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制的红白两色棋子已经列好阵，准备一场厮杀。每次开局前，一颗颗棋子看上去都那么精神抖擞、跃跃欲试而又有些惶恐迷惑。这时，是晚上十点，我已经回到我住的公寓里。我嘴里叼着烟斗，手臂旁边放着一杯酒，脑子里什么也不想，除了那两具被谋杀的尸体和那枚勃拉舍尔金币明明装在我的口袋里而默多克太太却偏偏说已经归还给她——这是一桩疑案。
我打开一本莱比锡出版的软皮封面棋谱，选择了用皇后将军——招数凶狠的一盘棋，先走了一步小卒。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起来。
我从桌子后边走出来，从橡木写字台上拿起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走到门后边。我把枪垂下，放到右腿边。
“谁呀？”
“布雷兹。”
我先回到写字台边，放下枪，再走回去把门打开。门口站着布雷兹，像任何时候一样高大、懒散，只不过这次样子更加疲倦。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个名叫斯潘格勒的年轻警官。
他们好像不经心地逼着我往后退，一直退回屋里。斯潘格勒走在最后，随手关上门。年轻警官的眼睛在我屋里前后左右扫了一遍，而布雷兹那更老练、更严厉的目光却紧紧盯着我的脸。他盯了我很长时间，最后绕到我身后，走到一只作躺椅用的长沙发前面。
“到各处看看去。”他从嘴角吩咐斯潘格勒说。
斯潘格勒从门口走过来，先到这间屋子后边看了看我吃饭的小餐室，又转身走到客厅。浴室的门吱呀呀地响了一下，他继续查看别的角落。
布雷兹摘下帽子，擦了擦头发已经脱落的脑顶。远处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那是我的厕所。斯潘格勒走回来。
“没有。”他说。
布雷兹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下。他把巴拿马草帽放在身旁。
斯潘格勒看见我放在写字台上的手枪，对我说：“我看看可以吗？”
我说：“你们两个人真是无事生非。”
斯潘格勒拿起我的枪，把枪筒放在鼻子前头闻了闻。他把彈夹取出来，把枪膛里的一颗子弹倒出来，压到彈夹里。他把彈夹放在桌上，把枪拿起来对着灯光，叫亮光从枪口一直射进枪膛。他眯缝着一只眼睛使劲往里看。
“就有一点儿灰尘。”他说，“挺干净的。”
“你希望在枪膛里看到什么？”我说，“红宝石？”
他没有理我，对布雷兹说：“我看这只枪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没有发射过子弹。我敢保证。”
布雷兹点了点头，咬着嘴唇，仔细看我脸上有什么表情。斯潘格勒还原枪里的部件，把枪放在一边，自己找张椅子坐下。他把一支纸烟放进嘴里，点着，非常满意地吐着烟圈。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子弹不是从点三八口径的长筒枪里射出来的。这种枪的子弹能够击穿墙壁，不会卡在死者的脑骨里。”
“你们这两个家伙在说什么？”我问。
布雷兹说：“说我们工作的事，谋杀。你也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以为你这屋子里有人说话。也许是旁边一间屋子。”
“也许。”
“你总是把手枪撂在桌子上吗？”
“不在桌子上就在枕头底下。”我说，“要么就挎在胳膊底下。也许在书桌抽屉里。也有些时候，我随手一搁，自己也想不出放在哪儿了。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吗？”
“我们上这儿来可没想跟你玩儿硬的，马洛。”
“太好了。”我说，“你们也就是在我屋子里来回走走，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翻翻我的东西。你们要是想来硬的的话，还要做什么——把我打倒在地上，踢我的脸？”
“别胡说了。”他对我笑了笑。我也回敬给他一个笑脸。我们三个人都笑了。然后布雷兹说：“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我指了指我的电话。他拨了一个号，跟一个叫莫利逊的人说：“我是布雷兹，我现在的电话是——”他看着写在电话机机座上的电话号码，念给对方听。“——什么时候都成。这个号码是一个姓马洛的人的。当然了，五分钟到十分钟，可以。”
他挂上电话，回到长沙发上。
“我想，你猜不到我们为什么找你吧。”
“我一直在恭候着你们光临呢。”我说。
“谋杀案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马洛。”
“谁说是闹着玩儿？”
“你的态度不是有点儿闹着玩儿吗？”
“我没有意识到。”
他看了斯潘格勒一眼，耸了耸肩膀，接着他又看了看地板。他慢慢抬起眼睛来，把目光转到我身上，好像眼皮非常沉重。我这时候正坐在棋桌前头。
“你常下棋吗？”他看着那些棋子问我道。
“下得不多。偶尔摆一盘，为了想事情。”
“下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我是按照记录下来的国际象棋棋谱走的，这些记录有不少已经印成书了。关于棋艺、棋谱，书多得很。这个玩儿法偶然也能帮我解决一些难题——嘿，咱们说下棋干什么？要不要喝点儿什么？”
