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克尔山是老区，一个破败的失落的城区。那里面住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虽然很久以前这里是有钱人的住宅区，至今街道上仍然矗立着几座哥特式楼房。宽大的门廊，墙头上盖着圆角木瓦，凸出墙外的窗户和纺锤形的塔楼。现在，这些房子都已成为出租房屋，过去屋里打着蜡的木条镶花地板，现在已经快被鞋底磨穿。宽大的楼梯虽然又涂过廉价油漆，也早已变得乌黑，而且积满灰尘。住在高大房间里的房东太太不断同身份可疑的房客吵嘴，门前的走廊上坐着一些无所事事的老人，目光呆滞地向远处望着。他们脚上的皮鞋都已裂了口，面容凄惨，像是打了败仗的老兵。
这些老房子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不怎么干净的小餐馆、意大利人摆的水果摊、廉价公寓住房的糖果店。糖果店除了卖糖果外，还卖一些比糖果更叫人恶心的东西。这里也有几家低档旅馆，住旅馆的人在登记簿上签的名字多半是史密斯或者琼斯，而旅馆的职员除了给旅客登记、守门外，也兼做拉皮条的差事。
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女人年纪应该还很轻，可是那张脸已经像隔日啤酒那样陈旧。男人们都把帽檐拉下来遮住半个脸，目光鬼鬼祟祟。走出大门首先卷起手，遮住眼睛向街对面看看，接着再用这只手挡风划着了火柴。这里也有知识界人物，穷困潦倒，因为吸烟太多总在咳咳地咳嗽。警察的面容硬得像花岗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吸毒的和贩毒的，毫无特色、也知道自己是毫无出众之处的人。偶尔你也可以在这里碰见个真正有工作的人，但这些人一般都很早就出去。那时地砖已经裂了口的人行道上还是空的，只有清晨的露水。
我来到这里还不到四点半，但已差不多了。我把汽车停在庭院街的一头，火车从下面希尔街沿着黄土坡爬上来。这里也是终点。我沿着庭院街往前走，找到了弗罗伦斯公寓楼。这是一幢三层灰砖楼房。底层低于地面，一排窗户，同人行道是同一高度，外面罩着生了锈的护网。大门镶着一块玻璃，玻璃上涂着的字已经残缺不全。我开门进去，下了三级台阶，来到一间非常非常小的前厅，不用伸胳膊就摸得着左右两边的墙。楼梯口凹进的地方有一部付费电话。一张牌子写着：房管经理，106室。前厅的最后边有一扇屏门，门后边一溜摆着四个垃圾桶，一群苍蝇正在上面跳舞。
我走上楼梯，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垒球赛实况广播还没有结束。我一边看门上的号码一边往前走。204房在过道右边，播放垒球赛的房间在它的正对面。我敲了敲门，门里没有声音。我又敲了几下，比刚才敲得更响。我背后传来垒球赛场观众的呼喊声。我第二次敲了敲门。我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乔治·安逊·菲利普斯给我的名片，一边从过道尽头一扇窗户里往街上看。
街对面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殡仪馆，干净、整齐，白漆门脸一点儿也不显眼。正门上面绿色霓虹灯组成一行小字招牌：彼得罗·帕莱莫殡仪馆。一个穿黑衣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从门里面走出来，倚着白墙站着。这人长得很漂亮：黝黑的皮肤，秀气的脑瓜，灰黑头发背向脑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珐琅烟盒，从远处看，不是银的就是白金的。他用两根细长的棕色手指不慌不忙地把烟盒打开，取出一支金嘴纸烟，把烟盒放进口袋，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纸烟。打火机同烟盒看来是一套。他把打火机装起来，交叉双臂，眯缝着眼睛茫然向前看着。从他纹丝不动叼在嘴里的纸烟上冒出一缕烟，笔直地从他面孔前面升上去。这缕烟又细又直，很像黎明前从即将熄灭的篝火堆里升上天空的烟柱。
