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是那件事。现在他知道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了：就是这封信。他违心地期待着从荒唐、粗野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寻找着他，用死板的、打字机打出的字句扑向他那热气腾腾的生命，扑向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从不晓得什么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在翠绿的密林中巡逻的骑兵，感到一根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向他瞄准，里面装了一小粒铅丸，想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白费力气。他一夜夜在脑子里想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不到八个月以前在边界那边，他赤身裸体站在军医面前，因为寒冷和恶心而浑身发抖。那军医就像一个马贩子，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他从这种屈辱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两个月之久，他强忍着在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憋气。他身边的人张嘴说话，他就觉得看见他们舌头上粘着谎言的黄苔。他们的话，使他反感。看到冻得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碎了：他攥紧双拳，到处溜来溜去，感到自己火气很旺，而且充满仇恨。由于自己的愤怒荏弱无力，他对自己也产生反感。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得以和他的妻子一起移居瑞士：他越过国境线时，血液突然涌上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他第一次又感到自己是人，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又属于他，他的肺叶张开，从空气中呼吸自由。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力。异国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 
　　但是这种欢快、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惧又接着涌来。他感到，带着他的名字，他不知怎地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冰冰的眼睛，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正窥视着他。他于是缩着脖子，躲在壳里，不看报纸，这就不会看到要他报到的命令，更换住宅，掩盖自己的踪迹，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留局待领，避免和人交往，免得人家提出问题。他隐名埋姓，遁迹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借了一幢小屋。他从不进城，而是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是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夹着一张纸。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不知何地，不知何时，会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关上抽屉，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写下了他的姓名，他知道，这封信随后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把他找到为止。 
　　如今这封信，冷冷地，具体地，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张纸在这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开放出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每一张都和这张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文件’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非读它不可吗？我在人们当中并不担任什么官方职务，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管住。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强迫我非读这里面写的东西不可？要是我读也不读就把它撕掉，纸片就一直飘到湖边，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没有一颗水珠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地上，我嘴唇呼出的气息也不会变样！除非我想要知道，我才知道有这张纸，它怎么可能使我不安？可我不想知道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也不要。” 
　　手指一使劲，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是奇怪：肌肉不听他的使唤。他自己手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使唤。他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信封撕碎，它们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哆哆嗦嗦地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34.729F。根据M市区司令部的指示，清阁下至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市区司令部八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您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又走进房间，妻子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手里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妻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瞧，”她说道，“我找到什么了！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而在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残雪呢。”为了让妻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向花束弯下身子，免得看见他的心上人无忧无虑的眼睛，然后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他的画室就布置在那里。 
　　可是工作很不顺手。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上面就突然出现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像是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浓血和伤口。他的自画像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让他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狂！疯狂！”他大声嚷道，脚跺着地，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走。但是他的双手索索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他妻子叫他去吃午饭。 
　　每一口饭都噎住他。上面，在嗓子眼里，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先得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翻了上来。他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发现妻在观察他。突然他感到妻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了，费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军方的消息？”他又点点头。妻沉默了，他也沉默不语。这个思想一下子挺立在屋里的什物中间，粗大而又沉重，把一切全都挤到一边。它神手神脚粘粘糊糊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它像一只潮乎乎的蜗牛，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直打寒噤。他们不敢彼此对望，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个思想形成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就压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