。是伯爵也好,不是伯爵也好,这丝毫无关紧要嘛!”
说不定她认为还是多少有点紧要的,因为她接着这样说下去:
“首先,我不敢肯定他就是伯爵。不论怎么说,他出身很寒微,这位先生在他的诗里曾提到他的‘绅士顶饰’。对于读者来说,这格调多么高雅,多么有趣!这就像缪塞身为巴黎的普通市民而大肆夸张地说什么:‘武装我帽子的金雀鹰’一样。一个真正的贵族大老爷从来不说这类的话。不过,至少缪塞作为诗人还是有才华的。可是德·维尼先生,除了他的《圣克-马尔斯》以外,别的作品,我从来就一点也看不进去,枯燥无味会叫书从我手里掉下去。莫莱先生既有风趣又很机灵,而德·维尼却没有,莫莱让他进了法兰西学院可把他安排得够好的。怎么,你没有读过他的演说?那可是狡诈和狂妄的杰作!”
她见自己的侄儿们钦佩巴尔扎克大为惊讶,她责备巴尔扎克宣称自己描绘了“他被拒之门外”的社会,对这个社会他讲述了大量不可靠的事情。至于维克多·雨果嘛,她对我们说,她父亲德·布永先生在浪漫主义青年派里面有几个伙伴,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埃那尼》首演式时他进去了。但是他未能坚持到底,他觉得这位聪明但过分夸张的作家的那些诗句太可笑了。他得到伟大诗人的头衔只不过是一笔谈好的生意,是对他针对社会主义者危险的胡言乱语鼓吹出于利害关系加以容忍而给他的报酬。
我们已经远远望见旅家园指示灯。待马车到达大门附近时,门房,青年待者。开电梯的、表现出殷勤,天真,对我们晚归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安,已聚集在台阶上等待着我们。他们变得很亲切。他们属于那种在我们生命过程中要变多少次的人,正象我们自己也在变一样。但是。在某个时期内,他们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镜子,这时,我们从他身上找到了亲切感,感到我们自己得到了忠实的、友好的反映。我们喜欢他们更甚于喜欢某些久未见面的朋友,因为他们身上,更多地包含着我们当前的状况。只有那个穿着制服的仆役例外。白天他风吹日晒,现在为了不要忍受夜间的寒冷,已将他移进室内,并以呢绒裹身。再加上他那桔红色的头皮和双颊上那奇粉的花朵,在玻璃大厅中间。不禁使人想到作防寒保护的一棵温室植物。
我们在仆役帮助下下了车。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人,他是他们感到这场面很重要,自认为必须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我饥肠辘辘。为了不推迟用晚餐的时间,我常常不回房间。这房间最后也变成真正属于我了,以致重见那紫色的大窗帘和低矮的书架,就等于与自己单独相逢。物品也和人一样,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形象。我们一起在大厅里等候,等候着侍应部领班来向我们报告晚餐已备好。这时,又是我们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讲话的机会。
“我们借您的光了,”外祖母说。
“说哪儿去了!我真开心,这真叫我心花怒放,”外祖母的女友带着顽皮的微笑回答,拖着长腔,语调优美动听,与平时的纯朴自然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种时刻,她确实很不自然,她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想起一位贵妇人在她高兴与之相处的布尔乔亚面前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贵族风度。她并不狂妄,而她身上唯一真正礼节不周的地方,正是她过分客套。因为人们从这种过分的客套中辨认出圣日耳曼区贵妇人职业性的习惯。在她眼中,某些资产阶级总是有不满情绪的人,某些时候,她也注定要装成不满的样子。在与这些人热情相处的账上,她贪婪地利用尽可能的一切机会,将贷方的钱数早早支出去,这样,就使她可以在今后将她不邀请这些人出席的晚宴或盛大晚会记入她的借方。她那个社会阶层的天才从前已经对她发生了一劳永逸的影响,但是她不知道现在情形已经不同,对象已经不同。她希望以后在巴黎经常在她家中见到我们,而特许给她的可以热情待人的时间又很短,所以她那个社会阶层的天才狂热地推动着她,在我们在巴尔贝·克逗留期间,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玫瑰花和甜瓜,借给我们书籍,与我们坐马车出游以及与我们长谈。正因为如此,止如海滩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美景,旅馆房间里色彩斑斓的灯火和如同大洋深处的光线,将小商贩的儿子奉为亚历山大·德·玛塞多瓦纳一样神奇的骑师一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每日的殷勤相待,加上我外祖母接受这些殷勤相待的那种暂时的、夏季的随和,这一切都作为洗海水浴这一段生活的特征留在我的回忆中。
“把你们的外套交给他们,叫他们送上楼去!”
外祖母将外套交给经理。他好象对这种不尊敬感到难过。
他对我一向很和蔼热情,我念此心里很不好过。
“我看这位先生是不高兴了,”侯爵夫人说,“他肯定自以为是大老爷而不能给您拿披巾。我还记得德·纳穆尔公爵的故事,那时候我还很小,我父亲住在布永公馆最高一层。纳穆尔公爵走进我父亲的房间,胳膊底下夹着一大包东西,信件和报纸。从我家那有漂亮木雕的房门框框里,我觉得眼前出现的是身着蓝色礼服的王子。我以为那是巴加的手艺,您知道的,那些细木匠有时用很精巧的木棍做成小船,就像用缎带包扎花束一样。
“‘给你,西律斯,’他对我父亲说,‘这是你的门房让我交给你的。’他说:‘既然您要到伯爵先生那里去,我就不用上好几层楼了。不过。当心,别把捆信报的绳子弄坏了!’好,现在既然您已经把外衣交给人了,请坐吧,来,坐这,”她拉着外祖母的手对她说。
“噢,如果哪里对您都一样,我就不坐这张沙发了!两个人坐太小,我一个人坐又太大,我会不自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