在我背后举行的垒球赛又有一个击球手击中球棒，飞也似的跑出去，我不再注视那个意大利高个子。我把钥匙捅进204室的锁孔，走进屋去。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屋子，铺着棕色地毯，家具不多，冷冰冰的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一打开门，就看到迎面靠墙摆着一张床和一面把人照走了样的镜子。镜子里的我活像刚刚同一伙人抽完大麻后偷偷溜回家。另一屋子里有一把桦木安乐椅，一只看上去像沙发椅似的硬邦邦的东西摆在安乐椅旁边。窗前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灯，安着带褶的灯罩。床两头的墙上各有一个小门。
左边的门通向一间小厨房。厨房有一个假大理石的洗碗池和一只三个火眼的炉具。一只旧冰箱在我开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它喀哒一声启动，开始痛苦不堪地抽搐起来。厨房的案子上留着一个人吃剩的早餐——没有喝完的杯子，一块烧焦的面包和面包渣儿，碟子里一抹已经溶化了的黄油，一把脏刀子和一把发散着夏日粮食的陈谷子气味的咖啡壶。
我绕到床的另一头走进另一扇门。这里有一个存放衣物的小过道，一只橱柜一半嵌在墙里面。橱柜上放着一把梳子，一把沾着几根黄头发的黑刷子，一瓶爽身粉，一只灯罩已经破裂的手电筒，一个拍纸簿，一只钢笔，墨水瓶和吸墨纸，一个玻璃烟灰缸，里面放着香烟、火柴和半打纸烟头儿。
橱柜的几个抽屉加在一起也不比一只手提箱大，里面只装着内衣内裤、袜子和手绢。衣架上挂着一套黑灰色西服，虽然不太新但还穿得出去。橱柜下面地板上塞着一双积满尘土的皮便鞋。
我推了推过道里的洗浴间。浴室的门只开了一英尺就卡住了。我的鼻子抽搐了一下，我感到嘴唇一阵发麻，门后边飘过来的是一股又腥又苦的气味。我把身体倚在门上，门又开了一点儿，但马上就弹了回来，好像门那边有一个人在顶住它似的。我从门缝里探进头去。
浴室太小，他躺在地上伸不直腿。他的两个膝盖跷起来，向一边歪着。他的脑袋挨着里边的墙，没有抬起来，而是紧紧卡在墙角里。他身上的衣服有的地方皱皱着，墨镜有一半已经从上衣的前胸口袋里蹿出来。他的右手平摆在肚子上，左手搁在地板上，手掌向上，手指微微拳着。脑袋右侧，金黄的头发上凝着一块血疙瘩。他的嘴张着，嘴里满是血沫。
门是被他的一条腿顶住的。我用力推了推，侧着身挤进去。我蹲下来，用两个指头摸了摸他的脉博。他脉搏早已停止了跳动，皮肤已经冰冷，但这也许是我的感觉，他还不至于一丝热气也没有。我站起身，背靠着门，双手插在裤袋里握着拳头。我闻到屋子里还残留着的火药味。垒球赛还没有结束，只是隔着两扇门声音好像非常遥远。
我站在那里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没有什么，马洛。这里没你的事儿。与你毫不相干，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走吧，快点儿走吧。
我把身子站直，拉开门，从小过道走回到起居间。镜子里有一张脸望着我。一张焦虑不安、带着哭相的脸。我赶快把脸转过去。我拿出乔治·安逊·菲利普斯给我的钥匙，放在潮湿的手掌里擦了擦，放在桌灯旁边。
我在开门和走出去关门的时候，两边的门柄我都有意用手掌涂抹了一下。垒球赛的道奇队已经以七比三领先，现在第八局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一个喝得醉配醺醺的女人正在对面房子里唱《弗兰基和约翰尼》。她的嗓子并不美，威士忌酒也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一个男低音对她大声呵斥，叫她住口。但是女的正唱到兴头上，她只顾引吭高歌。然后，屋子响起一阵脚步声。一声巴掌响和一个人大声尖叫。歌声停止了，垒球仍在继续进行。
我在嘴里叼了一支纸烟，点着，走下楼梯。我在底层光线幽暗的前厅里站住，望着那块小牌子：房管经理，106室。
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要看这块牌子？我用牙齿叼着纸烟，在这块牌子前面站了半天。最后我转过身，往楼道后边走去。一间房子的门上钉着一块小珐琅牌：房管经理室。我敲响了这扇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