“现在先不喝。”布雷兹说，“我跟兰达尔谈过你了。你这个人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他在办海滨发生的一件什么案子的时候。”布雷兹移动了一下地毯上的双脚，好像他感觉很累似的。他的一张苍老的脸上面满布皱纹，因为过度疲劳变得灰白，“兰达尔说你是不会杀人的。他说你这人不错，头脑清醒。”
“太感谢他了。”我说。
“他说你会煮咖啡，早上爱睡懒觉。另外你还爱说俏皮话，说起来没完。你说的话我们应该相信，假如我们能找到五个独立的见证人证实的话。”
“他这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说。
布雷兹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仿佛我刚才说的话正是他想叫我说的似的。布雷兹这人不爱笑，但他对人也不凶。他只不过是个踏踏实实干工作的大个子警察。斯潘格勒把头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望着一缕烟从纸烟头上升起来。
“兰达尔说我们对你得提防着点儿。他说你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精明。你是个总碰到麻烦的人。这种人比精明人更叫人头痛。这是他的话，你知道。我看你这人还不错。我喜欢把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所以我才把这些话告诉你。”
我说我很感谢他。
电话铃响起来。我看了看布雷兹，可是他没有去接的意思。我就把话筒拿过来，放在耳边。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有一点儿熟，但是我记不起来是谁了。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是的。”
“马洛先生，我遇到麻烦事了，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我一定得见你。什么时候我们能见面？”
我说：“你是说今天晚上？你是谁？”
“我叫格莱迪丝·克莱恩。我住在朗帕尔特的诺曼底旅馆。你什么时候——”
“你是叫我今天晚上就到你那儿去？”我一边问一边回忆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女人的声音。
“我——”电话咔哒一声断了。我坐在那儿拿着话筒，皱着眉头看了看布雷兹。他的面容非常平静，对我接到的电话一点儿不感兴趣。
“有个姑娘说她遇见麻烦了。”我说，“电话线断了。”我按着电话机的启动键，等着铃声再次响起来。两个警察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坐着。他们过于沉默，过于安静了。
铃声又响起来，我放开启动键说：“你是找布雷兹警长吧？”
“是的。”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好像有些惊奇。
“好吧，继续演戏吧！”我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我听见布雷兹只说了两三句话，就把话筒挂上了。
我从厨房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四朵玫瑰”和三只玻璃杯，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和一瓶果汁啤酒。我调制了三杯冰威士忌苏打，放在一个托盘上，拿回客厅里。我把托盘放在布雷兹坐的沙发前面的一张矮几上。我拿起两杯酒，一杯递给斯潘格勒，一杯拿回到我坐的椅子旁边。
斯潘格勒拿着我给他的酒，不知道该不该喝。他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掐着下嘴唇，目光转向布雷兹，看布雷兹是什么态度。
布雷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后来他长出了一口气，把矮几上的酒端起来，尝了一口，又叹了一口气。他侧过脸来，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当一个人想酒想得要命的时候，你递给他一杯，还调得非常可口，他只要喝上一口，就会像看到一个阳光灿烂、非常幸福的世界一样。布雷兹现在脸上的表情正像这样一个喝到酒的人。
“我看你的脑子真快，马洛先生。”他说。他把身体整个靠在沙发上，彻底放松起来，“我看咱们现在可以谈谈正题了。”
“不能按你这种方式谈。”我说。
“什么？”他皱起眉头来。斯潘格勒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听我们对话。
“在街上找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让她给我打电话信口胡说一套，然后你们就可以说，有人说她听到过我的声音，过去在什么地方。”
“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叫格莱迪丝·克莱恩。”
“她告诉我了。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布雷兹说，“好吧。”他伸出一只长满雀斑的手来，“从现在起，咱们不再玩弄花招了。我们希望你也规规矩矩的。”
