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信 （2）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长和他那一帮人这么经常地失策，首先是因为没有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其次是估计不当，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巧妙主意，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想到他们自己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他们只有这一点对——他们自己的智谋忠实地体现了大众的智谋，可是如果那个罪犯的鬼主意在性质上跟他们自己的不一样，他会使他们枉费心机的。当然罗，如果比他们自己的高明，那就老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如他们，那也时常会这样。他们进行调查的原则一成不变；至多，由于情况非常紧急，或者在重赏的促使之下，他们会把老一套的办法扩充或者变本加厉地运用一番，可也不会去碰一碰他们的原则。例如，在D一这桩案子里，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去改变行动的原则呢？钻孔，用探针刺探，测量，用显微镜观察，还有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编了号的平方英寸，这一大套是干什么呢？这不过是根据那一套对人类的心机的见解，把警察局长在长期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还能是别的吗？难道你没有看出，他认为理所当然，凡是人要想藏信，虽然不一定去把椅子腿钻个洞，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这岂不是跟劝人把椅子腿钻个洞来藏信的主意一脉相承吗？难道你也没有看出，这样考究的藏东西的角落只适合于寻常的情况，大概只有智力寻常的人才会采用；可以说，在凡是要隐藏东西的案子里，对所隐藏的东西的处理，以这种考究的方式来处理，这首先就是可以想见的，而且本来料得到的；因而，要查出赃物，完全不必依靠才智，而全然是依靠追查的人细心、耐心和决心；遇到案情重大，或者从政治眼光看也同样关系重大，而且赏格非同小可，那倒从来没听见有在所说的这些条件上失策的。现在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譬如说，假定失窃的信确实是藏在警察局长搜查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假定藏信的原则包括在警察局长的那些原则之内，那么，查出信来大概也原本不在话下。可是，这位长官却完全受了蒙骗。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因为D一已经有了诗人的名气。凡是笨蛋都是诗人；这位警察局长觉得就是这样，他不过是犯了使用不周的命题的错误，而因此推断出，凡是诗人都是笨蛋。”
　　“可是这一位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一共是两兄弟，两个人都在文才上有名气。我知道这部长在微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一位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大概是善于推理的；单单作为数学家，他根本不能推理，大概要任凭警察局长摆布了。”
　　“你这些意见使我很吃惊，”我说，“那可是全世界一向反对的意见。你不是想把多少世纪都融会贯通的意见一笔抹杀吧。数学推理早已被认为是最好的推理。”
　　“‘十之八九，’”迪潘引用沙福尔①的话回答道，“‘任何公认的意见，任何公认的常规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都只适合群众。’就算你对，数学家们也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传播你所指的为一般人接受的错误，可是把它当作真理来传播，错误还少不了是错误。例如，他们不惜小题大做，把‘分析’这个词暗暗挪用到代数方面。法国人是这种特殊的障眼法的创始人；可是如果某一名词还多少值得重视…··如果字眼由于使用而产生了什么价值……那么，‘分析’表示‘代数’，差不多就象人们把拉丁文‘ambitus’当作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neshonesti’表示一群高尚人物一样无稽。”
　　“我明白了，”我说，“你要跟巴黎的一些代数学家争论一下；不过，说下去吧。”
　　“关于用抽象逻辑以外的其他任何特殊形式培植起来的理智，我对它的效用，也就是它的价值，表示怀疑。我尤其怀疑的是，由研究数学而引导出的理智。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的推理仅仅是在考查形状和数量时的所用的逻辑。所以会铸成大错，在于设想连所谓纯代数的真理也都是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而且这种错误又错得这么异乎寻常，从它一向为人们接受的普通程度来看，我觉得十分令人厌恶。数学的公理并不是普遍真实的公理。譬如，适用于表示关系，表示形状和数量的正确道理，用在伦理学方面却往往大错特错。在伦理学上，要说各部分累积之和等于整体，那常常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在化学方面，这个公理也不能成立。在考察动机的时候，它不能成立，因为两种①沙福尔（1740－1794），法国作家；他的警句曾在宫廷中流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杀。动机，各有既定的价值，把二者结合起来得出的价值不一定等于它们各自的价值之和。还有其他的许多数学真理，仅仅在表示关系的限度之内才是真理。然而数学家却出于习惯，根据他的有限真理来论证，仿佛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性质、也正象全世界的确以为它们都能普遍适用似的。布莱恩特在他的十分渊博的《神话》中提到一种类似的错误根源，他说，‘虽然异教的传说是不可信的，我们却不断地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把它们当作既存在的现实，根据它们来进行论证。’对于代数学家，既然他们本身是不相信基督的异教徒，‘异教的传说’就是可信的，他们根据这些来论证，与其说是出于记性不好，倒不如说是出于不可理解的一种糊涂头脑。总之，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在求等根以外能靠得住的数学家，也没有哪个不是私下里坚信X*X＋PX是绝对无条件地等于q的。如果你愿意，你不妨试一试，对这些先生之中的某一位说，你相信可能出现X*X＋PX完全不等于q的情况，在你使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之后，你赶紧溜走，让他抓不住你，因为没有疑问，他是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的。”