“希望我什么？”
“希望你也别再耍小聪明。比如说，还藏着掖着点儿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不能藏着点儿什么不告诉你们，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我问，“我也不从你们那儿领薪水。”
“你又来了，马洛。别跟我们来硬的。”
“我这人不硬，我也不会动硬。我很了解警察。你还是把想说的快点儿说出来吧，别再玩刚才叫人打电话给我那种花招了吧！”
“我们去办一件谋杀案。”布雷兹说，“我们得尽快把它弄清楚。尸体是你发现的。他被谋害以前，你同他谈过话。他约你到他公寓去一趟。他给了你他的房门钥匙。你说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你。我们认为，你如果好好想一想也许会想起来的。”
“换言之，我最初跟你们说的是谎话。”我说。
布雷兹显得非常劳累似的笑了笑：“你干这个行当已经很久了，你知道一碰到谁被谋杀了，有牵连的人总想把自己摘清了，免不了不说实话。”
“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你们才认为我开始不说瞎话了？”
“当你说的话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满意了。”
我看了看斯潘格勒。他一直向前探着身子，好像准备随时要跳起来似的。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要跳，我想他只不过是非常兴奋。我又转过目光看着布雷兹。他可一点儿也没露出兴奋的样子。他像墙上的洞穴似的那么深沉，莫测高深。他的粗大手指正捏着一支雪茄烟，另一只手用一把小刀在切割裹住雪茄的玻璃纸。我看着他把玻璃纸割开，用刀子修了修雪茄烟的烟头，再把刀子收起来。我又看着他划了一根火柴，聚精会神把烟点着。像我第一次看见他点烟那样，让雪茄在火柴冒出的火焰上转了转。直到他吸了一口，认为烟已经完全点好，才甩了甩手里的长柄火柴叫它熄掉，放在矮几的玻璃面上，同那块揉皱的玻璃纸并排放在一起。我猜想他不管什么时候点雪茄，总要经过这一程序，一个细节也不改变。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这种人是危险的。他不如一个机警**的人那么危险，但比起容易激动的斯潘格勒来，布雷兹要危险得多。
“我是今天第一次见到菲利普斯的，过去从没见过他。”我说，“他说他在文涂拉见到过我。这话不算数，因为我不记得这件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怎样跟他会面的。他在跟踪我，于是我干脆迎上前去。他要找我谈话，把钥匙给了我。我来到他住的公寓。因为我敲门以后没有人开门，我就用他的钥匙打开房门，自己走进去了。他跟我说过我可以自己进去，我发现他叫人打死了。后来报了警。在发生了一系列同我毫不相关的事情以后，在亨驰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把枪。有人用它发射过子弹，这些事我都告诉你们了。我说的都是真话。”
布雷兹说：“你发现尸体以后到楼下面去找公寓经理，一个叫帕斯摩尔的人。你叫他跟你一起上楼，却没有告诉他你发现了死人。你还给了帕斯摩尔一张假名片，跟他胡诌了一通珠宝的事。”
我点了点头：“跟帕斯摩尔这种人打交道，又是在那种地方，我觉得应该留个心眼儿。我对菲利普斯感兴趣。我琢磨着，要是帕斯摩尔不知道菲利普斯已经叫人谋害，说不定他会泄露出一点儿消息来。但要是叫他知道警察很快就要闯进这幢房子，他就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了。我就是留了这么一点儿心眼儿。”
布雷兹从他的杯子里喝了一小口酒，又吸了一小口烟，开口说：“我想弄清楚的只有一件事。你告诉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千真万确，但是你还有可能没跟我们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什么？”我问，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
他拍打着膝盖，面色平静地端详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既无敌意，也无怀疑。这只是一个平和稳重的人在尽心做自己的工作。
“我要你明白这个。你在替人办事，我们不知道办什么事。菲利普斯在扮演一个私人侦探的角色。他也接了一个差事。他在跟踪你，如果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替人办的事和他替人办的事有没有重合的地方呢？如果你们两人的事相互联系着，我们就不能不把它调查清楚了。我说得对不对？”
“这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我说，“但这不是看问题的唯一角度，更不是我的角度。”
“你别忘记这是一桩谋杀案，马洛。”
“我没忘记。但是你也别忘记我在这个城市混事儿混了很久，至少十五年了。谋杀的事我见多了。有的案子破了，有的破不了，有的本该能破却成了疑案。也有极少数案件，两三件案子吧，虽然解决了却是错案。有人受了贿把真相隐瞒下来。但是这种事不会不泄露出来或者受到强烈怀疑的。至少人们会在背后议论。这类事虽然不多，但确实发生过。就拿卡塞蒂案件说吧。我想你也会记得……”
布雷兹看了看手表，说：“我累了。咱们还是忘掉卡塞蒂案件，接着谈这件菲利普斯的案子吧。”
我摇了摇头：“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咱们看看卡塞蒂案件就清楚了。卡塞蒂是个很有钱的人，一个百万富翁。他有个儿子，已经成年了。一天晚上，他找人把警察请到他家里。小卡塞蒂仰面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太阳穴上有一个枪眼儿。他的秘书死在旁边的浴室里，脑袋顶住浴室通往客厅的另一扇门，左手捏着一支已经着完了的纸烟，一个烟蒂。他捏着烟的手指肉皮都烧焦了。右手边扔着一把手枪。这人也是头部中弹，但不是枪口紧挨着肉皮被打死的，死前这人酗过酒。警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四个小时了。家庭医生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来了。布雷兹，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布雷兹叹了口气：“酗酒过度，先是杀人，后是自殺。秘书因为发酒疯，把小卡塞蒂打死了。这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你是要我这么说吗？”
“你在报上是这么读到的。”我说，“可这不是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你也知道这不是实情，地方检察官也知道。可是地方检察官下面的预审员几个小时以后就被调走，不再审理这个案子了。没有进行尸检。城里的每个记者，警察局凶杀组的每一个警察都知道是小卡塞蒂杀的人。小卡塞蒂喝醉了，撒起酒疯来。秘书想劝住他，根本管不住。后来秘书逃到隔壁房间，还是被卡塞蒂追上打死了。卡塞蒂是枪口紧挨着皮肤打死的，秘书的不是。秘书是个左撇子，被枪打死的时候左手还拿着纸烟。即使不是左撇子，一个人要是用枪杀人也不会先把纸烟换到左手里。谁也不会一边随随便便地拿着根烟一边开枪。枪战片里的枪手可能这样，阔人的秘书却不会这样。在他们把警察找来的四个小时里头，这家人同家庭医生都在干什么呢？他们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最后的调查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为什么不看看秘书的手上留没留下火药遗痕？因为他们不想叫人知道真实情况。卡塞蒂是个有权势的人。这也是桩谋杀案，不是吗？”
“反正这两个人都死了。”布雷兹说，“谁把谁开枪打死了有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想想卡塞蒂秘书的家人吗？”我问，“他可能有母亲，或者有妹妹，或者有妻子，也许三者都有。他们都有自尊心，都有信仰，都对死者有很深的感情。可是现在这个叫人杀害了的人却变成酗酒的精神病人了，只因为他的雇主的父亲是个大富翁。你想过这些吗？”
布雷兹慢吞吞地拿起酒杯，把酒一口一口慢慢喝光，再慢慢把杯子底朝上地扣在矮几的玻璃面上。斯潘格勒身体僵直地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嘴唇半启，仿佛在微笑，可是那笑容已经僵在脸上了。
布雷兹说：“把你的要点说清楚。”
我说：“除非你们当警察的不出卖灵魂，你们就收买不了我的灵魂。除非你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信赖，永远寻求真实，把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调查清楚——除非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违背我的良心行事。我需要尽一切力量保护我的雇主。我需要得到保证，你们不会伤害他，正像你们不叫事实真相受到歪曲似的。要是不这样，你们就把我拖到哪个能叫我开口讲话的人那儿去吧！”
布雷兹说：“听你说的这些话，你倒像挺有良心的。”
“让良心见鬼吧。”我说，“咱们还是再喝一杯吧。喝过酒以后你们可以同我谈谈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布雷兹笑了笑：“那个女的住在菲利普斯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听见一个男人跟菲利普斯在门口说话。这个女人白天在什么地方当引座员。我们想她可能听到过你说话的声音。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她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很粗野。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你们才想到我了，是不是？”我说。
我拿起三只空酒杯，走进厨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