　　这最后一句话只使我觉得可笑。这时迪潘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位部长不外是一位数学家，警察局长也没有必要把这张支票给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措施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还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照我估计，不会不了解到普通的警察行动方式。他不会不预料到，而且事实证明他早就料到他会遭受拦路抢劫。我又想，他必定也预料到他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里过夜，警察局长认为这一点肯定有助于警方的成功，我只认为这是诡计，向警察提供进行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早一点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子里，而且G一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觉得，关于警察在搜查隐匿物件时不变的行动原则，这里面有一整串的想法，刚才我已经费力地向你详细讲过了，我觉得在这位部长的头脑里也必然考虑过这一整串的想法。这必然会使他看不中一切寻常的隐藏东西的角落。我又想，他不会这样不中用，看不出在警察局长的眼睛，探针，手钻和显微镜的检查下，他旅馆里最奥妙、最偏僻的隐蔽的角落都是象他的壁橱一样敞开的。最后，我看出来，他大概要被迫而求其简单了，如果不是有意选择，也是理所当然。在警察局长头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向他提出，这桩奇案所以使他十分为难，也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罢了，你也许还记得起来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
　　“对，”我说，“他笑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真以为他要笑断肚肠的。”
　　“物质世界，”迪潘继续说，“有许多和非物质世界极其类似的地方；因此，修辞学的教条也还有其可信之处，例如它说：隐喻或者明喻既可用来润色一篇描述，也可用来加强一个论点。举例说，惯性力的原理，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物体要比个小物体难以起动，而且后来的动量也是与这种困难相称的，这在物理学上是真实的，然而在形而上学上，智能较大的有才识的人虽然在运用才智时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有锐势，更持久，更多彩多姿，但是在开始前进的头几步，他们不大容易动，比较拘谨，充满了疑虑，这也是真实的，不亚于前者。再则，你有没有注意过沿街的商店门上的招牌，哪一种最有吸引力？”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我说。
　　“有一种智力测验的游戏，”他重新说下去，“这要用地图来玩。玩的一方要求对方找出一个指定的字一城镇、河流、国家或者帝国的名称，总之，在地图的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字。玩这种游戏的新手，为了难住对方，通常都是让他们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是老手却选择那种从地图的一端拉到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这些，就象街道上字型过大的招牌和招贴一样，正由于过分显著，反而没有引起注意；在这里，视觉上的疏忽和是非上的失察可以说惟妙惟肖，正因为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十分突出，十分明显，有才智的人在思考时反而把它们放过去，没有理会。不过，这个问题，看起来，可能超过了警察局长的理解能力，也可能是他不屑于考虑的。他从来没有想一想这位部长也许，甚至可能拿信放在大庭广众眼前，把它当作让谁也不会有所觉察的绝妙好计。
　　“可是我愈是想到D一的敢作敢为，勇往直前，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处，一定总是把它放在手边；想到警察局长得出的明确的证据——信并没有藏在这位尊贵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围之内；我愈是相信，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采取了经过周密考虑的精明手段，索性不去把信藏起来。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备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完全出于偶然，到部长的旅馆里去拜访。我发现D一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懒洋洋地躺着闲混，跟平常一样，而且装出一副无聊之极的神气。在目前还活着的人里面，大概可以说，他是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了——不过，只有在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是这样。
　　“为了对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弱，并且为必需戴眼镜感叹了一番；我装做只顾和我的东道主谈天，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谨慎地把房间里详细察看了一遍。
　　“我特别注意到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张大写字台，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和其它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然而，在经过长时间周密的观察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我用眼睛向房间里巡视了一圈，最后，我的眼光落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的好看而不值钱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着一根肮脏的蓝带子，吊在壁炉架中下方一个小铜疙瘩上晃来晃去。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已经弄得很脏，而且给揉皱了，它已经差不多从当中断成了两半，仿佛起初的打算是觉得这封信没有用，要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面有一个大黑印章，非常明显地印着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这封信是写给D一这位部长的，纤细的字迹象是出自女人的手笔。它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好象很轻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的。
　　“我一瞧到这封信，立即断定这正是我要找的那封，当然，从外表的各方面来看，这跟警察局长向我们宣读的详细说明完全不同。印章又大又黑，印着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在原来的信上是一个小红印章，印着S一家族的公爵信章。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迹纤细，出自女入的手笔，那封信姓名地址抬头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扩鲜明，只有信的大小跟原信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区别的截然不同，也嫌过分肮脏；信纸污染和破损的情况，这些都跟D一实际的有条不紊的习惯那样自相矛盾，而且那样使人联想到这是在企图欺骗看到信的人，让他以为这封信没有用，这些情况，再加上信的位置过分突出，来访的每一个人完全看得清清楚楚，这正同我先前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这些情况，嘿，对于一个抱着怀疑的目的而来的人来说，都是引起疑心的强有力的证据。
　　“我尽可能拖长这次访问的时间，我一方面跟这位部长极其热烈地高谈阔论下去，我深知这个题目万无一失，一定会使他感到兴致勃勃，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经过这样的观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情况，使我排除了我原来感到的任何一点疑问。在仔细观察信纸的边角的时候，我看出边角的伤损超过了似乎应有的程度。信纸破损的样子，仿佛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用文件夹压平，然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足够了。我看得很清楚，这封信翻了个面，好象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过。我于是向部长说了一声早安，立即告辞，可是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假托拿回鼻烟壶又去访问，我们又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谈下去。可是，谈着谈着，又听见紧挨着旅馆的窗户下面很响地爆炸了一声，仿佛是手枪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的声音和吓坏了的人群喧叫的声音。D一冲到一扇窗口，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旁边，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时用一封复制的信来掉包（只从外表来说），这是我在家里先仔细地复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我用一块面团当作印章，做起来很方便。
　　“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带滑膛枪的人的胡作非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儿童中间放了一枪。可是经过查证，枪膛里没有实弹，就把这个家伙当作疯子或者醉汉随他自己走开了。他走之后，D一也从窗口回来了，我一拿到我要的东西也立刻跟着他走到窗口。不久之后，我向他告辞。那个假装的疯子是我出钱雇来的。”
　　“可是你用复制的信来掉包，你有什么目的吗？”我问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那岂不更好吗？”
　　“D一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说，“而且通事沉着。他的旅馆里也不是没有甘心为他效劳的仆人。假使我象你提出的那样轻举妄动，我大概永远不会活着离开那位部长的旅馆了，好心的巴黎人大概再也不会听到有人说起我了。你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倾向。在这件事情上，我充当了那位有关的夫人的坚决拥护者。这位部长已经把她摆布了十八个月。现在要由她来摆布他了，既然他没有发觉信已经不在他手里，他会继续勒索，仿佛信还在手里一样。因此，他就免不了要弄得他自己马上在政治上毁灭。他的垮台，与其说是一落千丈，倒不如说是难堪。常言说，下地狱容易，这种话好倒是好，可是，在各种各样的攀援过程之中，正象卡塔兰尼谈唱歌一样，升高要比降低容易得多。对于他这样除了格的人，我不同情他，至少是不怜悯他。他是那种十分残忍的怪物，一个有天才而不顾廉耻的人。不过，我得承认，等到警察局长称之为‘某一位大人物’的那位夫人公然反抗他了，他只好去打开我放在卡片架里那封留给他的信的时候，我倒十分想知道他究竟有何感想。”“怎么？你在信里写了什么东西吗？”“呀…··要是在信封里放一张白纸，那也看起来完全不妥当……那岂不是侮辱。先前有一次，在维也纳，D一做了一件对我有损的事，我十分委婉地对他说，我是该记住这件事的。所以，既然我知道他会觉得有点奇怪，想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觉得如果不给他留下一点线索，未免遗憾。他很熟悉卡塔兰尼（Catalano1780—1849）：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我的笔迹，我于是在那张空白纸当中抄写了几个字：
　　“……这样恶毒的计策
　　如果配不上阿尔特拉厄，
　　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
　　这些话在克雷比戎的《阿尔特拉厄》里可以查得出来。”